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有赫伯特•布隆斯泰特（Herbert Blomstedt）指揮的馬勒第二，但是聽來總是覺得是在馬勒的門外轉，所以這兩張唱片從來都在我書架的邊緣。

前天，網上有一套布隆斯泰特指揮的貝多芬，很便宜，這引起了我對於他的好奇。或許可以由此廉價地進入、了解他及他的音樂傾向及氣質，而這或許甚至能夠在理解馬勒和西方音樂上對我有所推進。於是我先到YouTube上聽了他指揮的貝多芬，覺得處理得可聽，為此，這讓我進一步去了解他對馬勒的理解，以及他的基本的音樂傾向及思想氣質。

對此YouTube上恰好有個英文對他的採訪，專門請他談對馬勒的認識。我去聽了，沒想到的是開卷有益！這個了解不僅非常有收穫，而且打開了可謂為我又打開了一扇窗戶——一下子深化了我對馬勒和布魯克納的不同傾向，乃至西人對音樂的理解及詮釋的特殊傾向的認識。

音樂欣賞和文化社會思想的認識一樣，很多司空見慣的看法，並不是理所當然地正確，而常常是一種偏見，例如，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歐洲中心論及其氾濫而來的進步觀。而這個偏見告訴我們，向西看，不都是拓寬了思想，消除了偏見，很可能是進入另外一個更狹隘且有害的偏見。

2.

關於赫伯特•布隆斯泰特，維基稱他是瑞典指揮家。他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父母是瑞典人，兩歲時隨父母回到瑞典。他的一生可謂是穿梭於兩地。

布隆斯泰特的學業是在斯特哥爾摩和烏普薩拉兩地完成的，他於四五年到五〇年在斯德哥爾摩皇家音樂學院師從托爾•曼，並於四八年到五二年在烏普薩拉大學師從卡爾-阿蘭•莫貝裡，同時由費梅兀斯（Lars Fermæus）啟蒙小提琴演奏。四九年進入德國達姆施泰德音樂學院深造當代作曲技法，並師從薩赫爾（Paul Sacher）學習巴羅克音樂。五〇年到五三年在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指揮，師從伊格爾•馬克維奇（Igor Markevitch），並得到伯恩斯坦的幫助棒。五三年，布隆斯泰特榮膺庫塞維茨基指揮大賽的頭名，兩年後，他又在薩爾茨堡指揮比賽中獲得第一。

他最顯著的文化及為人的特點是：他是一名基督複臨安息日會信徒，週六從來不排練樂隊。此外他不吸煙，不喝酒、咖啡及茶，是素食主義者，他說，他能在高齡勝任繁重的演出，不是因為他的生活方式，而是由於他對音樂的熱愛。

3.

布隆斯泰特談馬勒音樂，概括地說，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對於音樂的看法都是出於對於基督教宗教的認識及感知，即這部樂曲中表達的內容及旋律和基督教的關係，和上帝的關係。這讓我感到，和我對於西方文化思想史，尤其是對啟蒙運動反動的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的認識一樣，西方音樂亦有西方文化中、哲學中最顯著存在的特點——宗教性和知識性。這個宗教性和知識性如果經驗性、歷史性地具象說，就是“中世紀”的還是“古希臘”的——即宗教性音樂和知識性音樂的不同傾向。

宗教性音樂把宗教情緒注入且統治音樂；知識性音樂則沿著對音樂、樂器表達的方式方法進行辨析及展開的方向。

這兩個傾向使得西方音樂家的個人感受陷於這個宗教性和知識性的網中，或者是宗教問題的二元性，宗教與對其的反彈和掙脫，或者是觀念、音樂形式與對於觀念，音樂形式的辨析。

但是正是在這兩點上，馬勒是獨特的，或者說馬勒的音樂衝動及追求是獨特的；西方固有的文化及音樂特征，迫使馬勒成為了三無之人——無家可歸。

他說，“我是三重意義上的無國之人：在奧地利人中我是波希米亞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奧地利人，在整個世界中我是猶太人。到處被看作是闖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到歡迎’。”

對此，布隆斯泰特間接承認了馬勒的這個對於基督教文化及其社會疏離的特點，他說，馬勒音樂非常個人化。

這在我看來，正是這個個人化，個人直接和自然，直接和社會及人的碰撞感知的“衝動”就使他離開了這上述歐洲固有的兩種傾向，向另外一個已經不能說是方向，而只能說是維度或者向度發展。馬勒追求的是直接感知生命，質問或者感知宇宙天地人的有機聯繫的存在——是個人對生命和社會存在文化及肉體感受。

而這在我看來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人們都說來自西方的文化是崇尚個人，其實這並不完全是人們理解的那樣。一方面，西方文化由於基督教宗教對於個人的禁錮而造成了文藝復興後的人性的覺醒，開始崇尚個人，但是這說明西方曾經沒有個人，才發生了個人的覺醒及反彈；另一方面這個個人的覺醒，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盲點，政治的覺醒并不等於徹底地精神及思想的覺醒，感知的覺醒。基督教宗教性的感知，宗教眼罩還罩在人們觀看文學、藝術、感受音樂美術等各方面。而這讓馬勒，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痛感到。這應該說是由於他是個猶太人，由於他要躋身于精神的最高領域，如此他就遭受感知到人性的及社會的一切不平等，不允許的禁錮及侮辱壓迫。

布隆斯泰特直接和間接的評述證明了這種傾向。

4.

