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勝利是西方文明擴張的失敗

塔利班的勝利是西方文明500年大擴張的一次重大失敗。

西方的擴張不會就此偃旗息鼓，但塔利班的反撲卻很可能帶來一場伊斯蘭衝擊波。

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能力問題，也不是有錢沒錢的問題。500年前，西方的大擴張一開始就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爭奪戰。不只是財富的爭奪，更是思想與信仰的博鬥。

美軍撤出的標誌性意義在於，繼續以武力作為工具，對所謂的低等文明或落後民族進行改造或征服已很難成功。今天的世界與500年前西方征服南美已全然不同。

我們並不否認，西方文明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中創造了豐厚財富，這些財富當然會繼續被傳播、繼承。

但是，西方所背負的宗教的、意識形態的使命，以及對全球財富和市場的無情掠奪，導致了連綿不斷的戰爭，並在政治、經濟以及地理上給發展中國家留下了沉重的負遺產，使得很多國家從獨立開始就落入了西方的標準化框架之中，甚至連邊界都是由西方劃定的。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標準，制約了後發國家尋求適合自身的穩定發展之路。

在過去將近30多年的記者生涯中，我去過50多個國家，最後一任是在巴西。離開巴西前，我利用假期坐輪船走了一下麥哲倫海峽。當輪船駛出海峽進入太平洋時，看似平靜的海面突然變得暗潮湧動，輪船東搖西晃起來，我嘔吐不已。那一刻，我不停地想像著500年前麥哲倫和他的水手們艱難的海上生活。

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首次繞行地球的麥哲倫，還有從南美大陸最頂端的赫恩角進入太平洋的威廉·史旺騰等探險家，主要是受兩個因素的激勵才會拼命去闖世界的。

其一是財富。

他們要尋找一條繞過阿拉伯人控制的印度洋通道，將東方的絲綢、胡椒、丁香、肉桂等帶回歐洲，不再讓阿拉伯人佔道發財。

2012年，我在新加坡看過一個展覽，叫《下西洋:唐代沉船珍寶》，展出的是在印尼海域打撈出一艘1000多年前的阿拉伯沉船上的物品，都是珍寶。足可見當時阿拉伯人的運輸能力。

其二是信仰。

這些基督教教徒要與伊斯蘭教爭奪世界，他們抱著一種強烈的宗教使命感，到東方去尋找共同對抗伊斯蘭的知音。上帝賦予他們征服世界的使命。

西方向世界的大擴張就是從那時開始，並延續至今。這是我們認識阿富汗局勢的大背景。

阿富汗位於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一直是周邊列強的爭奪之地。到了19世紀，英國已將印度納入自己的殖民地範圍，但這對大英帝國的慾望來說，還很不夠，還要擴張。這樣就發生了英國與阿富汗的戰爭，從1839到1919，打了三次。可以說英軍在阿富汗遭遇了頑強阻擊，當然背後也有沙俄勢力作怪。

阿富汗王國建立於1747年，19世紀後，國力衰退。兩大列強英國和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爭奪更加激烈。

阿富汗的主要民族是普什圖族。英國在第二次對阿戰爭之後，搞了一個杜蘭德線（The Durand Line），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邊界。這樣就把英屬印度的普什圖人與阿富汗的普什圖人分割開來，英屬印度這邊就名正言順地歸了大英帝國。

這是英國殖民者慣用的分而治之的掠奪手段，而列強們爭奪到最後往往也是以劃定緩衝區來分配利益的，就像亞洲的很多邊界線一樣，這些都給日後的動亂、衝突埋下了禍根。

普什圖人不服，他們一直想建立自己民族的國家。直到第三次英阿戰爭之後，這條線才算在名義上確定下來。可是1947年英國殖民者撤離時，在南亞又搞出了巴基斯坦和印度。這條邊界就成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持續不斷的麻煩。

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說過，阿富汗“永遠不會承認”杜蘭德線是兩國之間的國際邊界，並將其稱為“一條仇恨的邊界在兩兄弟之間豎起了一道牆”。

