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學與信仰

學習、探究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四十年，我一直認為科學教給了我啟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說反省、辨析的態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隨著我使用這種科學的提出問題的方法，描述解析問題的方法對於思想文化問題的探索的深入，我卻更深地體會到，在具體的研究問題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說之上，還有一種超越的，導引這種具體方法的“思想”與“精神”，它駕馭著你的整個研究和分析的走向與領域。

究竟它是什麼？在科學哲學研究中發現，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學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麼結論建立在他對於世界，對於生命的信仰態度，或者說他對於世界的感覺，他潛在的氣質上。

世界只有一個，人們感覺到的世界卻是如此的不一樣。文學家把這種不同的感覺，不同的對生命、生活的描述分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科學史家發現，這種分類對於科學研究的發展走向，科學家的氣質特點同樣適用。在科學中也有浪漫主義傾向的科學家，現實主義傾向的科學家。

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科學家想像構成使用的理論，對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與現實主義的科學家回然不同。這構成了二十世紀量子論派與愛因斯坦派的激烈爭論。這一爭論的根本，誰也無法說服對方的原因，就在於雙方氣質的不同。愛因斯坦最後的底線是，他絕對不相信上帝是擲骰子的。對此波爾則說，你不能夠告訴上帝他應該做什麼。愛因斯坦、波爾的不同在於他們氣質不同，對世界是什麼的假想不同，信仰的內容不同，在於他們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不同天性。

事實上，不只宗教是一種假說，唯物主義也是一種假說，不只宗教是一種信仰，唯物主義也是一種“信仰”。差別只是宗教是建立在人以外的、假設的“神”之上，而唯物主義的專斷則是建立在塵世上的凡人的感覺、認識之上，以及那些個如馬克思、毛澤東一樣的凡人，那些個由凡人組成的共產黨集團的身上。

2．人類不同追求的相通及唯物主義的封閉

方法是中性的，但是假說、前提卻是帶有很強的個人色彩，被個人所約束、所決定。知識和教養縱然有可能導引一個人信仰什麼，傾向什麼，但是究其根本，一個人最根本的傾向和信仰會是什麼，卻又和他先天的氣質緊密相連。

先天氣質的不同造成了愛因斯坦和波爾終生的爭論，對量子論理解的不同傾向；先天氣質的不同造成了文學藝術上浪漫派和現實派的對峙；先天氣質的不同也造成了科學家和宗教、藝術家遙遙相對。

先天氣質不同在追求上拉遠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它的表現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科學研究中前提、假說的不同。

生活中有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宗教家，藝術中有浪漫派、現實派，宗教中則有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人們的專業，所使用的工具、語言方式距離何其遙遠！

然而在追求中人們也發現，你常常被一個另一個領域中的追求者的思想所吸引，被另外一個宗教的先知所啟示、鼓舞，常常與另外一種信仰的學說產生共鳴。是什麼東西使你被遙遠的、看來陌生的思想和精神所動搖？原來是追求、是人的更為根本的人性的特質。所有這一切都是人對於人所存在的這個宇宙，以及那個支配他的“生命”的探求。

科學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領悟到這一點，他說在人生的追求中猶如一個金字塔，在底部，科學、藝術、宗教、政治看來是分離的，相阻隔的，距離很遠，然而在攀登的時候，人們卻會發現在追求的最高點，在金字塔的頂峰是相通的，是三位一體。

科學與藝術、宗教如此，宗教中的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追求使得遙遠的、陌生的追求者相通，互相之間啟發、鼓舞、促進，而這就是超越。凡是真正的追求者，都不僅會努力去超越，而且能夠體會到超越的幸福。

一個建立在反映論假說之上的唯物主義者也會受到其他追求者們的啟發、鼓舞，然而一個唯物主義者卻是一個停留在金字塔腳下的追求者，他無法達到三位一體，無法和其他的追求者共鳴，共存！這也就是說，他沒有攀登的能力，沒有互相理解共鳴的能力，他無法超越！

唯物主義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於他武斷地，不假思索地相信反映論。他認為人反映的，觀察到的那個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就是那麼多！他忘記了人的感官是有限的，人的思維是有限的，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他以為金字塔腳下就是全部。

