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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市場近來顯得相對平靜，卻透著股山雨欲來的窒悶；歹戲拖棚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偶爾激起些許浪花，但美國即將破表的十四點三兆美元國債，會否擦槍走火而首度出現無力償債的違約事件，才是最讓市場恐懼的「黑天鵝」。
台灣是美國第六大債主，美國國債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不言可喻；但它更提醒了我們，台灣的國債危機亦已不遠，再不思作為，類似的困境也將降臨。
美國國債危機由財長蓋納向國會發出正式警告而起；由於美國國債已抵舉債上限，蓋納要求國會提高上限，否則八月二日美國就可能出現史上首次還不出債務的違約事件，將影響美元、利率、美國債信及經濟復甦，而且全世界都可能因此遭殃。蓋納之言既是恐嚇，也是事實；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元是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國的前三大債主包括中國大陸、日本、英國等所持有的美債都會縮水，牽連廣泛而深遠。因此，以美國已上調國債上限逾七十次的歷史經驗，以及難以設想後果的經濟震盪，這次的國債危機可能仍然是個假警報。
然而，每次都拿經濟衝擊逼迫國會就範總有其極限，當國債愈積愈多、後遺症愈來愈大、執政者愈來愈不負責任地留債下一代時，國民的容忍度也愈來愈小。尤其，在廿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財政尚且走在一條改善有期的道路上，但輕率的減稅、介入區域戰爭及政治支出承諾，將這些盈餘空間揮霍一空。因此，這次國債危機與以往不同，它在金融海嘯過後需要政府施援時，已是負債累累；當危機到來時，政府為救經濟擴大舉債，讓債務加速攀升；加上人口老化趨勢下已可預見的醫療支出需求，使國會不再照單全收，附加種種縮減赤字要求，而無論是增加稅收或減少支出，都代表著劇烈的政策轉變，這卻是尋求連任的歐巴馬政府難以接受的。如此一來，國債危機變成政治對峙；當經濟碰上政治會撞出什麼結果，難以逆料。「美國倒債」應不會成為二○一一年的關鍵字，但誰能保證？
對台灣來說，美國國債危機不只是必須高度關注的事件，更是直接的警示。台灣的公共財政也有經歷過年年有餘的風光，但自民進黨二○○○年執政以來，國家債務餘額年年上升，八年膨脹了二點四兆元，近乎倍增；然而，國民黨二○○八年執政後債務累積依然快速，三年國債增加近一點二兆元，至本年度結束將達四兆九千餘億元，距離舉債上限僅有五、六千億元的空間，以近年每年財政赤字水準估算，最快兩年就告用罄，國債危機實已近在眼前。
就跟美國一樣，這三年台灣國債陡升，是為了因應金融海嘯後的經濟衰退危機，政府發放消費券、擴大公共投資、推動各項短期就業措施等都花了很多錢，確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確實成功地促進景氣復甦。然而，現今危機已過，負責任而有前瞻性的政府應是積極修補被危機捅得千瘡百孔的財政，不只為下一次的危機做準備，更是在厚實經濟的永續發展基礎。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上周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即指出，台灣總體競爭力進步到全球第六，但政府效能退步到第十，關鍵正是財政情勢惡化，一舉倒退七名至第廿，是四年來最差，顯示出財政改革的急迫性。
任由國家債務快速上升，更有違馬總統日前宣示的「世代正義」。在經濟危機肆虐的當下，擴大舉債救經濟是因為「長期，我們都死了」，求生存是唯一的目標；但是，「長期，我們的孩子還活著」，把過多的債務留給下一代承擔是不負責任的。因此，全面檢視國債問題現況，從研修稅制、資產活化到調整支出結構等面向，健全國家財政，有序降低負債，已必須成為實踐世代正義的重要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