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大明朝，哪兒來的真正的權臣？為父既不是王莽，也做不了曹操。”張居正慢慢的搖了搖頭，嘴角露出一絲自嘲的苦笑。

     自從明初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制度，皇權就得到了遠超前代的加強，形成文官外廷以內閣為首腦、宦官內廷以司禮監為心臟、軍權由勳貴武臣掌握，三方互相制約的穩固格局，終明一朝，基本從制度上杜絕了重臣篡位和外戚專權的可能性。

     英宗年間土木之變，勳貴武臣集團遭到重創，逐漸形成文貴武賤的局面，基層衛所兵制崩壞，各公、侯、伯也僅能保持家族的榮華富貴和統帥軍隊的部分權 力，基本上對朝局大政失去了發言權。比如魏國公徐邦瑞，職任南京守備、統帥十萬大軍，南京城內他是天字第一號誰也惹不起，但出了南京城，進士出身的七品知 縣都可以不買他的賬。

     三條腿的凳子可以站穩，兩條腿的就不行，只剩下外朝文官和內廷宦官兩股勢力的大明朝局，就難免偏偏倒倒了——只要出現皇帝年幼或者不理朝政的情況，不是外廷文官佔據上風，出現張居正這種權臣，就是內廷宦官裡面產生權閹王振、立皇帝劉瑾、九千歲魏忠賢。

     但無論張居正、王振還是魏忠賢，沒有誰能真正成為曹王莽、司馬懿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權臣。因為科舉文官受制度製約，難以發展家族勢力，並且無法得到軍 隊在王朝制度之外的效忠。而內廷宦官完全依附於皇權，無論劉瑾或者魏忠賢的權勢看起來多麼大，當皇帝下定決心加以處置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反抗之力。

     張居正之所以能權傾天下，並非他手握權柄能直接對百官施加黜陟、或者擁有一支忠心耿耿的私軍——這兩者是成為真正權臣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是帝師身份使他能對皇帝施加影響。

     慈聖李太后的信任，則加深了這種影響的力度；身為內閣首輔，能行使在百官奏本上“票擬”的權力；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同盟關係，又使他的票擬能毫無阻礙的通過“批紅”，最終變成朝廷的旨意，由各部貫徹執行。

     張居正並非像歷代權臣，那樣獨斷專行威震天下，而是以特殊的權謀手段，在明朝制度的各個關卡一路綠燈。可要是其中任何一個關卡，無論萬曆帝、李太后還是馮保對他亮了紅燈，把“首輔鈞旨”變成“皇帝聖旨”的通路，就會立刻關閉。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萬曆帝成年之前，張居正實際上行使著皇帝的權力，並藉此大力推行新政；但另一方面，他的權力並非牢不可破，甚至是相當脆弱。

     “別人只說我張家如何聖眷優隆、煊赫一時，殊不知為父為了推行新政，開大明中興之局面、保華夏百年之氣運，心中實是，實是……”張居正沉半晌，長出一口氣，吐出八個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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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1

張居正實行新政一條鞭法，改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為徵收銀兩，大為便利百姓，降低了官府盤剝，然而最大的罩門也在徵銀上。中國境內銀礦產量偏低，品位較差，張居正能實行一條鞭法的背後原因，其實是對外貿易的順差，帶來美洲白銀的大量流入！

     然而始終銀礦在西班牙人手中，財政命脈受制於人。

     同時江南地區商貿日漸發達，出現了後世教科書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如果倍加呵護或許能茁壯成長。

     但明廷所謂重農輕商——重收農稅、輕收商稅的政策，為江南官商地主大開綠燈，同時導致中原和關中三晉地區的傳統農業凋敝，為後來的流寇四起埋下了伏筆。

     政策可以改，江南小農生產轉向商業生產，糧食產區轉為種桑養蠶的趨勢不會變，除非廢掉商業和貿易，停止開海，回到明初的小農經濟。

     江南魚米之鄉改成種桑養蠶、種棉紡紗，必然帶來糧食減產，拿什麼養活日益繁盛的人口？這可就不是國內政策能容易解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