兩邊的普什圖人直到今天仍保持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但是在政治目標上後來又出現了矛盾。

阿富汗塔利班（阿塔）要的是政權，而2007年脫離阿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要推翻政府，並更多地以恐怖主義方式展開活動。因此，巴塔也被不少國家認定為恐怖組織。

這條長約2670公里的邊界線大多以高山劃分，不是海拔高，就是沙漠荒野，兩側一直是世界上最封閉、最危險、最貧窮的地區，也是最容易滋生宗教極端主義的地區。兩個國家也都很難真正實施國家主權的管轄。

塔利班就是在這樣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和頑強反擊外侵的傳統。

1979年末，蘇聯入侵阿富汗，試圖用自己的政治方式來改造這個伊斯蘭國家，結果在10年之後慘敗而歸。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發現塔利班支持的基地組織窩藏並拒絕交出本·拉登，率領北約發起了對阿富汗的戰爭，推翻了塔利班伊斯蘭政權。但塔利班沒有就此放下武器，一直在等待著捲土重來的機會。

人們對塔利班的評價多為“頑強善戰”，而美軍和北約軍隊根本無心和塔利班打持久戰。

其實，如果我們順著歷史的線條來看，西方以軍事力量為工具的征服和改造在這裡遇到了來自伊斯蘭的阻擊，也有著一定的必然性。

詞典上對阿富汗伊斯蘭教的解釋有這樣一句話：作為一種政治-宗教體系，伊斯蘭教非常適合多樣化的、無組織的、經常相互敵對的公民的需要，使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

美國在發動對阿富汗、對伊拉克的戰爭時，並不只有一個目標——摧毀恐怖組織。

9·11之後，美國就推出了“大中東改造計劃”。

美國人說的“大中東”，包括阿拉伯國家聯盟22個成員國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共27個國家。

2004年公佈的這一計劃，一開始就是要通過對伊拉克的戰爭，為中東地區樹立一個“民主”的樣板，向整個阿拉伯世界輻射，從而建立起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下的“美麗新世界”。

這個計劃的“本性”，秉承了西方500多年來要主導世界，並改造或征服其他次等文明或信仰的使命。

這很快就讓人們聯想到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小布什當年還真就用了“十字軍東征”的比喻，只是這詞太敏感，他後來不得不迴避。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這種使命感和由此而採取的政策，注定了美國和北約在阿富汗的失敗。因為在今天這個世界，繼續以武力為手段來擴張自己的文明，無論你多麼先進，也不可能成功。

蠻橫的擴張非但不會消除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卻加劇了不少國家的內部衝突，造成無數人員死傷，平民流離失所，致使很多中東國家的發展停滯甚至倒退。

美國人以及西方恐怕不會就此改變自己的使命感。美國撤軍之後，一些西方媒體就抱怨說美國未能完成使命就跑了，對盟國在精神上是沉重一擊。

拜登卻一再表示，從阿富汗抽身而出，美國就有更多的錢、更多的軍力來加強在中國周邊的部署，並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與中國的競爭之中。說白了，就是美國沒有放棄，只是重點變了。無論美國是對付阿富汗，還是對付中國，都是為了維護其所代表的西方在全球的主導地位。

阿富汗緊鄰中國，阿富汗局勢不穩，中國會受直接影響。誰都會想到，當美國把中國作為其主要對手時，白宮就可能會把包袱甩給中國。

但這個包袱，中國肯定不會接，中國的全球化之路從一開始就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人也從來沒有想要改造或征服世界。

而且，這個包袱白宮也未必能甩得掉。

塔利班與美國之間的矛盾，不會因為美軍撤退而發生根本變化。這是由雙方的信仰與宗教傳統，以及對待全球化的基本立場所決定的。只要美國不放棄在全球推進所謂民主的使命，或者說仍然堅持這樣的擴張，就必然會發生衝突。

沒有使命感，可能就不會有西方的擴張。西方的擴張是由使命感推動的，但西方的失落同樣也是由使命感造成的。

塔利班的回歸正是對西方使命的強烈反彈，它留下了的疑問是，這會不會意味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重新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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