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友人來信，請我訂正他編纂的三十六萬字的《许良英与仲维光书信集》中的一些問題。這使得我憶及當年的一些人生故事。這類故事我一路走來不斷，故這個書信集出版時會有非常多的涉及到當代思想問題及人事的故事問世。讀者會發現，只因我研究的是問題，只對問題及方法負責，我一生為自己的思想交出的高昂“人事”學費。隨手發一篇1994.12.12.關於我和德國漢學家馬漢茂關於對金觀濤的看法的爭論，我和許先生的兩封信，供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好奇的網友參考。

之所以發生心中的故事是因為馬漢茂那年想和金觀濤合作，希望通過他交結香港和大陸的所謂體制內的人士。而我和馬漢茂的此前的分歧也是由此產生的。

我和馬漢茂的爭執，最早發生在94年春季，我因為對馬漢茂主持的我們這個由大眾汽車基金會資助的項目的方法及傾向有看法——其一不研究問題而注重人事及社會關係，其二對一些當代中國的思想問題及知識分子看法有根本性的分歧。為此，他不斷地刁難我，試圖一方面利用我的筆及我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逼我就範。夏季，在他的辦公室與他公開針鋒相對地拍桌子爭論後，我經過極為痛苦的思索，尤其是取得太太犧牲性的支持後，我明確地拒絕接受他的威脅，由於涉及到人的尊嚴，我不留餘地地告訴他即刻退出研究組。當然，這立即導致我們的生活失去基礎，我太太為生存不得不放棄了學業。

這個舉動也讓馬漢茂感到震驚，并對我另眼相待，在我說不繼續做而立即退出之後，他再三請我回去，說沒有這個意思，但是我都沒有接受。當然我知道，他請我不要離開的另一個原因也是很實用——因為當時我是德國學生學者組織萊茵筆會會長，萊茵通信雜誌主編，而我太太是全德學聯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

在這件事情的發生中，馬漢茂發現，在他認識交往及僱傭過的中國人中，只有我有“脾氣”，敢與他針鋒相對。所以爭論後的這個分手沒有影響到我們之間的關係，此後在很多事情上我們繼續有更多的合作，例如邀請李慎之到波鴻來訪問，邀請達賴喇嘛到魯爾大學講演，九九年的六四十週年的大型紀念活動……等等。而前兩個活動也是兩個蹊蹺的故事——由於陰差陽錯，準備好了卻最終沒有成行。

我的一生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人只要有勇氣、真誠地生活，只要肯去思索，就會不斷演繹出很多想不到的故事……活著，不苟且、庸俗，就能創造生活，這讓你感到，生命、生活真的是很奇妙和美好！

-2023.2.12

仲維光致許良英先生——1994.12.12

許先生：您好！

收到您十月二十一日的信。由於我一直想寫完手中這篇關於波普的紀念文章再給您回信，因此拖到今天。波普於九月十七日去世，他去世後歐洲各廣播電臺、電視臺都顯著報導，各大報刊都幾乎是以整版的篇幅撰文紀念他。波普生前在歐洲尤其是德國受到冷遇，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中，他才逐漸被人們接受。當然波普由於戰後一直是在生活在英國，生活在一個經驗主義傳統深厚的社會中，因此命運比另一位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雷蒙•阿龍（Raymond Aron）要好。Aron 和薩特同班，一生受盡法國左派的排擠。直到近六十歲時才被法國科學院接受。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的命運註定了要和Aron相同。但是這並沒有使我感到沮喪，倒是給了我鼓舞。這兩個人的經歷更使我確信到我走的路是對的，並不孤獨。

