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紛雜的史料，往往使研究者望資料興嘆，無從下手；對於手邊偶然得到的相關材料，也不知道它在該領域之中扮演怎樣的地位。這個時候，如果有一本史書、一本概論，那麼對研究者對該領域跨出第一步，將有莫大的幫助。在新馬古典詩，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便是這樣的著作。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博士論文，199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版權頁所載的完整書名，為《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書中論述的範圍，以《叻報》創刊的1881年為起始，以日軍占領馬來亞的1941年作結束。但為了說明方便，論文實際研究的時間下限，定在1950年。在1881~1941的61年中，新、馬兩地共出現40種中文報紙（今存22種），該書的取材，以這22種報紙為主，以個人著作、雜誌刊物的資料為輔。這本書是建構馬來亞文學史的一次成功嘗試，在體例上，有幾點可以特別注意：

一、               以中國的政治事件為經、以新馬的媒體反應為緯

這是一本流寓文人的文學史。面對棼繁的史料，敘史者勢必要找出一種分期法，以便進行系統的認知。作者放棄了文學發展的分期，因為「馬華舊體詩打從開始就已經是成熟的文學形式，因而沒有詩體的產生與演變一類問題。」[1]放棄了敘述文學流派的寫法，因為「過去出現過的會賢社、圖南社、麗澤社、樂群文社、會吟社、檀社等組織，只是提倡寫詩作文，沒有形成詩風，也沒有出現流派。」[2]也放棄了以朝代作章節的區分法，因為「馬華舊體詩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完全沒有朝代的先後問題。」[3]作者最後採用的是以中國政治事件作分期的手法，因為馬來亞華僑、避難南來的流寓人士，對中國政治持續保持關心，並反應在報紙上。因此，以中國政治事件作分期依據，不失為恰當的處理方式。該書將61年的馬華舊體詩史分為六個時期：（一）甲午戰爭前後（1881~1895）；（二）戊戌維新運動前後（1896~1900）；（三）辛亥革命前十年（1901~1911）；（四）新文化運動前後（1912~1926）；（五）國共紛爭時期（1927~1936）；（六）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1）。六章之下，再分述不同時期不同媒體的反應。

其實作者完全可以以媒體史為經，以政治史為緯。但作者採用以政治史為經的方式，便把各媒體的激進與保守，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反應的特色，都彰顯出來。不過這裡有一點必須明白指出，作者以政治事件為舊體詩分期的作法，並非沒有瑕疵，例如甲午期、戊戌期的「舊體詩」，對中國政治事件的反應是冷漠的，將舊體詩的1881~1895界定為甲午期、1896~1900界定為戊戌期，不無可議。僅管如此，這些時期的詩人並非真的對政治冷漠，他們的報人身分、文人身分，依然對政治抱持高度關心，只是未把這樣的關心用詩歌來表現而已。

二、               以附論的形式，拓寬讀者對馬來亞漢詩的背景視界

　　該書的第一章第二節，是長達41頁的〈馬華舊文學概況〉，將詩歌以外的馬華舊文學作了概述。作者此處以文類作區分，分述散文、小說、粵謳三種體裁的概況。其中散文因為包含了言論散文[4]，對中國政治、新馬社會有所評論，而蘊含了豐富的時代內容。粵謳以民俗文學劃入古典文學，是臺灣讀者所陌生的文類。透過作者的敘述，我們明白粵謳本是歌唱愛情的民間歌謠，但革命黨人為爭取華僑支持，用粵謳來宣傳反清思想，為粵謳這一文類增添新的內容。凡此種種，雖與舊體詩無直接關係，但卻讓我們對於整個時代報紙的氛圍有更多的認識。

　　除第一章外，該書第二到七章的第一節，都是寫華僑對中國政治事件的反應。作者的取材主要仍來自報紙，但是以言論散文為大宗。這一節讓讀者更明確地感受到華僑對中國政治的反應。

三、               史料的大量披露

　　雖然作者有其史觀立場，但對史料，卻是不分媒體、盡量披露的。面對龐雜的史料，作者似乎後繼乏力，因此全書寫來，前半部分析較多，後半部分析較少，甚至只作分類，未作分析。然而作者將史料分類並加以披露後，這些未經分析的史料，本身也會說話。如第六章第四節，介紹的是「同時期報章副刊中最無特色」[5]的《新國民日報》，該報為國民黨黨報，「對國家大事卻不敢在詩中積極表示」[6]，然而作者仍然錄了十一個詩人的詩作，讓讀者可以窺見一斑。在這十一首詩作中，斐然的〈巫俗雜詠〉描寫馬來亞當地的風俗，應當是作者所欣賞的一類詩歌。做為第一本馬華舊體詩史，無前人可資依傍，因而無力細加評論，是可以諒解的。然而作者的可貴在於未因此而直斥該刊物該時期是「一片空白」，含混帶過，仍留下十一個詩人的詩作，讓未來的研究者從中嗅聞學術的氣味，這樣的用心應當特別指出並予以肯定。