布隆斯泰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嚴格到週末從不工作。他以指揮布魯克納音樂著稱，對此在他無家可歸的馬勒的時候，他特別談到布魯克納，他說，由於對於宗教人士的相同，上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為此，布魯克納就在他的心中，他理解及詮釋布魯克納毫不費力。

布隆斯泰特特別強調說，布魯克納音樂的特點就是，上帝的完美是毋庸置疑的，一切都是從那一點開始。對此，布隆斯泰特說話鋒一轉，說這樣的精神，讓他對理解貝多芬毫不費力。而由此他承認，和貝多芬相隔只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且都生活在維也納的馬勒，卻讓他理解起來非常吃力。他在十四五歲時第一次聽馬勒的第一交響樂，明確地表示不喜歡馬勒，因為他感到馬勒的音樂不雅緻，他不明白馬勒為什麼把那麼多的和宗教精神無關的市井瑣事融入到音樂中。這樣的感覺使得他直到五十歲後才第一次接觸並且指揮演奏馬勒。

如是，布隆斯泰特點破的不僅有馬勒音樂的特色，他的非基督教性，而且點破了貝多芬的音樂的世俗宗教特質。這同時讓我想到，它應該也是愛因斯坦不喜歡貝多芬的原因。因為對愛因斯坦來說，他從來不喜歡、不承認那個肉體人身的上帝，不接受宗教教條的佈道，對他來說，宗教指的不是上帝，不是誰來救世，而是人對於宇宙存在的敬畏及神秘感！

5.

布隆斯泰特的談話讓我們在音樂的欣賞中，感知中進一步看到：上帝對於布魯克納，對於布隆斯泰特來說，或者說對於普遍的西方人，無論他承認還是不承認，是不可替代的；而馬勒，卻是在不斷地以個人的感受質問上帝為何及如何存在。而這樣的兩種傾向就在西人音樂愛好者的圈子中就形成：

所有布魯克納的追隨者都不喜歡馬勒！

所有沉浸於馬勒音樂的人，都不會喜歡布魯克納！

對此布隆斯泰特談到，他在指揮當時東德的德累斯頓交響樂團的時候感到，那個樂團的人都根本不喜歡馬勒，並且是在無解中演奏了馬勒，為了緩解這一悖謬傾向，布隆斯泰特採取了宗教固有的“假大空”的敘事方式，以把馬勒重新包容基督教的精神中。他說，

“今天，我認為並且確信，德累斯頓國立管弦樂團以一種偉大的理解與愛詮釋著馬勒交響曲，但是他們需要時間，就如同當年的我一樣。這就是我與馬勒結緣的整個過程。”

對於布隆斯泰特的這番言論，首先讓我感到的是，在狹義上，布隆斯泰特理解詮釋的馬勒有可能有很大問題——一個篤信基督教，而無三無感的信徒，如何能夠詮釋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的感受！

其次，這於我在廣義上說，就涉及到更為根本的問題：

音樂感知，人生感知，文化感知，思想研究一樣，決不能只以上帝的存在為出發點、為基石！絕對不能永遠必須圍繞上帝來說事！因為不是只有一種文化，一種感知，一種對於天地人的假設！

說通俗了就是：不是只有西餐，更不是只有中餐！評價一切美食不能只以西餐為標準！且就我在歐洲生活三十年的經驗，別忘了——根本就沒有籠統的西餐，因為德、英和法、意大利乃至西班牙、希臘、土耳其餐……各不相同！

布隆斯泰特的這個自白還告訴我們這些東方人另外一個最淺顯的問題，不能拿到一張唱片，看到西方一個樂團就吹捧。一個對自己演奏的作曲家如此不愛，如此陌生甚至鄙視的樂團，如何能夠演奏詮釋出好的作品。

6.