九月，我正在看Aron的書，收集他的資料。Aron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知識份子與政治，知識份子與歷史，關於自由主義，有非常精彩的論述。突然傳來卡爾•波普去世的消息。於是我決定放下手中其它的工作寫一篇紀念波普的文章。過去中文世界對波普在這個時代的定位和他對思想界與時代的影響注意並不多。因此我想從這方面多著一些筆墨。您說我對波普有些偏愛，其實並不儘然。波普應該說是和愛因斯坦最接近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他的整個思想受愛因斯坦很大的影響，他的哲學基礎和愛因斯坦極為接近。我並不很喜歡這種有些僵硬的哲學框架。他們有些過多的談論了信仰問題，對客觀性的信仰。對這種信仰如同波普在談到宗教時那樣，“對宗教人們什麼也不能說，人就是有信仰的本能”。我更多的喜歡談那些能談的問題，討論那些能討論的問題，即經驗問題，認識問題。但是波普的政治哲學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他是把經驗主義思想方法應用到政治哲學中非常成功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也許可以說是屈指可數的哲學家。這個問題又涉及到我和您以前經常爭論的問題。關於極權主義的政治，能否到哲學中，到認識論中去尋找它的根源的問題。或者反過來說，說關於民主，是否有一類哲學和哲學家的思想方法和傾向是有益於，傾向于寬容和民主的。在我和您爭論時，您經常把我的論點推向極端，以科學不能推出民主來駁斥我。我承認，過去，我可能有不很準確的表述，但是我的意見不是科學可以推出民主，而是科學帶來的思想方法必然是開放的、寬容的，非教條的。從七十年代初期以來，我就認為牛頓力學的基礎是經驗主義，當代物理學的基礎是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當然如梯利哲學史中所說的那樣，包括討論認識論的笛卡兒以來的唯理論，也可以說理性主義中既包括笛卡兒的唯理論，也包括經驗論。當代理性和非理性的對抗也是以此為分界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不能把愛因斯坦的思想說成是唯物主義的。

到哲學中去尋找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去尋找那種政治上的自以為佔有真理的專斷的思想的原因，─如果我早些接觸到波普的著作，就不必在黑暗中做那麼長時間的摸索了。但是，對我來說，同樣重要的是，我的直覺是對的，這使我在思想研究中不斷地增強走下去的信心。

到哲學中去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也是啟蒙思想家在政治上的重要企圖。二十多年來，我在思想上的一個重要的努力就是把那種教條專斷的唯物主義從思想領域中驅逐出去。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就是當我在轉向經驗主義後，熱衷於啟蒙的原因。所以，這種經驗主義，既可以說是理性的同位語，也可以說是啟蒙的同位語。啟蒙絕不只是啟政治之蒙，人權、民主之蒙，而很重要的還有思想方法，認識論問題。

如果過去我曾經用過模糊的，易於引起歧義的語言，那麼，更多的認識波普以後，我的思想更加明晰了。我想，認識到Aron的思想後，將會使我對知識份子問題的認識更加準確。這大約也是我對波普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以致您以為我對波普特別是偏愛的原因。如果說到偏愛的話，我偏愛波普一生中所表現的那種和各種極權主義、專制思想和各種非理性教條思想的不妥協，不為知識界的流俗所動搖的精神。

我和學文的那本文集定名為《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在出版這本書的問題上，我又犯了一個錯誤，再次過高地評價了馬漢茂。由於很多工作是在波鴻大學做的，因此我請他給此書寫一個序言。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寫來的序言除了文章非常低劣，東拉西扯外，關於金觀濤的問題，他居然在這個序言中肆無忌憚的對我進行攻擊。這一段內容我引述如下：

“我們的合作也也帶來了一些爭論。它產生於這一事實。尤其是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他們是否是雙重作用的：一方面作為分析中國的分析者，另一方面作為幕僚為執政者出主意。亦或二者是完全不能混合的。這種界限是很難做出的。我感到由這種雙重性所產生的爭論無論如何是必要的、顯然的和有益的。

在我們所處理的具體的人物的介紹工作中，這一爭論必然使得在我們的計畫中從事研究知識份子中之間並不總是和諧的。我們絕沒有試圖統一我們的觀點。每一位作者最終對自己的文章觀點負責。

儘管合作者之間的友誼關係，這種分歧尤其表現在兩位作者關於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金觀濤（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劉青峰）的看法上。我不能同意文集中關於金觀濤的作用評述的文章。我理解仲維光的純粹的、激進的理論的評價，在中國，他要求在一種明確的對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的完全的拒絕。是否中國知識份子將帶來一個新的激進的開始，或者將是這種說法，採取一種妥協的漸變的轉化過程而沒有強硬的決裂。對中國來說目前還看不出究竟會是什麼。

我相信，在過渡期間我們對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應該要求過高。那些在中國新思想的轉化中帶來新的思想的人，他已經為他的時代完成了重要的任務。

