台灣許多從政者不受尊敬，

都是自找的！

第一、他們未能立德、立言、立功；

第二、他們習慣於「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的思惟。

後者，來自於民粹意識的抬頭，

從早期解嚴時候起，

人民上街頭表達心聲、爭取合法合理的權益，

到後來，

許多人民、團體透過集會結社而「掠取」過度的權益，

在這個過程中「經手」人民、團體的「陳情」、

「反映民意」的從政者、民意代表，

慢慢習慣於享受人民或團體恭維他們的光環和諛詞，

自我膨脹之下，

也慢慢將這些「掠取過當權益」的模式內化於自身。

於是，

基層的人民向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立法委員等陳情、投訴、請求……，

而下階層的民意代表〔當然包含所謂的村里長等公職人員〕，也習於向上級陳情、投訴、請求……。

民主的正向思考，

就是逐層反映民意，

但在台灣，

很多時候是逐層擴張民意，

而在擴張的過程中，

就不免於誇張，

於是又過度膨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

於是，政壇的流言風潮、放話風潮興趣，

這些流言與放話，目的也不過是要鞏固及擴張自己或黨派的權益。

民法的用語很有意思──權利能力。

在民法的構成要件中，

權利、能力是一體的兩面，

彼此檢驗在各相關法條方面是否適格，

因此，

民法可說是一種權利能力探討的法律，

是規範人在何種狀況下適用的權利能力。

在政治上，

更該有這種權利能力的觀念與概念。

不論是法律上的規範，

更要推述到政治行為的規範。

這種規範，

不是來自於政黨或政府的拘束，

說實在的，

以目前藍綠政黨對其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

乃至於到目前為止的政府官員，

根本沒有所謂的實質拘束力，

最大的拘束力量，

仍在於民間。

因此，

當前教育部主祕莊國榮在民進黨的造勢活動中，

因粗言成了全國人民撻伐的對象，

就是一種民間拘束力量的展現。

同樣地，

面對這些檯面上的從政者，

民間更該展現對他們的拘束與制衡；

透過「權利能力」的觀念，

建構政治上的「權利能力」概念與定義，

可以成為民間實質約束從政者的力量。

具有何等層次的權利，

少有執行何等行為的能力，

否則，就是不適格。

而在具有執行何等行為的能力條件，

才具備適於何等行為層次的權利，

才有得、喪、變更於這些「權利範圍內」的所有規定。

現在的從政者，

有多少人「可以」具備這樣的權利能力？

每次選舉後，

不論是勝或敗的政黨、參選人及其所附屬的政治人物、意見領袖、人民團體，

總是「話特別多」而且又「特別不聽別人怎麼說」，

更糟的是，

當事人經常不說，

而是他身邊的人說──放話，

或是坊間及政壇「傳說」──流言。

最糟的是，

當事人根本無此意，

身邊的人（所謂的核心人士），

或自認是身邊的人（所謂的接近核心人士「的朋友」）放話，

或是引述令他們感到不平的流言，

反而造成當事人撇不清、困擾不已，

甚至行情下滑……。

台灣，這類從政者（，此時，還有人會認為他們值得稱頌為「政治家」嗎？）很多。

他們在意的是什麼呢？

如果反問：

你們要求的事物有何重要性呢？

與未來的國家治理有何重要關連呢？

你們「怎麼知道」這麼多當事人不講的事呢？

要嘛，就當事人自己說，

否則，就當作當事人根本沒有說。

所謂的「權利能力」是依附當事人而來，

而不是擴及到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

既然，當事人都不主張其權益，

也不爭執任何的爭點，

更沒有委託法律上所謂的代理人、輔佐人，

即使心中不平，

也表示「不主張」任何的權利能力。

那麼，

旁邊的人憑什麼嚼舌根？

他們講的話，

又代表什麼？

過去2、30年來，

台灣的民主運動讓學法律的律師界們牽著走，

過去8年來，

整個台灣律師治國，

卻更不講法治，

完全脫了法治國的根砥；

現在，

告別了律師治國的世代，

人民，

試著以法律的觀點，

約束、制衡那些想在政壇掠取「不當利益」的從政者吧！

不論藍、綠或是任何其他色彩，

也不論是今天的民進黨主席選舉，

或是兩天後的520總統就職大典。

對所有從政的人──一視同仁。

這些人，

以政治為職業，

就要有「職業道德」；

而人民，

也不要再輕信放話、流言，

主角不說話，

配角也只能說「自己的話」，

否則就是誇大、不實、栽贓、汙蔑，

在心中立一把尺，

試看看，

能不能找到心中尊敬的從政人士，

屆時，

很樂意聽到對「政治家」的推崇與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