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馬勒

——白內障手術期間再聽馬勒之二

—仲維光—

馬勒說，他的音樂是屬於未來時代的——那麼，他的音樂是什麼？

馬勒自承，他是個三重無所依歸的藝術家，這成為馬勒音樂的音樂特點、人生感悟的特點，同時也是他對對文化、人類走到今天的處境的痛感。

那麼，這豈不是意味著，馬勒之後的未來，有一天人類會終於體會到、看到並且深陷無家可歸的狀態？

有一天人們會終於感到，近代的西方的世俗化帶來的社會及族群、精神及文化的撕裂，把人類逼入無家可歸，無可奈何地走向流落、逃亡，走向難民的時代？

我的一生讓我體會到了這個離鄉背井、無家可歸；

我在歐洲的三十年讓我看到了百年來最大的難民潮；

我兩年前的左眼白內障手術期間，兩年後的右眼白內障手術期間，長時間的聆聽馬勒的音樂，更讓我的內心深處、靈魂深處，眼前深深地體會並且再現了這一切。

於是我用心聽，用筆記下了兩年來的感受，它們共分五部分：

1.我是如何走進馬勒的；2.我是如何追尋馬勒的；3.馬勒告訴我的西方音樂史；4.馬勒音樂中對人生感知的啟迪；5.馬勒音樂的文化意義。

1.我是如何走進馬勒的

因為另外一隻眼白內障手術，為避免看書勞累，所以再次有了較長時間的聽音樂，為此，關於馬勒也再次和朋友進行了交流。

大約三年前，我開始聽馬勒也是因為一位朋友希望和交流對馬勒音樂的看法，那時我雖然因為知道點馬勒，並且在唱片便宜的時候，一家唱片店倒閉時，買了伯恩斯坦指揮的五六個馬勒交響樂及卡拉揚指揮的第九，此後又由於看鄭延益的樂評（《春風風人》），而碰到便宜的順手買了馬澤爾的馬勒全集及格拉姆風版的伯恩斯坦，但是卻沒有認真聽過，依然望而生畏地放在那裡。由於朋友問我，我決定開始聽，看看自己對音樂的感受力是否比以前有所深化、提高。

馬勒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那時我稍微知道一點，於是我決定從聽的最多的第四開始。因為樂評也說第四是馬勒所譜寫的和此前的古典音樂聯繫最密切、最接近的交響樂。那時我手頭還有另外兩張第四，一張是克格爾（Herbert Kegel）指揮莱比锡广播乐团演奏的，另外一張是廣上淳一（Jun-ichi Hirokami）指揮皇家爱乐的。一遍聽下來，我感到伯恩斯坦的好，拿人。於是在家反復聽第四，它讓我一下子感到馬勒和前輩音樂家的不一樣，甚至他譜出及配器的交響樂，可謂到達了另外一個領域。為此我陸續聽了第三、第五、第六，又反過來聽被人們提到最多的第一“巨人”和第二“復活”。然後是第七。期間朋友給我帶來兩本馬勒傳，一本是馬勒的太太阿爾瑪的，另外一本《馬勒傳》是斯蒂芬•約翰遜（Stephen Johnson，湖南文藝）的，與此同時我自己也從網上下載了很多有關馬勒的文字。儘管如此，第八和第九我始終是放在那兒還未敢問津。

在那個階段，我有幾個感受很典型。第一，以前之所以馬勒的東西放在那裡而遲遲未去聽，是因為我從文字上讀到的馬勒，他的性格及對生活和社會的態度始終對我沒有吸引力。我是一個個性很強，崇拜英雄好漢、喜歡硬朗豪放，對生活真誠熾烈的人，馬勒的氣質的色彩似乎不在我的光譜中。

第二，馬勒太太阿爾瑪更是我極為厭惡的一類人，一類女人。充滿虛榮心、缺乏真誠，無情地利用別人對她的愛以及社會各類機遇及可能。而馬勒竟然能夠愛上且能夠容忍她，我無法理解。我能夠理解一個愛上極為風流、甚至你稱她是放蕩的女人，但是不能夠理解和接受一個男人能夠愛上并且容忍如此一個充滿虛榮心、世俗的名利心的女人。這樣的女人在我來說，是沒有女人味兒的女人。這個感覺曾經嚴重地阻礙了我急切地去聽馬勒，但是這個感覺居然在聽馬勒的音樂的時候，雖然依然存在，但是不知不覺地被推向後方，而被音樂所徹底地克服。