多麼簡單的問題！黃疸病人看到的世界和正常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樣，人類也感覺到狗眼和人眼看到的世界不一樣，“狗眼看人低”！然而，唯物主義者犯的難道不是同一個錯誤嗎？他們把人的感覺、觀察、思維絕對化了，把人為中心了，把人神話了，把人絕對化、作為宇宙的中心了！多麼不自量力，多麼看低宇宙！！

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帶來的必然是麥克斯·波恩（Max Born，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相信只有一種真理，並且自己佔有這種真理，這是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正是反映論帶來的這種真理觀，使得唯物主義沒有了向上的攀登，超越的努力，而留在金字塔下，而和所有人類其他思想、其它追求格格不入。

與唯物主義者不同，有神論者雖然也可能相信只有一種宗教，但是由於他的神是“神”，不是人間的，所以仍然為人間留下了自省、謙虛、謹慎的空間，寬容的空間。

3．極權專制與全面政治化

一個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社會、政權，因為它僵硬的、專斷的反映論，它帶來的必然是政治統帥一切，這個政治統帥一切，要麼是封閉的、一元化的，嚴密控制一切的生活，要麼是物質主義的。

唯物主義概念思想產生於西方，在西文意義上“唯物主義”的社會其實就是“物質主義”的社會。翻譯成中文的唯物主義這個字本身也是“物質主義”。它之所以是同一個意義，絕非中文翻譯的牽強附會，而是因為它本來就有著同一的思想精神基礎。

用唯物主義來做思想基礎，就必然有共產黨的政治統帥一切，一切為政治服務。因為一個人、一個黨以為自己佔有真理，代表真理，當然用政治手段來為它服務是必然的，在政治上無所不用其極，也就是不擇手段是必然的，合理的。

人是渺小的、有限的，不僅沒有個人、政黨能夠聲稱自己代表真理，而且人類也不可能佔有真理。為此，政治統帥一切就必然和千古以來的人類追求產生劇烈的衝突。在過去六十年，在產生共產黨的一百多年，中國民眾，人類社會飽受這種衝突帶來的災難。例如，由共產黨的真理觀產生的階級鬥爭理論，一些家庭子女，親友為了真理，要背叛家庭，夫妻反目，子女拋棄、乃至打死父母比比皆是，可六十年下來，人們終於看到血濃於水，家庭倫理親情高於黨製造的那種謊言。但是為此，人們已經付出了多少代價！

再例如，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人定勝天，共產黨建立了三門峽水庫，三峽水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少產，可最後，自然戰勝了人力，餓死了中國幾千萬人，嚴重地毀壞了中國的環境、自然資源。

共產黨在用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謊言藉口來為自己遮羞的時候，竟然忘記了他們不斷，並且還在肆無忌憚地付諸言行的“人定勝天”！

共產黨是不允許超越政治的，因為它佔有了權力，因為它要極權，控制社會的一切，因為它知道，任何超越政治，就會讓人們在倫理的基礎上，在家庭的基礎上，在科學的基礎上，在宗教的基礎上，在藝術的基礎上，在一切人類的追求領域，唾棄共產黨的偏執、謊言，以及因此產生的殘暴。這就是哈威爾所說的生活在真實中，為真理而生，這個極權社會就會自然崩潰。

共產黨社會培植的人想要超越政治是極為困難的，這不僅因為他要超越，就要首先面對政治的迫害，砸碎政治的禁錮，而且因為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使得他在反抗共產黨的時候，只有共產黨給他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和追求，下意識地使用這種無法超越眼前事實的思想框架及工具。他們看到的永遠是眼前的政治，相信的永遠是政治統帥一切。

以“政治”對抗“政治”，以唯物主義對抗唯物主義，猶如一個人揪著自己的頭髮想使自己脫離大地，很多時候不過是以“謊言”對抗“謊言”。

最近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共產黨社會醃制出來的兩代人來說，“超越”談何容易，行何難！揭穿“謊言”，超越“謊言”，談何容易，行何難！

4．哈威爾、康拉德的“超越”

如前所述，“超越”對於一般社會的人或許並非那麼困難，但是對於極權主義社會，以及它所培植出來的知識精英，政治不僅如一道枷鎖那樣永遠禁錮在每個人的頭上，甚至可以說，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像裹腳布一樣，已經使得極權主義社會的精英們的腳變形，他們已經很難學會正常的行走，即便是那些後來反叛、覺悟到這一點並且拋棄掉裹腳布的“放大腳”，還是會不自覺地顯露出共產黨社會的痕跡。

