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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7/25 01:37:00瀏覽20｜回應0｜推薦0 | |
| 後世治史者認為，「靖難之變」的發生乃源於明太祖之分封諸王，這論斷其實不甚準確。 首先，設想明太祖接受葉伯巨的建議，施行「推恩令」，根據西漢武帝能成功消解諸王勢力的歷史往跡，明太祖的分封不一定會引致燕王起兵。 其次，建文帝錯信黃子澄「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的誤判，且採用拖泥帶水 (即不直接剷除勢力最強的燕王，而先翦除周王、湘王等) 的手段「削藩」，這也給予燕王足夠的警醒和時間起兵，助長「靖難之變」的爆發。 不過，有人可能提出這樣的疑問：「燕王究竟是蓄意起兵奪位？還是事出緊急，迫不得已起兵自保？」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仍然需要回到史料的爬梳、分析上。 道衍慫恿，舉兵自保：從《明史》的觀點看 細按《明史》的記述，其似乎偏向接受「燕王起兵乃源於僧人道衍的慫恿，旨在抗拒建文帝的『削藩』政策」。 《明史‧姚廣孝傳》有以下一段文字，交代燕王、道衍的相識： 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宗泐時為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根據上文所引一段，其只是反映： (1) 燕王與道衍甚為投契； (2) 燕王主動邀請道衍追隨自己； (3) 道衍抵達北平後，住在慶壽寺，經常秘密出入燕王府。 我們實在很難憑此進一步斷定：燕王招納道衍，乃是為了起兵奪位。 儘管道衍後來果真慫恿朱棣起兵，這已發生在建文帝大規模展開「削藩」行動後。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明史‧姚廣孝傳》) 由燕王慨嘆「民心向彼，奈何？」而道衍答以「臣知天道，何論民心」，我們更可看出「起兵」乃道衍的主意，非燕王之初衷。 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明史‧姚廣孝傳》) 道衍在建文帝「削藩」時密勸燕王積極備戰，這更多是出於一種護主的心態，希望協助燕王以軍事實力抗拒建文帝，從而達到自保的目的。 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明史‧姚廣孝傳》) 燕王起兵因此是為勢所迫，非志在奪取帝位。 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戶倪諒告變，逮官校於諒、周鐸等伏誅。下詔讓王，並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稱疾篤。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兵守王宮。王密與僧道衍謀，令指揮張玉、硃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 秋七月癸酉，匿壯士端禮門，紿貴，昺入，殺之，遂奪九門。上書天子指泰、子澄為奸臣，並援《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既發，遂舉兵。(《明史‧成祖紀》)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明史‧姚廣孝傳》) 圖謀不軌，起兵奪位：由《明史紀事本末》的角度切入 和《明史》的觀點迥異，清人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指出，燕王起兵純粹出於謀反叛逆之心。 《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段記載：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燕王起兵＞) 燕王與道衍的結識，始於道衍奉送一頂白帽予燕王。白帽其實是有政治含意的，寓意帝皇之冠。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輔佐自己，此多少暗示燕王立心不良，有意奪取帝位。 《明史紀事本末》復有以下一段文字： 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燕王起兵＞) 倘若燕王並無奪位謀反的野心，其根本不用使計保護袁珙的性命，且於通州屢次密召袁珙入邸。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對袁珙的講法甚為受落，但又害怕旁人起疑，於是來個「暗渡陳倉」，表面將袁氏遣送，實則繼續與袁氏保持緊密的溝通、合作。 雖然燕王「日事練兵」、精挑奇人異士亦始於建文帝展開「削藩」後。 (洪武)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不悅。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燕王起兵＞) 《紀事本末》卻甚少提及道衍的貢獻，反而不斷強調燕王的裝瘋扮傻，掩人耳目。 (洪武三十一年)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燕王起兵＞) (建文元年)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燕王起兵＞) 據此，在谷氏眼中，燕王起兵並不單純是為勢所迫的結果，而是涉及燕王多年來的謀劃、部署。 評議 要審視《明史》還是《紀事本末》的說法較為合理，我們可以這樣考慮： (1) 從士兵人數上看 - 燕軍將士明顯不及南京政府軍。 (2) 從燕軍在戰場上的表現看 - 除了鄭村壩、白溝河等發生在東北的戰事外，燕軍幾乎無法越過山東南下，只能固守北平、保定、永平三郡。 倘若燕王起兵乃經過長時間的策劃，其軍隊的人數與戰鬥力必不致如此單薄。由此足以反證《明史》的說法較為貼近史實。 況且，《明史》主要採用官方文獻寫成，《紀事本末》則多採野史，存有不少訛誤與疏漏。前者因此較後者為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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