金觀濤象其他知識份子那樣具有這種作用，他在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雜誌明顯地表明瞭這一點。它促進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活躍。同時他在專業領域之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到達了一個很高的水準。仲維光關於金觀濤努力提供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意見，我認為沒有任何批評價值。在中國大一統的思想控制已經成為是一個純粹技術問題並且時代已不可逆返之時，不可能存在這種努力。和仲維光的觀點正好相反，我也看到金觀濤以前在中國內地以及後來在香港，在歷史學上的成就。他在1995年將第一次到德國來訪問。

當我經過某些考慮對一個人物做出不同的非常積極的評價（也包括一個知識份子群體，仲維光很久以來也屬於這個群體），我希望仲維光和還學文包容我的這一看法。儘管如此，仲維光和還學文對於一個明確的陣線和在中國消融了的意識形態的廢墟上一個激進的思想的新開始的要求顯然是一種很重要的，誰也不應該忽視的聲音。”

我決定，如果這樣的話，不用這篇序言。因為我有我的尊嚴，我不能讓德國人這樣放肆的毫無分析地攻擊我。如仲維光的思想：金觀濤努力提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我認為沒有任何批評價值。整整兩周我沒有理睬他，他打來電話。在電話中，我明確地告訴他，我不准備用這篇序言。我說我不拒絕批評，但是必須是科學的分析性的。他說，你是不是認為你自己有些極端，你這樣一個概念一個概念，一句話一句話地分析，那麼中國知識份子就沒有人了。我告訴他，如果科學分析的結果是這樣的話，我也必須接受。他在電話中明確地承認他談的不是科學研究，而是科學研究以外的問題。他說上面那句話是他不留心隨便寫的，我反問他，說如果我這樣做，你會怎樣。這是無視一個人的尊嚴。他說他還是希望採用他寫序，並表示願意根據我的意見進行修改。由於我也想留下書面的東西，以便以後能進行有效的爭論，我說想好後給他寫信。過了幾天我給他寫了下麵這封信。

教授先生：您好！

接您電話後，我已經把您寫的前言全部翻譯成中文。仔細看了您的前言後，我的意見如下：

一．儘管以前我們在小組記憶體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並且這種分歧迫使我中途離開研究小組，但是出於禮貌和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心理規範，我從來沒有把這一分歧公開於字面，這可以在我寫的序言中充分看出。現在您把這一爭論公開，我非常高興。我認為這些問題是很根本性的。對比過去西方的東歐問題專家對東歐國家及其知識份子的評價和一些漢學家對中國的評價，我發現有很大的不同。如對五三年以後的解凍文學的政治性和文學性,對A.Solschenizyn的文學評價都不是很高，但是某些漢學家對戴厚英及和她完全類似的張賢亮的評價卻很高，現在您對金觀濤的高度評價也是這一問題。是中國特殊，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中國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中國的知識份子可以不遵守一般學術和道德規範，還是其它，我願意和您繼續討論。

二．您在給我的電話中談到對不同意見的“雅量”問題，在您的前言中也說，“Wir haben auch gar nicht versucht, eine einheitlichere Sicht herzustellen. Jeder unserer Autoren zeichnet am Ende f乺 seine Texte allein verantwortlich.”（我們絕沒有試圖統一我們的觀點。每一位作者最終對自己的文章觀點負責。）但是實際上在您的“Zensur”〔檢查〕下，只是由於看法不同，我那篇關於金觀濤的傳記介紹文章就被“槍斃”了。而且如前所述，這種分歧迫使我中途離開研究小組。坦率說，儘管如此，我保持了雅量，從沒有對您這種“Zensur”說過什麼。

現在，您在為我的書所寫的前言中又說，“Den Gedanken Zhongs, ... halte ich keiner Kritik wert”。（仲的想法，我認為沒有任何批評價值）我想知道，如果我說您對我的批評才是“keiner Kritik wert”（沒有批評價值），您將如何反應？我認為，這已經不是雅量的問題，您這樣談問題完全是無視他人尊嚴。

三．我認為，您對金觀濤的評價是一種很個人的意見，並且沒有充分的實事和嚴格的科學分析支持。您在電話中說，如果我這樣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地討論，一句話一句話地分析，那麼中國知識份子就沒有人了。這表明，您批評的角度是在科學研究之外。作為我們這本書的前言，我希望並且也不怕聽到不同的聲音，但是不希望在科學分析以外。如果在科學以外，成為人事分歧，那不是本書的目的，並且只會對讀者產生“嚴重”的誤導。