超越不僅是一種努力，也是一種才能，一種能夠感知到問題存在的能力。這種感覺能力很多時候比智力還要重要。

事實上，知識、精神追求與政治的衝突不僅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存在，它是永恆的、普遍的。極權主義社會只是極端化、激化了追求、超越與政治的衝突。因為只要你是“知識”分子，文學家，只要你是宗教家，你在你自己的領域中追求的時候，也就是在“知識”與“精神”，人文領域中追求的時候，你就必然會力圖走出塵世的政治。

任何一個知識份子、藝術家、宗教領袖的價值關懷，分析問題的著眼點、方法都肯定不是從政治問題開始考慮。這樣一種考慮、探究自然會帶來和政治等現實問題的矛盾和衝突，但是，它既不是源於政治考慮，也不會止於政治考慮。這正是一般社會思想文化不會靜止得以進步的根本所在。

在古往今來的社會中，在絕大多數時候，“超越”和政治的衝突，並不絕對必然地導致政治上的殘酷迫害！例如在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在文人們問政治的時候，才會帶來政治結果。而相反，他們可以歸隱山林，可以有很多自己知識、思想、文學藝術創作及傳播空間。在西方，很多時期，知識份子也有自己的“Nische”（德文，小的生境，用於建築物指‘壁龕’）。只有在中世紀前，以及源於西方這種宗教文化基礎的近代極權主義社會，精神和知識的追求者不僅無法躲避社會的政治擠壓，而且自己的精神和知識中就已經充滿這種政治醃制的氣味。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平和地“超越政治”幾乎已經變成不可能。因為去掉這種政治醃菜的氣味，直接面對的就是政治，就造成政治上的衝突對抗，。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打破政治的桎梏，就成為戰勝極權主義社會，回歸一般人性的一個根本問題。反抗極權主義的宗教精神領袖，思想知識追求者為此做出了各種根本性的努力。

在反抗政治帶給社會和個人的扭曲禁錮的努力中，捷克著名知識份子哈威爾在七十年代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提出，生活在真實中是克服、粉碎並且超越極權主義政治的根本有效的辦法。他認為，極權主義統治者的殘暴迫使民眾生活在謊言中。民眾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學生為自己的前途跟在老師後面重複謊言，入團入黨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擔心影響子女入學等前途問題，使得父母親“自願”服從政府要求做的每一件事。生活在謊言中，是在嚴厲壓制下的無奈，是現實政治和生活壓力下人性的扭曲。

在這個社會生活中，到處滲透著偽善與謊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稱作人民政府，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奴役人民，對個人徹底的貶抑被說成是民眾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獨立思想變成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這個制度被它自己的謊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這種人性的扭曲，是社會道德的危機。

極權主義社會的這種極端的政治控制，操縱一切，使得哈威爾的“生活在真實中”，這一簡單的真理變得鮮明突出。他認為，如果每個人生活在真實中，就能粉碎、超越共產黨編織的謊言，極權主義社會就會不攻自垮。

哈威爾的“生活在真實中”，是以求實的生活態度超越謊言政治禁錮。

在超越極權主義政治的扭曲壓迫中，匈牙利的著名異議作家康拉德（G. Konrad）在八二年提出著名的“反政治”概念。他認為，“反政治”是知識份子的天職。

康拉德認為，在社會生活中，知識份子既不應該接受現實的那些政治，也不應該由於非政治而完全放棄一切，知識份子的態度在根本上是“反政治”。

他認為，“反政治”是從事于智力領域探索的人的一種能力。他們能夠驚奇地感到，並且有所發現事物的那種獨特、奇異和不可能的特性。這個感覺和發現使得他們認識到，人是外界的一種犧牲品，而他卻並不想如此。

如果人的生死不想要依賴於其他人，人不想把他的生活交付於政治人物，那麼人就應該擺脫那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帶來的語言與哲學。小說家不需要外交部長，因為他知道，在這個領域中政治人物不可能阻止他的表述。知識份子不需要軍隊，因為當他能夠思維的時候，他就已經被思想所佔領了。“反政治”的合法性，比其小說的合法性，既不多也不少。他不是那些以多數人的名義，或者以集體的名義來講話的人。他不要求政黨、國家、階級、社團或科學世界站在他背後。他用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沒有責任向任何人解釋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個人的創造，要個人來維護。

