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窮啟蒙

問字究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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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啟蒙”二字，一般來說我們今天所說的“啟蒙”，指的已經不再是傳統中文中這兩個字的原意。現在它更多地是個翻譯過來的術語，指的是西文，——德文的Aufklärung，英文的enlightenmen所指謂的內容。

這也就是說，它不再是傳統中文中所說——開發蒙昧，使人明白事理，以及兒童開始受教；它指的是始於十七、十八世紀西方文化史中的一個運動，以及這段歷史時期所獨特具有的思想傾向及其工作。而這也就是說——它指的是西語中的“弄清楚” 澄清、查明，解释、以及说明一個問題的思想努力；它與老師開發兒童智力，教育文盲無關。它的對象已經絕對不再是兒童及文盲，而是已經存在的“教義”及思想學說，以及“知識分子”自身。

至於在此我要做的“清談”，在中文中則或謂“清新高雅的言論”，或謂“閒談、閒聊”，亦或指的是“不及現實、高來高去的玄談”。故此，聯結西文“啟蒙”與中文“清談”——“清談窮啟蒙”，如杜甫詩云“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乃興之所漫，筆之放逸，以期得遇剗新佳思、清晰遐想也。 

1.

既然現在“啟蒙”這個單詞的意義很專門，指的就是十七八世紀歐洲的思想運動，那麼這個指謂的對象及內容當然也就很明確、具體了。

它的對象是宗教——基督教式的宗教及其禁錮，即中世紀帶給歐洲的“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的精神及思想狀態”。

如此，百年前鼓吹啟蒙的人成了一個反傳統、反對孔家店的運動，且提倡以一種世俗化的西方新的救世說，或是馬克思主義、亦或是國家及民族主義、地域主義，一句話，“基督教宗教性觀念主義”或變體宗教——南轅北轍，張冠李戴，情何以堪！

這樣的啟蒙，絕對不能稱其為“救亡壓倒啟蒙”，而只是一種雙重地利用了西方影響及其世界形勢。

它一方面藉助來自西方的支持和利用，仗勢欺人；另一方面又對內以救亡、救世欺世盜名。就這樣，上代人，五四後的那代人帶給了我們如此一種世俗宗教性的政治及社會，如此一類帶有中世紀色彩的世俗西方文化——想來十分可悲。且竟然只用了一代人，五四後三十年的時間，就造就了百年，千年來最混亂弱智的文化時代，使得二十世紀的九州，無法再與“江山代有人才出”、星光燦爛的數千年文明同日而語。

如此，我活到七十五歲，中學，再讀前人，包括清朝學人的承於經史子集的文字，無地自容！

是此，細思西學努力一生，不過入門，鸚鵡學舌，找到幾個基本音準，如啟蒙、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古希臘哲學及經驗主義ABC……而已。誠惶誠恐！

2.

四月二十二日是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誕生三百週年。

關於啟蒙，康德是近代啟蒙運動奠基性的思想家，並且有直接談“什麼是啟蒙”的著述。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說，尤其是中文社會，由於把康德和晦澀的黑格爾聯繫在一起，以及中文難以表達西文——德文的表述及思維方式，所以認為康德文字艱澀、思想虛奧，非一般人所能讀。然而，在我看來，並非如此。

我認為，理解康德不難，因為，康德努力的是“弄清楚”——很顯然，想要讓你同意他的看法，“我們需要弄清楚問題”的人，就是為了讓你相信，也一定會盡力清晰、簡單明了。

對於這個“弄清楚”，顯然套用英國哲學常用的語言，“常識”，一定會讓你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你靠什麼來認知，這些用於認知的工具的能力及其框架、以及方法是什麼；其出發點，界限又都在什麼地方，在哪兒會遇到難以逾越的界限，或兩難問題；這種認知建立的認識的基礎——假設及假說又有哪些。

康德哲學要做的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澄清及辨析。他的努力，使用的是盡可能清楚的基本語言及概念，行文則力圖條理清楚，辨析更避免及減少妄斷、妄言。

事實上，我不斷強調的“李澤厚們不會理解康德”，其原因也全在於此。因為李澤厚們使用的語言及其論說的方式——不容置疑，不能辨析及討論，以論帶史——可謂是貨真價實的專斷及妄逐。一種建立在專斷的反映論基礎上語言及思維方式，帶來的一定是論斷，而不是探討研究性的懷疑、質詢及辨析；它是要為不同於它的內容貼上對或錯的標籤，而不是開放式的討論。

至於說到李澤厚自身已經有的哲學及知識的性質，以及其對此認知的知識框架和方法，如那類“五星紅旗究竟美在什麼地方”的審美及哲學趣味，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是啟蒙的對象，批判辨析的對象，如果用來對別人啟蒙就一定是南轅北轍，荒腔走板。

在哲學的歷史中，思想史上，一個馬列主義者，就其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及態度而言，天生就失去了進入啟蒙場地的資格！

3.