在此，我也願意再次重申，我研究的是問題，如果一個一個概念的分析下來，不幸得出對中國知識份子很不利的結論，既使它迫使我中途離開研究小組，打亂我們的生活和研究計畫，那我也只有接受。對忠實於科學研究和他研究的問題的人來說，沒有是否“極端”的問題，只有他的研究及結論正確與否的問題。

我想，看法的不同應該不是您把我寫的關於金觀濤的文章排除出研究計畫的中文及德文文集之外的原因，您有其他的考慮。如果您要向金觀濤表示某種好意的話，可以在任何其它地方。而不是在為我們寫的前言中，通過批評我們來向金觀濤表示好意。

我自己是希望並且也支持您在其它的地方發表文章作此表示。

關於前言，您如果願意修改，我仍然願意採用。我希望:

A.關於對金觀濤的看法，您可以簡短地表明您不同意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結論。

B.關於“Auch die Debatte unter den Wissenschaftlern unseres Projektes 乥er die Roll der von uns behandelten chinesischen Intellektuellen lief, wie kaum anders zu erwarten, nicht immer in Harmonie ab. Wir haben auch gar nicht versucht, eine einheitlichere Sicht herzustellen. Jeder unserer Autoren zeichnet am Ende f乺 seine Texte allein verantwortlich.”您要麼如實說出，由於意見的不同而沒有選用我關於金觀濤的傳記介紹文章，並且使我退出了研究小組。要麼回避這一問題。

C.另外，如果有一個Literatur Verzeichnis(書目)，作前言就不合適了，只能作後記。

最後，出於對您的尊重，我同意您把這些討論公諸於眾。我想這對於我們雙方都有好處。祝一切好！

維光  

1994.10.24.

馬漢茂收到信後立即打來電話表示，我可以任意修改，按照我願意的。說可以全部刪除關於金觀濤的評論。我把他的序言修改了，但是坦率說，我留了一個心眼，保留了他關於金觀濤的我以後可以做文章的一段話：

“儘管合作是愉快而富有成果的，但是我與作者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這一分歧尤其集中于對金觀濤的評述上，我不能同意文集中對於金觀濤的過於嚴格的分析批評。我理解仲維光在理論上的純粹、徹底與一致性，它以明確拒絕毛的共產主義為基本要求。而我以為，金觀濤以其在內地和香港的活動，在一切專業領域的彼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在過渡階段，對中國知識份子不能提出過高的要求。”

這段話基本上是他們的原話，有很大的諷刺性，我很擔心在這位教授那裡過不去，但是經他和廖天琪修改後居然同意了。這說明這位教授和其夫人真是已經好壞不知了。

但是，這個序言寄到臺灣後，風雲出版社的主編台大的陳曉林教授在打給我的電傳中談完其它問題，加了一句說，他同意馬漢茂關於金觀濤的評價。我看了後心裡不很舒服，但是這也說明我關於金觀濤的批評刺激了很多人。而且漢學家和海外華人學界的學術和思想狀況令人憂慮。但是無論怎樣，我就是要堅持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地分析中國的知識界，對於我來說那種總體的意識形態的批評階段已經過去。這個集子中的某些文章我再也不會寫了。

關於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和我們這本《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仍然還沒有簽約。因為出版社兩本書只給兩千美元稿費。而我想為陳小雅多爭取一些。這種稿酬和鄭光召那本書的一樣。他的那本書五十萬字稿酬就是兩千美元。而我們這兩本書也大約是五十萬字。

顧昕今年在臺灣出了兩本書，一本是評述李澤厚，一本是評述劉曉波，基本上是從科學思想和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寫的怎樣我還沒有看。顧昕的東西有些小聰明，但是比較浮躁，很知道怎樣獵取效應。顧昕談的問題，有很多是我想談的問題，但是我不敢輕易下筆，他卻也和金觀濤之類人一樣很敢處理各種題目。現在我認為，文章寫得越樸素越好。而問題則要從基本、簡單問題入手。