“反政治”試圖回避任何有組織的權力，及對團體的義務。主張“反政治”的人不是高貴的多數或痛苦的少數人的代言人。

康拉德特別強調，面對那些和權威相聯繫的罪惡，和軍隊相聯繫的文明，“反政治者”天生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然而他卻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同。

康拉德的反政治是一種以獨立獨立的、桀驁不馴的知識探索，來超越現實的政治桎梏。

5．達賴喇嘛的超越：傳統與信仰的根本意義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二十世紀的歷史可以稱為是極權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在對抗極權主義的壓迫和罪惡中，產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知識份子劇作家哈威爾，作家索爾仁尼琴，詩人布羅夫斯基，物理學家薩哈洛夫……。現在達賴喇嘛的追求和超越讓我們看到，在抵抗極權主義，超越極權主義對人類帶來的危害和罪惡上，他是來自東方的又一位偉大人物！

和哈威爾的“生活在真實中”、“為真理而生”，和康拉德的“反政治”平行，達賴喇嘛用價值追求，道德追求，更高的宗教對於人類，對於社會和環境的關懷，超越了共產黨社會的政治力量。

和哈威爾、康拉德一樣，達賴喇嘛不僅超越了共產黨政治，而且直接進入了更為廣泛的民眾的追求世界。他的精神思想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克服、超越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所帶來的扭曲和禁錮，而且為更為廣泛、普遍的西方文化帶來反省和更高的追求。

達賴喇嘛用以抵抗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的，不是以反對，而是以堅持。他堅持的是西藏民族的“傳統”與“文化”，堅持的是西藏民眾的信仰。

當代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達藍道夫曾經說過，極權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反對傳統。這個反傳統實際上就是反人類。因為傳統中孕育著我們祖祖輩輩對於生活、生命的探索；孕育著最根本的價值與方法。極權主義們反掉、粉碎的不僅是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且含有最根本的價值、倫理道德，祖祖輩輩人類和自然的關係。

達賴喇嘛堅持的佛教，正是這樣一種種族、民眾追求與探索生命及生活方式的產物。

任何一種宗教，由於他追求的是人最根本關切的問題，堅持的是人最根本的價值，因此，在最根本上它必然是超越種族、地域的。它必然是人類最根本的寶藏。佛教如此，基督教、伊斯蘭教也是如此。不能稱為宗教的文化精神學說——儒家學說，也是如此。

達賴喇嘛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在西藏、在中國、在整個世界，不是像那些宗教界的政客們那樣廣招信徒，擴大塵世間的物質、社會影響，而是專注于更高的追求。他看到宗教的廣泛性，人類追求的金字塔頂端的相通性，他關注的是他們追求什麼，而不是信仰什麼，為此他勸西方的人不要匆忙皈依佛教，最好從他們熟悉的文化和宗教出發追求。

正因為此，達賴喇嘛更認識到，藏族民眾和漢族民眾，和世界上一切地區的民眾的相通性。更因為此，他更試圖從佛教的理念，善良人性的一面理解馬克思主義中的那種烏托邦理想。他以善報惡，以德報怨。邪惡和怨恨是暫時的、相對的，而善和德，對人類來說，是永恆的、超越的！

最近五十年，達賴喇嘛的這個超越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驚奇的事情！

因為無論從達賴喇嘛所來自的地方，所出身的種族，所尊奉的宗教來說，對歐洲人都是遙遠的，陌生的。西藏對歐洲人來說，甚至可以說比月亮還要遙遠。

與此相平行的是，儘管中國無論就歷史、社會、人口，還是經濟等的發展都要遠比西藏在這個世界上更有影響，儘管幾乎每個歐洲人都知道中國，然而，對他們來說，中國同樣是神秘的、遙遠的、陌生的！

這種情況，即便是在中國經濟日益對於他們有了重要影響，交流也多起來的今天；即便中國時下的那套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思維方式來自西方，共產黨社會的結構來自西方，物質化、西化如此劇烈，中國對歐洲人來說，仍然不是作為一個熟悉的，被歡迎接受的對象。

