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有力的监督机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中国的崛起不会成功。

·        中国现有的监督制度有致命缺陷。

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曾经说过，如果他本人现在还在体制内，他一定是一个贪官。鲍彤现在是体制外的人了，他在中国的官场摸爬了很多年，受到了赵的重用，他的话一定有道理。说明了一个严重的现实，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在中国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你一定同流合污，变成一个贪官，基本没有例外，我看绝对没有例外。我对鲍彤这个人没有了解，没有喜好，只是提出这个人的话，毕竟他在体制内待过。

现在的政府一定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我看一定远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纵容、宽容官员腐败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历史的常态，从很多人看来，有点润滑剂非常正常。问题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中国的国民有了与世界各国的参照，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现在的人很难对此不会有反抗，而且国际上的势力也一定时刻盯着机会介入，一旦野火燎原，就有可能造成混乱。

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事情太多了，最近成功案例就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循环、反复、改朝换代，多数的政权都是从开明走向繁荣，于繁荣中滋生腐败，在腐败污泥里丢掉民心，民众反抗、政权交替、人头落地、百姓流离，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过去的汉唐盛世在哪里？早已经消失在三国的硝烟和黄巢的金甲中。中山先生缔造的民国又在哪里？今天的所谓中国盛世，官僚体制如此腐败不堪，没有大厦岂将倾之危？

有个人叫李慎之，过去也是体制内的人，他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他专门提出了一个名词，叫做”emperorism”, 这个名词本身不存在，是用“emperor”(皇帝) 和 “ism”（主义）拼凑起来的，不同于imperialism (帝国主义)。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源于 ”emperorism”, 他的看法很有见地，我对这个人没有了解，只是偶尔在图书馆看过他的书，他这人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有没有价值，我看有。

中国的腐败已经基本深入整个社会，存在于各个阶层，弥漫各级政府，李慎之老先生认为，这个是和中国一直存在的“emperorism”有关系的，我们就从这个视角看看，有没有道理。

Emperor (皇帝) 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总代表就是皇帝。皇帝奉天承运，只对老天负责，其实就是没人管。皇帝没有人管，至少明君是有的，明君可以通过他的代理机构来监督百官，还是有监督机制的，当然一旦出现了昏君就糟糕了，政府的监督瘫痪，各级官员一定想尽办法欺压、搜刮民众，百姓没有办法了一定会造反。当然，如果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明君”，要来个血雨腥风，百官和百姓也没有任何办法，共和国的例子我们就不提了，就用明成祖朱棣，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这个中国明朝有名的“明君”的事迹都在历史上写着呢，这个人的残暴事迹，不值得我浪费文字，影响自己的心情，你们不了解的自己去查查看。

今天的中国官员们，有谁在监管呢？当然有，中国共产党内有纪律委员会，国务院有监察部。监察部是与中央纪律委员会联合办公的，是为党政结合。熟悉中国体制的人都知道，纪律检查委员会才有真正的实权，而纪律委员会后面的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才有拍板的权力。也就是说，中国官员的真正监督机构是中国的政治局。　中国的政治局就是由什么人构成的？　全部是中国的最高位阶的官员，就是说，中国的各级官员是由上面的高官监管的，就是大官管小官。其它的机构，比如人大、政协，根本没有什么监管权力，为了饭碗，他们说句话都要掂量再掂量，他们就算说了，最终的处理权力还是在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的政治局。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我们中国的政治一向如此。刘亚洲曾经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高层，高层的希望在常委，为什么？因为只有常委有中国政治的最后权力。我不评论刘亚洲的话，只是提出。

我没有学识和资格讲中国该如何监管政府，但是我要说，这样的监督制度是有致命的缺陷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非常中性、有代表性的例子。我随便挑一个人：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他可是候选政治局常委，将来要监督我们中国的政府官员的。我对高丽先生没有了解，就我的肤浅认识，他还是一个相当能干的官员，据说他做人低调但很有魄力，中国的共产党选拔干部模式还是有他的强项的。

高丽先生祖籍福建，发迹于广东。在广东茂名、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天津都干过，是一层层干上来的。在各地都有一些政绩，我知道他在深圳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就只看高丽先生的经历，他在这些地方为官。那么他一定有他的势力和亲信，这是一定的，做官要做成点事情，没有可信任的人不可能，是为“亲信”，要放手施政，一定要有自己的势力基础，这非常正常，也非常正确，否则高丽先生的治理措施连衙门都传不出去，一定没有办法施政。

高丽先生有各级政府的经验，选这样一个人去高层，我是赞成的，我看比西方国家选举一个过去的律师去当国家的领导要好，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有这个传统，官都是一级级做上来的，上来的官员都不是生手，当然有好处。

由高丽先生这样的人去选拔官员（当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样的制度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高丽先生从政经验丰富，也有政绩，当然有资格去选拔下级官员。问题是，这样选拔上来的官员还要由高丽先生们来监督（通过政治局）。这里的问题就大了，非常大。中国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们，也有他们的问责机制，比如陈良宇被处理后，黄菊先生的日子很不好过，甚至泽民同志也被牵扯进来，是他们提拔的嘛。而熙来先生被双规，我们敬爱的永康书记据说被削了实权，是他强力支持过的人嘛。

这些政治局常委高官们去监督下级官员，所用的标准一定不会客观，凡是自己的门生，一定被优惠，凡是“对头”的亲信，一定被重点对待。这可关系到常委们的仕途和声誉，怎能不严肃对待？下级官员当然心领神会，会最大努力地迎合上级，只要老板满意就好，至于口袋里多放点钱，裤腰带经常放松点，老板不会太在意的，只要自己是一个“忠臣”。

这样的监督机制一定让中国的官僚们越来越黑，让中国的官场风气越来越坏，百姓的愤怒和抱怨越来越深，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正是如此。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李慎之老先生的“emperorism”.

今天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们当然没有封建皇帝的权力大，他们内部毕竟自己也有自己的制衡。然而他们权力的运用和皇帝非常的相似，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代理（各自信任的下级官员）去实现自己的理念，同时监督下级官员的施政，这样做的历史结果我们都清楚，不用废话。当然李慎之老人的”emperorism” 有特别针对类似毛泽东先生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国家浩劫的阐述，我今天不谈这个，因为中国再次出现一个泽东先生似的人的可能性还没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今天中国的政府官僚施政的负责对象是上级官员，而监督的权力也存在于上级官员，这样的体制不滋生腐败、不出乱子一定是咄咄怪事。

国父中山先生提出了五院制度，其中包括监察院，各院的政治级别平等。我承认我非常欣赏国父的规划，就我个人的理解，国父的制度比中国现在的监督制度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因为政府权力的监督机构必须是独立于政府的，现在中国的权力监督机构不过是政府的一部分，就好像我去考试，而成绩让我的好朋友来给，我当然永远拿高分，这个是常识。这个常识似乎我们现在的政府不想、不愿了解。当然很多的政治精英也一直在打着“效率”的旗号为这个制度加油。

如果不改，或迟或早，中国的民意沸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出乱子的。毕竟政治局常委们不是圣人，现在的永康圣人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这是为我们农民兄弟量身打造的贴心小棉袄。　好了，贴一张“圣人”的照片，也是泽民先生的最爱，他所深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