我寫的這篇“當代啟蒙思想家卡爾•波普”已經寄到家中，請朋友複印後給您。

不久前買到一本Friedrich Herneck寫的《愛因斯坦和他的世界觀》從目錄看處理的都是一些有意思的題目，如愛因斯坦和蘇聯，愛因斯坦和叔本華，愛因斯坦和醫生的友誼，愛因斯坦、列寧和光速等等。目前德國書店還有三本新的有關愛因斯坦的傳記書籍，一本是英文譯本，《愛因斯坦的秘密生活》，一本是Armin，Hermann寫的《愛因斯坦傳》，近六百頁。還有一本近八百頁的《愛因斯坦傳》也是德國人寫的，今年新出版。另外M. Jammer新出版了一本《愛因斯坦和宗教》（德文），都很貴，所以我仍然沒有買。

不多寫，望您保重身體！並問王老師好！

維光   

1994.12.12.

許良英先生致仲維光——1994.12.19.

維光：

12.12信昨晚收到。前幾天包遵信來，他說你回德國後沒有給他信，關心地問起你的情況。

讀了馬漢茂序言中那些話，感到噁心。即使你替他修改後的那段話，也使人慪氣。你既然早看穿他是個庸人，根本就不應該找他寫序。找這樣的人寫序，無疑是對自己人格的一種屈辱。臺灣那位主編附和馬漢茂的觀點，說明臺灣文化界也是這類人佔優勢。上封信中你提到馬漢茂為你們書作序，我就有點納悶，現在證明你確是犯了一個錯誤。當初你大概是抱一種僥倖心理想利用一下他在海外漢學界的地位，結果適得其反。

你對Karl Popper的評傳很想一讀。此文將在何處發表？Popper受Einstein的影響，他於1966年BBC關於“Einstein，the man and his achievement”的系列訪談中講得很清楚（這本小冊子我有），但他也講了兩人的分歧，拒絕Einstein的“客觀實在性”信念。

記得十多年前你說過：經驗論的哲學思想導致民主思想，理性論和一元論導致獨斷論、專制獨裁。我不同意，反對把哲學（指認識論和本體論）和政治混為一談。我是從Spinoza和Einstein的著作中得出這個結論的。如果你要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希望你讀一讀Spinoza 1670年出版的《神學政治論》。至於唯物論，情況也類似。古希臘原子論者Democritos Democritus，被公認為唯物論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在一種民主制度中受貧窮，也比在專制統治下享受所謂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樣。”

至於“啟蒙”（Enlightenment），我覺得中譯切合原意，意味著擺脫無知和愚昧狀態，從迷信和偏見中解放出來。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15~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繼續，後者以人的覺醒和人性的發現的人文主義為標誌。哲學史中，把理性論者Descartes作為近代哲學的開創者。可見在哲學領域的啟蒙，理性論和經驗論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兩者不可偏廢。記得十年前我對你說過：我們研究科學思想史的有一個有利條件，就是我們是站在科學史、人類思想史和人類文明史的高度來評論某一派的思想的，而不囿於任何哲學派別。

談到啟蒙，希望你經常關心中國學術界的一些動態。12月3日《文匯讀書週報》有王元化的長篇訪談《關於近年的反思問答》，其中有這樣一些妙論：“民主制度在希臘羅馬時代並不代表進步力量，只代表一種多數的暴政。”“民主和自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民主並不能促進自由的發展，有時反而會成為自由的障礙”。並且認為主權在民的思想是“一種高調民主，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這位於1988~89年主編《新啟蒙叢書》的人，對民主、自由概念竟如此無知。文中也談到少數、多數問題，說“多數應該多到包括少數在內，即尊重少數的存在”，邏輯上顯得極端混亂，卻不知道“人權”這個概念，可悲。

最近（12期）《讀書》雜誌轉錄了1994年第5期《東方》（這是一個宣傳復古的刊物）上李澤厚的訪談，說：“政治激進主義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極端，損失很大，但倒有兩個好的結果，一是它讓人反省，反省整個中國近代史，反省整個近代史的負面影響。”這大概就是他們否定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為慈禧、袁世凱翻案的根據。聽說他在美國已經取得了綠卡。從王元化、李澤厚這些言論，可以看出復古風在大陸已何等猖獗。

暫時寫到這裡。祝

你和學文新年好

許良英    199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