然而，現在人們突然發現，西藏的印象在歐洲人心中已經潛移默化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貫被打壓的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群體，已經被西方民眾全方位地接受。德國的民意調查顯示，達賴喇嘛的知名度，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教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人深思的事實！

被政治脅迫的共產黨社會的民眾當然難以理解在西方社會中民眾和政治的關係！因為在這個正常社會，政治離一般民眾很遠，如果不是選舉，如果不是因為產生經濟問題，或人的傷亡，幾乎沒有人會關注到政治的存在。

人們每天關注的是生活、環境，是如何能夠讓生命更加美好！一個遙遠的外國人物，很難以與他們毫無關係的那些“政治問題”引起歐洲人的熱烈興趣，更何況來自西藏那種偏遠艱險地區的精神人物。

單憑政治，達賴喇嘛絕對不會在西方民間社會因此如此大的反響。

達賴喇嘛像甘地、哈威爾一樣超越了政治，豈止如此，達賴喇嘛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種族，超越了宗教！

6．達賴喇嘛的啟示

達賴喇嘛帶給我們一種非常根本性的，非常必要的思想方法，那就是超越現實，超越地域種族，超越政治。

達賴喇嘛究竟在哪些領域超越了政治呢？

在一切領域！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和平非暴力對抗是一種超越政治，對抗專制政治的方法。

達賴喇嘛對傳統，及其文化、信仰自由的堅持是一條超越政治，以歷史和傳承對抗非人性的極權主義道路。

達賴喇嘛對於西藏民族的呵護，對於大西藏環境問題、宗族文化問題的關懷，是一種超越政治，更深遠地對於地球，人類整體社會的關懷。

以獨立思想來對抗專制，哈威爾、康拉德等知識份子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範。

以文化傳統對抗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中國學者陳寅恪，乃至余英時、許倬雲等人都做過，或者還在做如此的努力。

現在，達賴喇嘛，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在這個領域中，以傳統及其文化、信仰對抗專制，已經成為當代，乃至歷史上最卓越代表人物。他在這一領域中樹立的高峰，將和哈威爾等人在現代知識份子中樹立的對抗專制的豐碑並立。他樹立的典範，同樣不僅是以傳統、文化、信仰對抗專制，而且是一種更重要的，更普遍的，對西方民眾也非常迫切的超越政治的關懷與追求。這一點使他走出西藏高原，在全世界的上空巡迴。

學會超越政治思索問題不僅對於極權主義社會的人，而且對於一般社會的民眾和知識份子都同樣是重要的。因為政治是現實的、短暫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偶然的因素，不合理的因素，不穩定的因素。因為還有一些問題涉及的是對一個民族和種族，一個國家來，對人類來說更為重要，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價值問題，環境問題，地球和人類存在的問題，每個人個體和家庭問題，因此它們具有更為長遠的意義。

只有從後者來反思政治問題，以及一些帶有強烈的時間性，地域性，族群性的問題的時候，才能使得問題的解決對人類的發展更加有利。當代人類早就應該從歷史中，從很多失敗的經驗現實中得到這種“短視”帶來的教訓。

例如工業化問題。我們曾經歌頌滾滾黑煙的煙筒，歌頌人類對自然的改變與攫取。

再例如文化問題，我們曾經以為只有一種文化是先進的，而要用現代化手段反對傳統和摧毀一切傳統，滅絕其它的文明文化。

超越政治其實並非是一個複雜到一般人難以認識到的問題，不能超越政治，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兒子打死父親等類的悲劇，以及其它一些二十年後無法解釋的、令人痛心的尷尬問題！然而，時至今日，讓人痛心的是，在很多領域中我們卻依然重蹈覆轍。

7．大西藏問題的再思索

歐洲人常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對於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超越”來說，也是如此。

儘管超越政治在這三代被共產黨文化醃制過的人來說十分困難的，很多人終生帶著有色眼鏡，帶著一個人性和思維被扭曲的大腦。但是超越它，超越政治現實的方法、途徑卻是多樣的。哈威爾、康拉德、達賴喇嘛、索爾仁尼琴、布羅夫斯基，從各個領域，各種途徑超越了共產黨社會的禁錮，超越了政治，被世界廣泛地理解接受。