第三，在聽第四及其後的過程中，我繼續購入了幾套被樂評極為推薦的馬勒，其中有滕斯泰特（Klaus Tennstedt），貝蒂尼（Gary Bertini），瓦爾特（Bruno Walter），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阿巴多的，也買了卡拉揚的第四。我繼續對比了第四及後來陸續聽的第三、第五、第六等……。對此，我願意分享的感受是：就我的口味我認為從東德流亡到西方的猶太指揮家滕斯泰特，以及以色列的猶太指揮家貝蒂尼詮釋的馬勒甚至要比伯恩斯坦的好。伯恩斯坦指揮的馬勒太甜了，馬勒音樂的濃度是多方面的，憂鬱、彷徨、哀傷、悲憤、絕望、熾熱、明快、排山倒海般的力度，鋪天蓋地地裹挾之勢，無邊的深邃、遙遠與孤寂……。

大約身為猶太人的指揮家對同是猶太人的馬勒在西方的文化中、歷史中、社會中的狀態的感受最深，而同是猶太人，生在美國的猶太人、這個時代的猶太人則可能又是感受最淺的。

馬勒是個無所依歸，即他所稱謂的三無之人。他說，“我是三重意義上的無國之人：在奧地利人中我是波希米亞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奧地利人，在整個世界中我是猶太人。到處被看作是闖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到歡迎’。”

他活在這個世界，卻是無所依歸，找不到認同的地方及人群——一個真正的，而不是如薩特那樣只是口頭說說“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因為薩特實際上一輩子是社會的寵兒，甚至在共產黨那裡，甚至在他主觀上所積極謀劃的動機中，他都從來不是一個孤獨的、離開了社會及女人的懷抱而生活的人。但是馬勒卻相反，他就是在女人的懷抱中，乃至在自己妻子的懷抱中，也是一個孤獨的人。

對此，從東德流亡到西方的滕斯泰德，你從他指揮的馬勒中能夠聽出那種無家可歸的痛苦，他感受得很深，然而卻似乎稍顯纖弱。以色列的貝蒂尼天生帶著這種感受，我覺得，雖然他的憂鬱、哀傷沒有滕斯泰德綿長，但可能就是因為少了這些個人情緒，他指揮的馬勒反而在其它地方顯得更為豐厚。

2.我是如何追尋馬勒的

從上次左眼手術到這次右眼手術，兩年多，雖然忙於讀書寫作，音樂再沒有手術期間集中地時間聽，但是還是有機會就會聽。為此馬勒的收藏我也繼續增加。雖然有些版本買回來聽，感到沒有慾望再聽第二次，但是我并不覺得白扔了錢，對比也是一種學習及擴大自己感受力的方法。

我聽音樂的經驗讓我非常喜歡對比著聽，絕大多數的版本在對比中總能夠拓寬你的感覺，給你更多的體會。而這就是人生，人——生若尚無涯、那麼感覺能力、感覺也就尚無涯、求知也無涯，從生命、生活中體味到的東西也還無涯……。

兩年多以來，聽了那麼多的馬勒錄音後，我感受最深的卻是瓦爾特、克倫佩勒——最好的馬勒的詮釋，還是這兩位前輩，他們都和馬勒認識並且一起工作過。當然，如果沒有才能就是認識也不能夠真正理解馬勒的音樂。

阿巴多指揮的馬勒我也喜歡，很工整，不走味、不走調，禁得住咀嚼，猶如書法中的歐體，誰聽，誰照著它描，去感覺體會都不會走入邪路，都能夠找到馬勒。如果說你想要什麼，它都能夠給你，一點也不過分，這真的是藝術奇妙的地方！

然而，就是第四，也依然是那個卡拉揚——我聽不出音樂味，不僅聽不出人生的百感、百味，也聽不出美來，那就是音符組成的音樂，和阿巴多的不同在於，你細聽，什麼都有，可細感、細琢磨，……什麼都沒有！似乎都是被解析過了，條理化了、工序性了。對此，我寫過一篇“為什麼卡拉揚只錄制了四個馬勒交響樂”，尚在我的庫里沒有發表出去。

大約在這期間，我也買到了巴比羅利指揮的第四，那是一張實況錄音，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號在布拉格的錄音，上世紀六十年代冷戰時期的布拉格的錄音技術，無法和西方相比，可就是如此，巴比羅利果然名不虛傳，什麼樣的錄音質量也掩蓋不了他指揮棒下出來的音樂的光華和魅力。我徹底地成了巴比羅利的崇拜者。好就是好，他指揮的馬勒交響樂，無論第幾，無論是哪個樂團，我聽了都立即會被他帶著走，而離不開、出不來。為此，我陸續收入了他指揮的第五、第六和第一的錄音。加上我已經有的第九和第二、第四，他指揮的馬勒錄音，我只有第七還沒有收入，自然什麼時候有機會，我是一定會收入。

