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終於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通過，迄今為止，香港人仍無法具體知道箇中條文，只能從放風人士口中，大約知道：香港將成立國安機構，內裡有中共派來的顧問。執法由中共特派的國安隊伍負責，不純粹依賴香港警察，因其缺乏國安專業訓練。被捕人士不會送往警署，另設類似英治時代「白屋」的扣押中心，扣留時間不定。涉及與外國勢力勾結，將被送往大陸受審，其他則在香港由特首指派的法官審理。

要來的始終要來，關鍵是我們日後該怎樣做，是不是不再反共？不再提「香港不是中國」？黃之鋒、周庭等退出香港眾志，香港眾志也散了。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轉移陣地至海外，陳雲、陳方安生則高調退出政治。一切彷彿都往置身事外那邊走，難道這才是應該？

筆者不知其他同路人如何想，但就個人而言，之所以要批評、譴責乃至反對中共，是有歷史根據。

自中共創黨以來，延安整風、反右、大飢荒、文革、六四，哪一件不是血跡斑斑？假如我們接受人道主義，相信每個人的性命都是有價值，被鬥倒、被迫害、被餓死、被輾斃的……他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他們也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姊妹，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為何其要遭受不幸？諸共官又有什麼資格剝奪其人生、摧毀其家庭？尤其甚者，中共從未為自己所作的過惡公開表示過懺悔、致歉，永遠都有一堆理由粉飾，最新則是用「黑暴」、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來合理化強硬鎮壓。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一個不知自省、不聽民意的政權，儼如孟子所說的獨夫，是無德可言的，基於內心的良知理性，批評、譴責乃至反對有何不可？除非人人都埋沒良知、睜著眼睛說大話，此正是中共最想見到的。

至於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份，自秦始皇平百越起，中原就和南方邊陲對立，繼而壓迫、箝制南方邊陲。漢武帝如是，康熙、雍正如是。康雍年間的海禁，對沿海居民的生計帶來多大的打擊。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埠，嚴格意義的現代化的香港其實始於英國人登陸。往後的日子，每當中國大陸陷入混亂，即為香港帶來好處。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導致首批華人精英帶同資金技術南來香港。國共內戰驅使大批華人南來，為戰後香港提供不少勞動力，南來文人興辦教育，更讓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彼再反對港獨，亦斷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之間存有根本的差異，否則就是罔顧甚至歪曲史實。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五十歲回憶往事時，說過以下一段話，值得日後香港人借鏡：

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禁忌、誣衊、咒駡，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我那時也確有宗教的熱誠。凡違反這些而歧出的，凡否定這些而乖離的，凡不能就此盡其責以建國以盡民族自己之性的，我心斷然予以反對。(《五十自述》)

一切都有不是，良知理性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以是假，良知理性不能是假。良知教我們做回一個人，理性讓我們認清事實，判斷是非，不會指鹿為馬。這是今天面對中共兩大利器。

1941 年聖誕前夕，日軍控制新界、九龍，英軍退守港島。從兵力、武器火力看，英軍都不及日軍。可是，北角發電廠一役，百德新率領曉士兵團負隅頑抗，並未棄甲曳兵。羅遜准將在黃泥涌峽領兵突圍，壯烈犧牲。他們的精神、意志，未嘗不可為香港人奮發砥礪提供養分。

香港已死，但如果一代一代香港人能本乎良知理性去說話行事，能從香港史的先賢身上學習，香港亦未必無起死回生之道。畢竟人心光明才是一族群能夠綿延壯大之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