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例愛滋病個案迄今已31多年，衛生單位及校園積極宣導愛滋正確認知，但民眾、企業，乃至法院、政府部門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恐懼，似乎絲毫未減；為了擺脫「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的限制，歧視者的手段更升級進化、更具技巧。

台灣校園史上，過去曾數度發生學生感染愛滋遭退學壓力。已逝的小劇場奇才田啟元，在1987年因感染愛滋，遭台師大強迫休學；2002年遭高雄餐旅學校開除的愛滋感染學生，則在爭取後已復學，順利完成學業。

國防大學骨子裡就是歧視感染學生，擔心名譽受損，因此找盡任何方法，只差沒有用大字報寫上某某同學感染愛滋，一心想將阿立驅出校園，與衛福部纏訟兩三年，迄今仍堅持學生犯錯，遭開除與感染愛滋無關。

事實果真如此？國防大學十幾年來，僅開除過兩名學生，其中一名理工學院研究生遭退學，原因為竄改他人畢業證書，惡行重大，犯行明確；第二位遭退學的阿立，則被冠以「私帶電腦入營、頂撞師長及態度不佳」的名目，校方認定情節重大，但這些理由欠缺說服力。

社會對愛滋病患的歧視來自於無知及恐懼，但阿立事件還反映出國防大學的傲慢與偏執；以法律程序精心包裝隱藏著歧視，看似站得住腳，卻暴露校方對於愛滋除了無知，也毫無同理心。

台灣愛滋病患者遭歧視、汙名化的血淚史，有如一場永無止境的人權戰役。民國80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說：「愛滋感染者有如自作孽，將會是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此番歧視愛滋語錄言猶在耳，20多年後，國防大學處理阿立案掩耳盜鈴的作為顢頇獨斷，加上法院漠視輕忽，顯示國內愛滋人權仍有漫長一段路要走。

聯合國愛滋病組織這次主動來函，除了提供各國類似事件判決結果，更要求疾管署回報二審判決結果；一旦衛福部再度敗訴，輸的不只是阿立、衛福部，台灣人權演進大倒退，丟臉丟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