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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1 12:40:00瀏覽273｜回應1｜推薦1 | |
| 世運與人心，彼此的關係該是雙向的，而不只是單向。世運固會影響人心，然而，同時間，人心亦會有影響世運處。二者不同，卻同相互影響，中間之理，不容不說。 以中國二千五百年之歷史析述，可謂最能窺見世運及人心之理。 中國自西周幽王被弒，平王東遷以後，傳統周公立下的禮樂規範已失其有效性。當時的世運，可謂是一片無秩序無行為指引之時。此世運落實表現在具體史事中，如夏姬之荒淫、各國諸侯的僭越奪位等皆為其中之例。何以有這些事情之出現？蓋因如此之世運下，人心受著當時世運之影響，遂使行為亦變得不受約束及限制。由此可見世運之影響人心也。 然而，有一少部份人卻於此亂世中提出救世方案，因而使其不被世運牽著走。春秋初期先有孔子力主克己復禮，再之又有墨子以天志、尚同建立統一的社會秩序及倫理規範，之後孟子倡仁政王道，道家老莊則力主建立無為的政府及聖人統治。這一連串思想家各自以自己的學說方案，力圖矯正當時禮崩樂壞之弊。他們的行為，雖是沿著世運而發，可是，其卻不是被世運牽著走，而是和當時的世運對抗，以圖開出一更新更好的世運。終於，隨著秦漢一統，統一的社會及倫常秩序得以建立，這一切，不能不說先秦諸子完全沒有功勞，此則是世運被人心所易，又或言，是人心改變世運之一證。 下迄漢中葉，武帝有雄才大略，經濟上又有文景之治積下的豐富基礎，政治上有士人政府的建立，由此而生的世運，吾人可知，必又和春秋戰國之時有別，事實上亦果然如此。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以其為首的今文經學家也力圖消化儒道法諸家，以建立可助漢室統治的思想體系，近人稱之為「意識型態」者，此一方面證明漢時世運之轉變，另一方面也見人心又受著新的世運所牽動了。 何以故？董子等人立言鞏固漢室統治，實則其意乃在鞏固武帝時的長治久安之局面，則當時世風是一治局，非春秋戰國之亂局可見。而因當時是治世，董子等才欲鞏固之，而不是推倒之，此則不是世運影響人心而何？所以，我才說董子等人之舉既反映世運之變，又反映人心之隨而變。 又西漢時，君主集權制已成定式，普天之下，真的是莫非王土了，人民之見不再是如春秋時那麼容易進入皇帝耳中，此也是世運由春秋至漢之一大變。如此之世運下，一方面固是思想學術發展之不可以如先秦般自由，遂有經師守門戶之說及統一思想等出現；另一方面則人民之見之重要性必降低。然而，董仲舒卻言天人感應，又用陰陽配以說政策得失，其旨在欲以天制君，令君因天而聽人民之見，如此，則其又是和世運相對抗，以圖開新（又或維持春秋時）局面。 後人多斥漢儒言陰陽不能承接先秦儒，可是，依上述，則漢儒（至少是董子）之內裏精神仍是先秦儒的，其仍是重民輕君，只是礙於大一統已有一段時間，故不得不為武帝謀思想上之治罷了。 西漢一代之世運及人心關係如此，皆是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的。到了東漢，光武表彰及獨尊儒術，為人心重名節士氣種下了根，及後又有明章之治，士人更重氣節，此也是世運推動人心之例。可是，隨著和帝後的戚宦屢爭，東漢初之世運已變，不再是治局，不再是明主治國，而是外戚宦官交替玩弄朝政。士人以東漢初生出的人心力圖挽救時弊，因而遭禁錮，此氣魄實和先秦諸子、董仲舒等人無異，是人心對抗世運，以開新局面的表現。惜乎其終無力挽此衰世，頹風已成，由此頹風而下，遂有頹廢的談玄說佛之出現，此一大段，可歸結為人心欲開世運不得，卻反被世運所牽。當然，它亦是魏晉南北朝之寫照。 不過，隨著北魏建統，均田、府兵、租庸調等制之創建，胡人和漢人士族之相互合作，新的世風又再出現，一改漢末魏晉以來的頹風。此風由北魏，歷經北周、隋而至唐，逐步加強得蓋過南方的頹風，雖然南方仍有一些浪漫、文采風流的風氣流傳，影響及唐人以詩賦取試（因而間接令唐朝官員能詩不能從政），然而，這些風氣終不能成為世運之一部份。