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香港，徘徊在進步與保守之間。

社會福利相對進步

香港開埠前，社會保障主要由家庭、氏族、宗親會提供。1920 年後，華人團體如東華醫院、保良局承擔大部份社會福利，但港府也開始積極介入，此和當時一些因素改變有關。

以下四項因素改變觸發港府主動改善社會福利：

(1) 英國不再採用「殖民主義」作為治理香港的準則，而更傾向於「託管統治」；

(2) 工黨在英國本土得勢，工會及社會主義盛行，致使自由放任主義被放棄，代之以建設福利國家；

(3) 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志願組織提供的服務不勝負荷；

(4) 有見於連串罷工，希望藉提高工人生活及工作條件，壓抑其發動工運鬥爭的意識。

港府作出過下列貢獻：

(a) 1922 年 -《工業上僱用兒童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 嚴格禁止工廠僱用 10 歲以下兒童，「危險行業」如搬運煤炭、建築材料或瓦礫等一律不准僱用 12 歲以下兒童，受僱兒童工時有一定限制；

(b) 1927 年 – 華民政務司署之下設立負責勞工事務的部門，《工廠條例》(The Factory Ordinance) 規定派出工廠督察；

(c) 1929 年 – 《婦女、青年及兒童工業僱傭修訂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mendment Ordinance) 對女性受僱於某些行業的情況予以規管；

步入三十年代，港府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和婦女從事煙火、製玻璃、鉛加工和朱砂製造等危險行業 (1932 年《工廠及工場條例》The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且委派一名勞工事務主任 (Labour Officer) 專責處理勞工條件、工會和勞資糾紛等事務 (1938 年，第一任勞工事務主任是畢拉 H. R. Butters)。工人待遇有顯著改善。

值得一提是，英國十九世紀已著力解決童工問題。「男女平等」在一戰後亦慢慢普及 (女性開始獲得投票權)，港府政策改變，莫不受國際環境影響。

不過，香港的社會福利雖較新加坡 / 上海等地進步 (《工業上僱用兒童條例》便是東亞首條同類法例)，港府畢竟不願花費太多金錢在有關方面，理由是：如果香港情況太好，會吸引更多中國移民湧入。在港府憂慮下，香港的「生存競爭」始終「非常嚴酷」，有些家庭過於貧窮，無法妥善安葬先人，屍體常被棄置街頭 (上述見港府報告，又 1937 年超過 1,300 具街頭屍體被發現)。

政制發展略嫌保守

和社會福利上的表現迥異，港府於政制發展方面採取較保守的態度。

儘管歐籍人士不時提出政制改革訴求：

(i) 1916 年 – 向殖民地部陳情，要求推動政制改革；

(ii) 1917 年 5 月 – 成立「政制改革協會」；

(iii) 1919 年、1922 年 – 英籍居民 (當中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爭取更多代表權，

港府仍舊拒絕答應，因它不信任本地歐籍商人 (司徒拔 1920 年斥「政制改革協會」為「荒唐的組織」，1922 年譏笑參與爭取代表權的人為「寥寥可數的歐籍過客」)。

殖民地部尤其擔心港府一旦答應，商業勢力及影響力持續上升的華人將會提出類似訴求。倫敦則向來視香港「是英中關係這個大棋盤上的一個小格子」(歷史學家 John Darwin 語)，害怕這個遠東殖民地的政制發展會破壞英中得來不易的友好關係，處處加以反對。

金文泰上任，在大格局上無能為力，唯有從事小修小補。

1926 年 5 月，他委任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周壽臣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之職，以填補遮打爵士逝世後遺下的議席。周是最早留學西方的華人之一，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乃顯赫華商和華人領袖 (卸任後其議席由羅旭龢接替)。他成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在香港史上具有一定意義。

1928 年 (一說 1929 年)，金文泰建議立法局增設官守及非官守議席各兩名。8 個 (原本 6 個) 非官守議席中，華人議員佔 3 席，分別是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 (華人律師，屬九龍區居民)，葡籍人士佔 1 席，為商人布力架 (José Pedro Braga)。立法局代表性加強，但總督仍握有絕對決定權。

結語

過往香港有不少地方進步，與其「英國遠東殖民地」身份密不可分。受制於中國大陸形勢，不能做得太細緻、太完滿，故有科大衛所言：「英國就算在國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沒有對香港制定什麼社會政策。」(此亦反映英國非刻意待薄香港)。

殖民地，實際是暫託管治地，港督猶如奉清廷及大英帝國之命管治香港的地方官。他可以吸納更多不同人士協助其管治，聽取來自各方的意見，但不能自行解散手上管治權，將之還給人民，也不能危害英中雙方的外交及經貿關係。金文泰所做，已經是「限米煮限飯」，十分了不起。

韋爾許有一段頗堪玩味的記載。且說外交部及殖民地部俱憂慮周壽臣入行政局，將有泄露官方機密的可能。金文泰反駁，指歐籍議員也有泄密的機會。倫敦最後接受金建議，批准周入局，卻自此不許行政局議員接觸機密文件。

作為港督，金文泰可謂盡心盡力，替香港人爭取最大權利，是香港人的父母官。而英國只知從全球戰略佈局著眼、一心維護自身利益，亦非始於今日。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韋爾許 (Frank Welsh)，《香港史 – 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4.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5.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