理解康德不難——我當然知道輕言此說有些輕佻。

因為如同其它學科一樣，對於人的認識的考察是專業性的工作——是專業哲學家的努力。它需要專業知識——閱讀康德需要抽象思維能力，需要對範疇及知識框架問題的渴望窮究求知的衝動及深度。但是這一方向，即不斷地追問自己是如何知道，怎麼知道，知道的可靠程度，是每個有敢於稱自己有精神及思想追求，有學術追求的人必問問題，必然具有的思索傾向。在我所說的“不難”指的是，有這傾向“不難”。

就此，馬克思主義者，一句人可以反映世界，人能正確地反映世界；一句在此基礎上的唯物主義是天經地義認識論基礎，而從不懷疑自己使用的每一句“新話”及專斷的“新概念”的意謂與來源以及能如此說嗎；就什麼都完了——徹底地沒了思維及感知能力。

在這個思想體系中的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批、甚至可說是一代通過自己親手努力建立了古今中外最極端的極權主義制度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己還受到過半生整肅的知識人——馬列幹部，竟然從來不反省自己的前半生，居然還是信誓旦旦地繼續要啟蒙民眾，甚至更徹底地反傳統者。上樑不正下樑歪，甚至由此又帶出了一批更過分的、認為這些前輩是“兩頭真”的後代。真可謂實實在在的、最為具體典型的與康德哲學、啟蒙哲學的背道而馳的思維方式。

對於李澤厚們及其後代，我要說的是，不知自己使用的語言及其性質者——不知新話新思維的性質者；不知反映論及其概念和知識論及其概念區別者，就不要妄談思想及學術了！批判哲學是討論及辨析的哲學，批判哲學的批判則是以論帶史的打棍子——狗吠火車，不是一回事。

就此案例，在我看來，康德傾向是哲學，可謂是是否具有啟蒙傾向的試金石。

4.

是否具有啟蒙傾向，是否有思維能力？

見微知著，睹始知終——人的思想之傾向、深淺是無法掩飾的。同樣，能夠看到否這些問題，更是思想史研究者及思想者根本性的能力。有能力還是無能力，絕對不是裝腔作勢，及壟斷出版所能濫竽充數的。

圍繞啟蒙，以及圍繞李澤厚的工作，放到思想史中稍加細思，你就會發現很多根本性的問題。禁不住基本的ABC的推敲。

李澤厚的思想與著述呈現出兩條軌跡。這兩條軌跡既明確又典型，不僅顯示了他，而且顯示了一個社會、一段歷史時期，以及和他類似的所謂知識人在“學術”、“知識氣質”及“學品”的三點相同。沿用奧威爾的描述：一個典型的真理部的創立、發展，以及培養出後代的精神及思想案例！

概括來說，李澤厚們的思想軌跡代表了大洋國社會半個多世紀三代人的思想軌跡。他以馬克思主義對於啟蒙的理解進行對康德哲學——“批判哲學”的批判，又由這個批判引出“救亡壓倒啟蒙”說。最後，由這個“救亡壓倒啟蒙”說對啟蒙的理解，推動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繼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對於社會及民眾，尤其是對於學校中的青年學子的“文化啟蒙，更為徹底地反對“中國的文化傳統”。

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反傳統的力度比起興起於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毫無遜色，用當時的改革精英的語言，甚至更廣、更深、更為徹底。而實際上從事與此的青年才俊，如走向未來叢書，《河殤》的撰稿者們，本身曾經是紅衛兵，且毫無反省地繼續的也是紅衛兵的傳統。

事實上，就是這類所謂“啟蒙”及其反傳統，帶來了持續到今天的最近三十年的對於“基督教化”的推崇。他們已經讓大洋國不折不扣地變成“‘爪蛙’國”！

5.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對於思想問題及著述文字亦是如此。它一定會有屬於它的經驗性的社會現象伴隨。如此，不是聽你說什麼的說法，而是說的是什麼。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們的啟蒙，留下了一條清晰的思想越啟越“瞢”的經驗歷史。這其實就是“反啟蒙”的必然結果。

由於康德是啟蒙的代表人物，康德思想是啟蒙的核心思想，或說思想基礎，因此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直接說就是《對啟蒙哲學的批判》。

以李澤厚的思想，語言及語言方式如此說可謂名副其實。他從來不否認自己是個馬列主義者，如此前我的文章所說，馬克思主義是起自德國黑格爾的Romantik運動-反啟蒙的宗教性羅馬主義思想運動的產物，對抗啟蒙運動的思想結果。所以李澤厚的思想軌跡首先說明的是——他的思想基礎以及從事的工作，都是“批判啟蒙、反啟蒙”。