在這兩年多中，我還陸續收入了海汀克（Bernard Haitink），庫貝利克（Rafael Kubelik），索爾蒂（Georg Solti），辛諾波利（Giuseppe Sinopoli），拉特爾（Simon Rattle），因巴爾（Eliahu Inbal），澤曼（David Zinman）指揮的馬赫全集。最近收集的一套是舍爾欣（Hermann Scherchen，，1891-1966）的。這位曾經的共產黨人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蕭淑嫻（1905-1991）的前夫。蕭淑嫻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奠基人蕭友梅的姪女。這套五六十年代的錄音，十張居然十歐元就可以買到，買前，對此位流著共產黨人血液的指揮家我只有很少的文字概念。為此，我只是抱著便宜可以試試聽的態度買的，不想一聽，竟然深感這套錄音可謂是最好的對於馬勒交響樂的詮釋之一。這也讓我再次了解到，音樂和政治是兩回事，人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載體！感覺和思緒是無法用理性明確、清楚地盡言的。

在這些對比聆聽中，我深感，從東歐來的指揮都極有特色及深度，荷蘭樂團詮釋馬勒也讓人感到就是好，真的可謂是他們對馬勒的詮釋及演奏有傳統。所以海汀克、庫貝利克、索爾蒂，如果沒有購入，沒有聽過，無論事先還是聽後，我都感到有很多的乃至無法容忍的缺失。收到書架上，能夠隨手拿來對比聽，它們讓我內心感到十分的充足。事實上，在每次聽的時候它們都給予了我極大的愉快，讓我從心底感到滿足。

與此同時，它們也讓我感到人的精神的奇妙。人所浸染的文化，和社會、和教養、和時代竟然聯繫得那麼緊密！換一個時期、一個環境，一個社會的人的精神竟然有時候常常如水洗過一樣地沒味了。自然這是對於一般人來說的，對於天才人物、有才能的人，他們的感覺和精神的馳聘能力，絕對是超越時代和社會的。

3.馬勒告訴我的西方音樂史

斷斷續續地聽了三四年的馬勒，越聽越不能夠自拔，也越感到，無論就音樂還是個人對生活的感受，還是文化思想及社會，亦或更廣泛的對於人的存在的關切都收穫甚豐，音樂如果聽不到馬勒，亦如中國文學未經過魏晉南北朝唐宋，亦如自然科學沒有到達近代物理，近代物理沒有經過四大力學。你不但無法理解後來的、最深遠的內容，甚至也影響到你對於過去的把握；而對於中國文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習、理解及把握，不但影響到你對文學、自然科學的認識，而且影響到你對人生一切的理解。聽馬勒也同樣如此，它不僅影響到你對於音樂的了解認識體會，而且也會影響到你對於人生以及一般文化思想、精神的理解及思索。為此就我聽馬勒的體會我可以大致總結出三點。首先是對西方音樂——古典音樂的理解把握，對西方音樂史印象的改變。

沒聽馬勒以前，我和一般當代中國人一樣，只把西方古典音樂看作是和中國古典文學一樣的一座巨大豪華的迷宮，橫亙兩千年，單只是一個先秦就夠你努力一輩子也無法窮盡其文字及思想的變化奧妙，更何況秦以後漢魏唐宋變化萬千的各類文學形式。你無法用當代文字，或者說用宋詞元曲來說唐詩單調，駢文淺薄，騷賦生澀，春秋乏味。但是聽了馬勒之後，我卻突然感到貝多芬的交響樂就音樂來說太單薄了，甚至感到配器都顯得很簡陋。對音樂我是個外行，只是憑感覺來談論，我不知道這個感覺是否有道理，至少是否是別人也曾經提出過的一家之言。為此我和一位懂得音樂的朋友談起這個感覺。他說你的這個感覺是對的，馬勒有意識地在這方面做出了推進，他的確在交響樂方面把配器、組織等形式大大地推進了一步。從音樂史的角度看，貝多芬時代很多都是一個開始，而在配器等方面又是貝多芬的弱項。