在談馬勒和布魯克納的時候，有友人進一步問我對大陸被譽為作曲家泰斗的王西麟先生如何看。她說，王西麟非常推崇肖斯塔科維奇，但是卻沒有談到過馬勒，這如何理解？又如何看肖斯塔科維奇。

王西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相識於二〇一〇年，他特別從科隆趕來來我家，聊了一天。後來在他到杜伊斯堡，及再次到科隆的時候，我都特別去拜訪了他。那時我在德國做記者，同時報道了他的作品在瑞士的首演，並對他做了專訪。然而，雖然我們兩人都不認同大陸的主流文化，但是在審美趣味、文化思想上我們之間卻是格格不入。在這方面，王西麟先生可以說是和“王康們”氣味相投的好友。

至於肖斯塔科維奇，他確實是王西麟先生的楷模，他幾乎言必提肖斯塔科維奇，且在很多音樂形式上都直接模仿他。於我，雖然基本的審美及文化思想上和王先生不一致，但對肖斯塔科維奇，我卻是五體投地！他是個音樂天才。

雖然如此，我必須承認，我喜愛聽肖斯塔科維奇，但是投入聆聽琢磨卻遠沒有像聽馬勒那麼用心，或說那麼整個身心被拽了進去。我其實收了不少肖斯塔科維奇作品的經典性錄音版本，由於有同樣的生活在共產黨社會的經歷，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擁有肖斯塔科維奇的唱片遠比馬勒的多，聽的也比馬勒的多。但不知為何，或許是沒契機、亦或二人不是一个級別的而沒進去。一經聽馬勒，我一下子解了扣，而後就不可收拾地一個版本接一個版本、讓我充滿渴望地收集，聽、咀嚼比較……直到如今！如今我有二十幾套、三四百張馬勒唱片，且想起來就會去聽，去咀嚼。

此外，談到肖斯塔科維奇，有一點我沒細想過它說明了什麼，那就是肖斯塔科維奇為什麼在美國的音樂界影響不大？

當然說到這裡，我必須要說，我不認為王先生理解了肖斯塔科維奇。

7.

對於肖斯塔科維奇和王西麟，我以為肖斯塔科維奇生活在一個曾經的宗教社會變態化後的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該社會的政教合一特性表現為“政治及文化的徹底地意識形態化”，而肖斯塔科維奇一生都在這個網中——這個監獄中掙扎，在第七表現的是社會時代的衝突，在其它很多樂曲中，表現的是他的“個人”以及他所有的傳統的宗教性，對於世俗宗教禁錮及其對精神折磨的反彈。

對此，用布隆斯泰特評述馬勒的方式說，肖斯塔科維奇是個人化的，個人感受，而王西麟先生卻沒有這些個人“人生”的感受，他有的只是受到政治打擊迫害後的“意識形態式的”“政治”反彈。他把他的遭遇歸結於文化現今與落後；他代表了對於西方，對於先進的追求，他都對！而共產黨的某類傾向——讓他感到不舒服的傾向是錯誤的，是因為落後、中國文化的愚昧，不懂民主。——他的反彈，音樂感思停留在個人的政治層面，而非感情及精神思想！

這點讓我想起了類似的大陸思想界的情況，如我曾經的碩士導師許良英先生。

他和王西麟一樣都是革命青年，革命出身，而後來在由行為及思想過於激烈而在黨內遭受到受過他們排擠的人的報復打擊。這讓他們後半生置身於大陸的主流社會之外，但是，他們並沒有由此脫離意識形態的禁錮，而進入個人及學術領域！相反一直是在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中徘徊。而這點大約就是這樣的文化人和馬勒的關心及感知的區別。

馬勒是超越的，超越了文化、地域、族群，直接訴諸個人與社會、與自然、與人生的愛與親情。而王西麟們則有一個不可觸動的，堅硬的模式及觀念性的內核，也可以說一個刀槍不入的外殼。

8.

至於網友所問：為什麼說王西麟和許良英先生反彈的性質如此類似？為什麼同樣是在共產黨的政治環境下，同樣受到政治壓抑打擊，王西麟先生和肖斯塔科維奇反應結果如此不同？為何在中文界，包括余英時這樣的生活在美國的學者，永遠沒有能夠達到達倫道夫這些西人的深度及廣度，這在我這個同樣經歷過這個社會，以及經歷過對其，對自己反省和探究的人來說，我認為：

問題出在人的感知能力——反思及探究，提問題能力及其思想方法，其表現為何種形式則與他所處的社會及條件有關。

王西麟和許良英先生類似——革命出身且思想相近，他們認為一切都是中國文化傳統落後造成。他要用西方、工業文明戰勝農業文明。肖斯塔科維奇與馬勒對他沒有區別，都是先進的西方代表。對他，樣板戲只錯在政治。

而達倫道夫是我所推崇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就我對於他的著作的閱讀理解，在我所推崇的這個思想傾向的學派看來：

這個區別在於根本的審美趣味、治學方法，根本的文化的性質！即根本的文化及思想，人性追求！

馬勒的超越性，也正是在這三方面。

202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