哈威爾是從求真中，康拉德是從思想的對抗，知識份子的獨立性，索爾仁尼琴、布羅夫斯基是從人性，從藝術，達賴喇嘛則是從價值關懷，精神信仰，文化倫理。

對於大西藏問題的超越認識，或許在超越政治干預社會，干預傳統和自然方面是一個極為典型的問題。

很長時間以來，在漢藏問題中經常接觸到，達賴喇嘛也曾提到的“大西藏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因為對我來說，從一接觸地理的時候，就是一個小西藏，大青海。我一直認為大西藏問題是個行政區的問題、政治問題，一直疑惑，西藏流亡政府在談判中為什麼不在這個問題上多做些讓步，更多地專注于人權和信仰自由問題呢？提“大西藏問題”難道不是以政治問題而干擾其它問題的談判嗎？

我甚至為此懷疑肉身人體的達賴喇嘛在這方面是否有地域主義的傾向。

然而，有著扎實學問、嚴格方法訓練的環境問題專家王維洛先生對於居於長江黃河源頭的區域環境保護管理問題的看法，使我突然明白，達賴喇嘛所提到的大西藏問題，正是一種從更根本的自然、環境、文化、歷史，藏民族和漢民族如何在這樣一個特殊地區共存發展問題來考慮的結果。它讓我更深切地看到，超越政治的重要性。

王維洛先生認為，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長江黃河是中國最重要的河流，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生息發展的搖籃。但是最近百年來長江黃河卻不斷地萎縮，不斷地被污染。即便是共產黨政府也感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對源頭的地區採取了保護政策。由於目前中國行政區等的限制，中國政府建立的三江源保護區限定在很小的一個範圍內，“只包括青海的玉樹、果洛、海南、黃南四個藏族自治州的14個縣和格爾木市的唐古拉鄉，總面積僅為15.23萬平方公里。

三江源自然保護區面積按流域分為：黃河源區面積4.05萬平方公里(26.6%)；長江源區面積9.4萬平方公里(61.7%)；瀾滄江源區面積1.78萬平方公里（11.7%)。”然而，據王維洛先生說，單只“從自然生態系統來分析，僅僅黃河源面積就起碼有15萬平方公里，長江河源面積就更大一點。”

他認為，應該也必須“擴大江源保護區，把江源保護區作為一個自然生態系統來對待，從更加長遠的目標出發，制定更高的保護目標，執行更加有效的保護措施，保護中國的水塔，保護子孫後代的福祉。”

為此，王維洛先生的研究讓我看到，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從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未來發展，資源保護的角度，這意味著一個“大西藏”是一個最好的管理保護長江黃河，也就是中國命脈的最有效的辦法。

同樣的道理，王維洛先生指出，在這片地區，牧場退化，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因為漢族民眾把漢族農業利用土地的方式搬到了長江黃河的源頭。而這又讓我們看到，如果在西藏自治區外，還有很多在以漢族行政管理為主的區域內的自治州，不僅僅是對於環境，而且對於種族、文化，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管理，目前的行政區都帶來非常大的不方便。

這位不問政治的學者是從根本的環境問題、自然問題、民族生存方式問題，治理環境與行政管理如何有效地配合問題上超越了現實政治的。他使我想到，反觀歷史，目前的小西藏、大青海，實際上是政治的產物，是共產黨為了更方便地統治上述民族地區採取的政治措施。共產黨在如此劃分行政區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自然環境、人類文化，以及涉及我們中華民族生息存在的根本問題，和一切其它問題一樣，它考慮的永遠只是政治問題、權力問題、一黨專制問題。

歷史上之所以從來不是小西藏，而是大西藏，是因為大西藏是自然、歷史、文化和族群的產物。和共產黨政治產物的小西藏相比，大西藏的問題的考慮涉及的是更為根本的自然問題、文化問題、族群如何和平共存、互助，更好地發展問題。

