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七歲離家，在高雄、台北等異鄉流浪，靠著歌聲賺取生計；

簽約十年，生了小孩，才有勇氣出第一張唱片，卻是台灣樂壇的傳奇大碟。

五年前，她決心離開大城市，回到故鄉台東，開心自在唱著歌、採集民謠，

同時培養在地歌手，希望更多東海岸的好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她是原住民歌手巴奈，樂評人張鐵志認為她「擁有台灣最動人的聲音」，

二○○○年出版唯一一張個人創作專輯《泥娃娃》，

就被《中國時報》列為「年度十大華語專輯」，至今仍是無數樂迷心中的悲傷經典，

專輯中的「流浪記」，被紀曉君、梁文音、楊宗緯不斷傳唱；

但這些歌曲背後，埋藏著巴奈痛苦的青春。

「當時的我，覺得生命非常無趣、無聊、複雜；由於我從小成長的背景裡，

『去死』從來不是選項，所以，寫歌、唱歌變成我的出口。」

時隔多年，她淡淡說著，道盡原住民進入城市底層的苦悶、徬徨與自我療癒。

父親是卑南族、母親是阿美族的巴奈，名字是「稻穗」之意；

就讀台東女中時，發現學校課程完全無法吸引她，加上愛情與家庭的苦惱，

於是背著借來的吉他，開始她唱一場兩百五十元薄酬，既追尋又幻滅的走唱生涯。

一九九○年與滾石唱片簽約，卻遲遲未發片，磨蝕了巴奈的信心與耐心；

當角頭音樂的張四十三願意支持她創作，她反而猶豫不決，

直到她的生命出現幾件意外，「我就想，那就生一個小孩吧」，

巴奈說，於是她與戀人那布生下女兒，

「連生小孩都可以了，出唱片又有什麼難」，

就這樣，巴奈自己寫歌自己唱，她的流浪與滄桑，她的原住民身世與族人的壓抑悲涼，

那就是《泥娃娃》。

即使她的唱片頗獲好評，即使她在台北「女巫店」駐唱已具人氣；

發片五年後，她與先生、女兒搬回台東，無所依戀。

她笑說，「我只是選擇自己舒服的環境，

回到台東，每天都能帶著小孩到海邊游泳，晚上月亮升起來，灑在海上，那麼美，

又不要錢，那種身體的記憶，是一種富裕的感覺。」

除此之外，她串連台東當地的原住民歌手，

在都蘭「月光小棧」、「糖廠咖啡館」演唱，

而且透過音樂投入社運，反核廢、支持樂生、聲援圖博、為莫拉克災民發聲，

「每個社會都有好人，也有壞人，我們應該盡量讓自己變成好人」。

巴奈的頭上綁著鮮黃大頭巾，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反核廢運動的布幟。

而且，她一方面策劃東海岸音樂季，三年前開始，同時在都蘭舉辦音樂創作營；

因為她深知，對於一名資源弱勢者而言，創作能為生命注入能量：

「台東人不能只唱口水歌，創作才有舞台；沒有創作，就沒有生命態度」。

三年來，巴奈培養了五、六十名音樂創作者，前年出版一張合輯《停在那片藍》，

由巴奈演唱創作營學員的優秀作品。

問題是，台東市區沒有一個讓他們發表創作、磨練技巧的固定場地，

「每個人的時間感不一樣，能寫歌不一定能唱得好，歌

唱得好不一定能表演，會表演不一定能出唱片」。

巴奈自身的創作及生命經驗，讓她期盼台東有個音樂創作者的土壤：

「東西種下去，要有地方可以長」。於是，

她與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徐璐聊及此事，

徐璐也認為，「台東的音樂能量非常大，希望有個地方，讓他們生根發芽」。

經過兩年來的奔走，尋覓場地、整合資源，

台灣好基金會八月初在台東市區打造一處「鐵花村」，

這裡原本是台鐵的廢棄宿舍，改頭換面後，

未來將是巴奈、那布、達卡鬧、南王姐妹、昊恩等台東音樂人的家，

「我們只是一個平台，主角是當地的音樂創作者。」徐璐說。

當年製作《泥娃娃》專輯，也是陳建年、紀曉君等金曲製作人的鄭捷任，

如今負責統籌鐵花村的音樂表演，他說，台東的音樂創作人才很多，

不少人會在自家客廳隨興演唱，「然而，音樂創意若要成為產業，形式化很重要，

量產很重要，某些創作能量必須被沉澱下來」。

鄭捷任說，「台東的族群多，音樂伸展的可能性很大，但進入唱片市場後，

目前幾乎只有一種風格；比喻來說，彷彿大家都在跳佛朗明哥舞，

但佛朗明哥並不是台東」，他希望「鐵花村」變成一道窗口，

讓台東的創作人走進來，未來再走出去，「長出不一樣的東西來」。

剛上陣的鐵花村，也將是國內外觀光客理解台東的另一道窗戶，

每周三天，都有最原味的現場表演。每個月隔周日的下午，甚至有個「焚風樂台」，

由當地的國中生、高中生自行組團報名，上台尬音樂，讓原住民青少年在音樂交流中，

找到自我肯定與族群驕傲，而不必像當年的少女巴奈，獨自離家去流浪。

發表《泥娃娃》之際，巴奈曾寫下如此心境：

「故鄉對我而言，只是一個想像的存在，因為我找不到自己的部落」。

而今，她回台東找到落腳的家，心靈上與音樂上的故鄉；坐在鐵花村外的夏日草坪上，

一旁是音樂、啤酒、奔跑的孩童，太平洋涼風慷慨吹拂著，

前半生浪跡天涯的她，頑皮笑說：

「你看，這才是風嘛；哪像你們台北夏天的風，吹起來都是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