四、               鎖定舊體詩的媒體時代

據作者所述，1950年代開始，新、馬地區的舊體詩集印製蓬勃發展起來，但同時，報紙上的舊體詩卻逐漸淪為點綴品。1950年正好是詩集崛起而報紙園地沒落的一年，作者以這一年為確切的研究時間下限，或許是為了要將目光鎖定在以媒體為詩壇園地的時代。縱觀全書的取材，以報紙為主，以詩集為輔，也正因為1950年以前詩集不多，詩壇上有影響力的是報紙的緣故。作者鎖定舊體詩的媒體時代，使這本書除了是馬華舊體詩61年的演進史之外，也夾帶了馬華61年報紙演進史的身分。

以上是筆者對該書在體例上的觀察心得。除此之外，本書尚有一些特點值得提出一談：

一、  重視地方特色

舊體詩是泛中華文化的產物，不管中國、日本、馬華、臺灣、港澳，有中華文化浸染的地方，就有舊體詩。但如果能加入屬於地方的特色，那麼舊體詩就更融入當地的文化；即使以舊體詩本身而言，各地的方言語彙、風土民情，也是舊體詩在今日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養分。作者對於具備馬華特色的舊體詩，不論是詩中提到與馬來亞土著的交遊、以馬來語入詩、描寫馬來亞風土民情，或者第一個作舊體詩的甲必丹，都能特別指出，使原詩作者的用心為後人所知。

二、  否定宗教與趣味性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這本書保留不少舊式中國大陸論文的思維習慣，如反宗教、反幽默、重社會內容等等。從書中可以得知佛教思想曾在新、馬華僑界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太虛南來弘法、圓瑛南來募款、邱菽園晚年篤信佛教、佛教團體借報紙版面辦刊物……書中雖然提及，卻未深論。在書中，「禪味」甚至是一個負面的詞彙。而幽默與趣味，或許因為它們削弱批判的戰鬥力，而受到非議。「標榜趣味」與「逃避現實」，在本書中幾乎是一體兩面的同義詞。僅管如此，指出馬來亞漢詩中有佛教、趣味等成分，仍為有興趣的研究者指引了方向。

三、  作為認識臺灣古典詩壇的參考

　      本書的出版，使臺灣的讀者也能瞭解馬來亞漢詩的概況，觀察到馬華與臺灣古典詩壇相通的地方。書中提到題詠活動，即臺灣的「徵詩」；而嵌字徵聯活動，即臺灣的「詩鐘」。由此可知，徵詩、詩鐘，既不是馬來的特色，也不是臺灣的特色，而是臺、馬、甚至更多地方所共有的。然書中幾乎不提及擊缽詩，則突顯擊缽吟在臺灣的盛行是一種特殊情形。此外，在臺灣頗負盛名、但人們又知之不多的邱菽園，在該書中有詳細的評論；一些與臺灣有關的詩人，如李季琛、卓應龍的詩作，在書中也保留蛛絲馬跡。因此閱讀此書，非但有助吾人瞭解馬華舊體詩的演進，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形象，也能認識得更為立體。

　　作者在本書的「後記」曾說，這本論文本不欲出版，理由有二：一是它並非體大思精的著作，沒有藏諸名山的價值；二是它用中文寫成的，此時此地（指新加坡）許多人已經看不懂了。言下似不勝欷歔。然而作者的朋友說：「與其讓蠹魚吞食，不如付印成書，以示查閱資料的艱辛勞碌。」[7]因為這句話，使作者決心將擱置多年的論文，付梓出版。其實，如果要以「體大思精」的標準來要求，本書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區分章節的依據、以及某些預設立場，都使得此書仍有被討論的空間。但回歸原始材料、將大量史料貫串成一部史書，是一件必要、但費力的工作。這本書的出現，讓一片昏暗的嶄新領域，開始有了亮光；有了亮光，對俯視全局、提出洞見，也就邁出了一大步。只是因特殊時空因素，從事該領域的研究，恐怕後繼無人。首先是中文（尤其是文言文）在馬華地區已變成古物一般的語言，研究者縱有興趣，也不一定有解讀能力；而擁有解讀能力的研究者，又不一定對新馬有地緣情感；即使有，也不一定願意把時間花在史料的搜羅上；即使願意，能作古典詩的人日趨少數，也不一定真能懂得前人的遺產。種種條件，限制了後繼者參與的可能，而使後記中的嘆息聲，使人格外難外。觀新馬而思臺灣，想想，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似乎也面臨類似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