王維洛先生從另外一條科學的道路所得到的結論，使我突然領悟到，達賴喇嘛是如何在關於西藏的地理、自然問題上，從思想上超越現實政治的。他的這種更深的關懷，對大西藏問題的看法，實際上不僅對於那關係著中華民族命脈，對千秋萬代有重要影響的長江黃河的環境問題、自然問題，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對於地球，對於人類，這個青藏高原的水土氣候，都有著超越現實黨派利益，超越過暫時歷史的意義。它也是我再次領悟到，超越的道路多條，追求的道路多種，在金字塔的頂部，哈威爾的“生活在真實中”，也就是遵循科學精神及規範的探索，與達賴喇嘛的精神、價值、信仰關懷是“三位一體”、相通的。

所以，超越的關懷告訴我們，小西藏、大青海是政治的產物；尋求西藏地區分離、獨立是政治要求；而大西藏問題，它卻絕對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從環境考慮，從人類學、社會文化以及族群和諧共存問題，從中華民族的長遠生存發展考慮，它更絕對不是一個禁區，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必須嚴肅討論的問題！

與此相應，大西藏問題，如果說它是“政治禁區”，那正說明它是我們要超越，並且為了和平和自由必須超越的問題。因為它涉及的是有關人類和中國未來的價值、環境問題，在現實討論中，它涉及的是我們的思想方法問題。

8．結語

幾十萬人在德國法蘭克福花錢聽達賴喇嘛演講生活的藝術，幾十萬人在紐約買票聽達賴喇嘛弘法……在這個紙醉金迷的世界，達賴喇嘛居然能以那種對於西方人來說陌生的精神吸引成千上萬的民眾，這是“超越”的結果，“超越”的奇跡！

世世代代的達賴喇嘛，是藏族民眾文化的化身，精神的化身。然而有誰能夠想到十四世達賴喇嘛，這個來自世界上儘管是最高，卻是面積很小的一個地區的精神領袖的影響，能在二十世紀後半世，在世界上蔓延擴大。有誰能夠想到他竟然能夠以一軀之力，一身之光，抵抗住那個來自西方，脅持著十四億“古國”、“民眾”，曾經信誓旦旦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黨政權及其勢力。

他沒有雄厚的財力，沒有強大的政治集團做後盾，沒有廣袤的土地，也沒有眾多的人口，他依靠的是對人類存在的價值、生存的實際問題的最深切的關懷，他依靠的是傳統、文化，他依靠的是超越政治和現實。假若他不能夠超越現實，不能夠超越政治，不能夠飛躍在天上，那他就一定會被現實的魔鬼所封殺。

達賴喇嘛的追求告訴我們：學會超越政治思索問題，對於一個政治統帥一切的極權主義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尤為重要。在超越的路上，五十年對抗極權主義的當代思想精神史讓我們看到：

或者如哈威爾那樣，生活在真實中，為真理而生，刺破用謊言編織出來的極權主義社會！

或者如康拉德，堅持獨立性，在你的領域中按照那個領域中獨立的規則追求、創造！

或者如達賴喇嘛，堅持根本的追求和價值，根本的關懷，堅持傳統的文化信仰！

我們應該，也必須超越政治地思索大西藏問題，新疆問題，法輪功問題，奧運會問題，食品污染問題，藝術問題，環境問題，東西方交流問題，東西方文化問題……

達賴喇嘛的超越告訴我們：

可怕的不是外界的鎮壓和禁錮，而是我們自己的靈魂被扭曲，我們被戴上了眼鏡卻還不知道；

可怕的是，經歷了土改、三反五反的中國社會沒有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經歷了反右、大躍進災難死亡了幾千萬人的中國社會還沒有覺悟；

可怕的是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大革命的黑暗的中國社會依然沉睡做夢；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的中國社會仍然苟且；

可怕的是大多數的人對鎮壓法輪功，對殘害西藏民眾問題，對新疆屠殺問題，依然袖手旁觀。

中國已經並且還在繼續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對抗極權主義專制的時候，誰來得太晚，誰就一定會受到生活的懲罰。

中國社會、中國環境、中國的一般民眾已經在忍受著這種懲罰！懲罰將會越來越殘酷，這一切現實以及未來的災難都是我們自己釀造的。因為正如哈威爾所說，

我們每個人都既是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締造者！

我們舉起了鞭子，它不僅落在藏族、維吾爾族民眾的頭上，也落在了我們自己，我們父兄的頭上！

不與達賴喇嘛一起去超越那種極權主義的政治，以及現實的短視，我們就會繼續為我們自己，為子孫後代釀造災難！

2009-8-12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