隋有開皇之治，唐有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某程度上也是由北魏而生的隆盛世運導出，人心隨之而應的結果。 可是，至開元末天寶初，因戶籍散失而令租庸調、均田等制不行，加上玄宗用人失當及以胡人為節度使等，隆盛世運已一轉而為衰運。衰運不可怕，可怕是當時的人心多受佛老影響，不是歸入為道士，就是歸入為和尚。如是者，一方面世運漸頹，一方面則人心也頹，如東漢那樣的救世人物幾乎不曾出現，偶有韓愈辟佛老，倡古文，卻獨力不足以抗眾，終世道淪喪而人心也疲。 或問：乃唐之衰運使人心疲憊，還是唐人心疲憊使世運衰？ 此是一好問題。可是，二者或是互為因果的，不必單向而言。不過，若要硬說的話，則謂唐人心疲憊令世運衰亦無不可。因即使唐初世運不衰，人心也是向道佛，也是疲憊；但人心之向道佛卻令後來已衰之唐世運不可再衰，依此，即言後者此較恰當。 唐之世運，初承北魏積極之風，由此風而影響及人心皆好從政，可說是世運影響人心；但安史亂後，世運轉衰，又人心向佛加上背後之一腳，終令世運陷入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低處。（補充一下，或問：何以唐初人心好從政而唐末人心好佛？此實較複雜，唐初，人心主要是好政，但同時亦好佛道，一面專心治事，一面又視治事為俗務，我稱之為人心好佛於唐初可說是一人心傾向之伏流；及至唐末，此伏流沒變，唯朝中人士不再務政，反求佛道之解脫，此則間接令人心轉變成了好佛，實則唐人一直好佛，只是唐初不太勢大，而唐末勢大而已）。 唐歷五代而至宋，世運因大一統之重建而稍復，惜其對外有遼夏金之侵，其內則政治經濟腐敗，由此世運，因而生出求私求利的人心，王荊公熙寧變法時之呂惠卿即為其中一人。於是，遂有周張二程言理學，南宋又有朱子及陸象山，言存天理去人欲、義利公私之辨，以圖改人心，開出新世運。此一層和之前所述的人心、世運關係或有點不同，乃是以一部份人心救大部份人心，再而開出新世運，可是，若我們不如此細分，則其亦是以人心易世運可見。 不過，宋儒之願隨元軍南下而不得嘗。元以一異族入主中原，欺壓百姓，賤視儒生，其世運自必較宋時更不堪。然而，此時仍有劉因、吳澄等人，不仕無義；人心又多不向元，遂令元室滅亡。此又為人心易世運之一證。 可悲的是，元亡而明立，明不但無改衰頹世運，反加劇之，如廢宰相而立內閣、設立錦衣衛及廷杖等，皆只令世運更衰而不可復振。而明又用八股取士及以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窒塞士人之思想，道德心理也不能彰顯，雖有王陽明之流以一己之心變易，惜反更令人易為狂禪。如是，世運之衰又令人心之衰，而只有陽明具先秦儒氣息，欲以己心易世運。 至清一代再以異族入主，世運隨康雍乾而漸復盛，因而人心多有好從政為官者，此是世運推動人心處，可是，在野一面仍時有人認為清乃一不道德、不義之政權，寧憤力著書，也不為清室效勞，王夫之、黃梨洲等人是也，此則是以人心對抗當時世運，以圖開出新局之嘗試，和陽明、先秦儒等人也同。 當然，以此再說下去，可至無盡之境，但本文至此不再詳析。 歸結上述，從中國二千五百年之歷史，我們可見世運及人心之相互影響處，有是世運下開人心者（如春秋）；有是人心下開世運者（如漢末兩晉南北朝）；也有人心加劇世運者（如中晚唐）；也有以人心改易人心；再而改世運者（如宋明）。而當中尤以人心拗轉世運（特別是衰世）更難，多致失敗，春秋戰國、東漢、宋、明等皆然；然而，雖屢次失敗，各代仍然有人作同樣之嘗試，其目的則在破除衰世而創一新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固是儒家思想之影響使然，亦表現出一種他國歷史所沒有的知識分子的情操，士人的情操，可代表中國歷史當中特有的一種精神。當中深意，實值深究。 世運與人心，或許也如《易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般，宜了解雙方之相互關係，自可得出一深潛之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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