但是匪夷所思地是，其後他卻在“救亡壓倒啟蒙”說中，把反啟蒙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當作“啟蒙思想”，把精神和知識上的弄清楚——“啟蒙”，變成“啟發民眾”，即向民眾“佈道的運動”，并把與自己一類傾向的人理所當然地當作“啟蒙者”。說白了就是把反啟蒙當作啟蒙、開蒙，把辨析思想及問題替換成要民眾跟著自己走的教導、領導——“自己代表真理”的宗教性佈道和宣傳。所以，第二，它說明的是李澤厚們對啟蒙，Aufklaerung的理解，完全不是一般思想史及哲學史上的理解。他以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們把啟蒙理解為“讓民眾及社會聽他們的話”、“跟著他們走”。這其實是一種“宗教性的佈道”、“政治宣傳”。這正是Romantik運動，反啟蒙方向的反動所要返回的宗教傾向。用康德的話說，則是企圖讓人們返回幼兒時期，接受別人的思想，替代自己的思維，即康德說的反向開蒙——返回昏睡狀態，重歸蒙昧境況。

第三，這樣的思想軌跡應該讓我們提出的問題是：當時的知識人，乃至到今天的華人知識界為什麼居然幾乎沒有人問——一直為大洋國真理部工作的李澤厚們，憑什麼認為自己有資格在思想領域中，在民眾面前，以啟蒙者自居，他們有什麼什麼“資本”不對自己過去的愚昧及錯誤進行反省！

如此，我們也就明白為什麼今天大量的來自大陸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人投身於西方極右翼，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獨大的宗教分子潮流，甚至鼓吹今天大陸要基督教化的由來。

用昏睡已經不足以描述此類精神狀態，這是一種倒退回中世紀的夢囈、夢遊。而這其實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以李澤厚們為代表的思想及其政治運動，留下的經驗歷史軌跡——作為宗教對於啟蒙的反動而發生的Romantik運動的集大成結果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們，對啟蒙的繼續批判，最終導致宗教及宗教性意識形態，各種變體宗教性學說、團體在社會及世界各地的蔓延——越啟越“瞢”、越荒唐！

6.

康德有“什麼是啟蒙”的直接論述，此前、此後，二百多年來亦有前人不斷地討論、強調，相當豐富的言簡意賅的著述。但是情何以堪的是——在中文世界竟然混亂到讓人難以理解。

啟蒙，是極為簡單的發生於西方的歷史性運動，極為直接的思想追求。啟蒙是為了掙脫宗教桎梏——掙脫基督教千年中世紀帶給歐洲的徹底的一體化：從政治、社會到精神思想，到家庭倫理到社會等級制的束縛。

啟蒙，說到底就是一句話，從人性及精神層面開始，思想開始，對於歐洲人“咎由自取的不成熟”進行反思、辨析、“弄清楚”。

弄清楚，顯然是不可能用對宗教精神及教條思想的修補、修訂所能做到的。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一定的！揪著自己的頭髮無法離開地球！所以弄清楚這個咎由自取的不成熟及精神桎梏的性質，一定需要另外一種“非”宗教——非基督教的思維及語言方式，非基督教的求知方式。這對於歐洲人來說，在二元論為基礎的文化社會中，最容易及直接就可能找到的就是羅馬社會前的曾經存在的古希臘文化。因為古希臘曾經存在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哲學是求知及對於求知的可能性的探究。所以文藝復興、人性、人的思想的覺醒及覺悟，可以直接借鑒的方式方法就是“非宗教性”的古希臘思想。

文藝復興、古希臘思想復興的這個歷史事實，也同時可以讓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向上來認識古希臘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質——古希臘文化思想不是宗教性的文化思想，并且它是背向基督教宗教及其文化思想傾向的。

啟蒙的這一特質同時也讓我們進一步想到——是否任何不同於中世紀千年禁錮歐洲人的宗教文化的文化思想，都有可能讓歐洲人從禁錮中解放出來，從“咎由自取的不成熟”中覺醒及解放出來？即啟蒙是否會有另一種性質的傾向？走出中世紀是否會有另外一種方向的道路？更具體些說，如果交流有足夠的通暢及充分，與古希臘同期的中國的先秦時代的思想，與文藝復興同期的中國的明朝和清朝，當然可以上溯包括唐宋文化思想，亦可以作為歐洲人借鑒運用的啟蒙思想？

說到此，我們似乎感到且理解了馬可波羅對於歐洲人的意義，萊布尼茨們如何看待中國的，以及為何如此看待中國文化思想及社會秩序。當然由於與地理存在同樣遙遠的語言及思維方式形成的隔閡，讓這種可能真的成為潮流席捲歐洲——太難了。且從今天的經驗歷史看，如果真的如此，恐怕科學的發生，物質的巨大爆發力，就不太可能了。

我認為，愛環境及自然的人，愛人文的人遺憾它沒有發生，哀歎發生它的困難，而愛物質的人則會慶幸地享受今天的結果。

歐洲人把中國文化思想當作啟蒙，中國思想作為走出後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的一種可能，人類步入另外一種境地，都是可以，且是一種合理的想象……。無獨有偶，百年前馬勒的音樂，走出排他的“三無”境地的渴望，竟也預示著類似於啟蒙時代，目光投向東方的思想家們。

202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