我非音樂專業，無法也不可能在音樂的方向繼續討論，但是這讓我忽然明白，我們称為古典音樂的古典交響樂不過是和西方國家、民族的歷史一樣，非常短暫，二百多年前開始的。其二，我們聽到看到的十九世紀的交響樂的所謂繁榮不過幾十年的事情，且進行的探索有限，應該說到了馬勒才趨成熟，但是在馬勒的方向、到達這個程度的卻只有馬勒，或許還有理查德•施特勞斯等少有的幾個人，一大批人立即滑向現代音樂。

其三，西方音樂的這個當代史大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中國當代京劇的發生發展及衰落相比，在時間上，在發展軌跡上，衰落的程度很類似，但是卻無法和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宏大及豐富相比。這個認識不僅再次撕碎了我自幼被教育出來的，已經不由自主的崇洋媚外，不再跪服在西方古典音樂前，能夠從站在馬勒的肩上鳥瞰西方音樂的變化發展外，而且使我再次對近代西方的發展，羅馬化運動的特點有了進一步認識。

馬勒不僅為我帶來一個新的西方音樂史的線條，而且還讓我從中看到這個音樂史所在的歷史背景、文化社會的發生發展狀態。

4.馬勒音樂中對人生感知的啟迪

馬勒音樂給我的第二點是對於人生的感知。

馬勒坦承，他是三重的流浪者、無家可歸者。不僅他在歐洲及其社會文化中無家可歸，而且歐洲人也對他感到陌生。從他暫露頭角，歐洲的音樂界及社會就對他痛苦的原因、他感情的所系、他追求的所向，感到似曾相识卻無法捕捉，无法輕易認同。所以馬勒當時就說他的音樂屬於五十年以後的人。

豈但是對於歐洲人，馬勒對於百年來習慣於崇洋媚外、隨風起舞、跟聲而譟的各類中國所謂西學專業人員來說同樣是陌生的，因為他們習慣的那套意識形態化渲染、貼標籤式的分析，那套羅馬化的語言，用在對於馬勒的認識及其音樂的感知上，總讓人覺得是那麼不合適，不貼切，甚至很蹩腳。

音樂表達的一定是作曲家、藝術家對於人生的態度及感知，即便是觀念藝術家也肯定是如此，非如此那就不再是人的精神及感知的作品了。所以馬勒讓人感知到陌生的，就其根本一定是馬勒對於人生的態度，他的人生態度所凝聚的“情”“緒”——也就是他的情愛、友誼、心念、意境，由音符、音響、音樂所釀製出的味道、濃度、烈性、穿透力、乃至對命運呼喚、哀歎，留戀徘徊。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到馬勒的音樂中去尋求巴赫宗教音樂中的那種固有的基督教的對人生的感知及精神超越，那麼你是徒勞的，或者一定會失望和感到陌生。

到馬勒的音樂中去尋找羅馬化運動中、貝多芬音樂中的那種以人代替上帝和宗教的熾烈狂熱的人生衝動，那你同樣一定會失望。

馬勒顯示的對於人生的態度既非巴赫那種在二元論基礎上的基督教式的對於造物主的神聖性的追求與迷茫，亦非貝多芬式的那種對於人的個性及人的創造力，對人生充滿自信的態度。相反，馬勒的感知極為多元，極為豐富，阿爾卑斯山的仙姿、林中的鳥歌、峽谷的泉唱，軍隊的號角，馬戲團的鼓樂，孩子的歡愉，小販獨特的音響，雷鳴電閃，都是塵世的，卻都是發生、沉浸、融合在迷茫而無窮的自然中的。

馬勒是世俗的，卻是充滿生物所特有的溫馨與惆悵，馬勒是現實的，但是充滿對於自然的憧憬幻想。馬勒感知的人生，超越了基督教文化二元的維度，而讓人處處感到剪不斷、理還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馬勒音樂有生、有愛、有死亡、有光明與黑暗，什麼都有，可唯獨沒有上帝，沒有基督教所特有的末日、救贖。當然不可能是絕對沒有，因為他生在那個文化中，即便再無家可歸，也是那個文化的產物和載體，然而，即便如此，他竟然能夠這樣，那幾乎可說是已經做到絕對了。

我從最早的讀不懂、聽不懂馬勒，不喜歡馬勒，到最後無法自拔，在對人生的體驗和認識上幾乎可說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最初我覺得馬勒音樂俗，缺乏個性、英雄氣質，其實就是我後來認識到的，馬勒音樂已經最少化了那種基督教固有的宗教氣，以及起自二百年前，如今到處氾濫的羅馬化運動的特質——世俗化、物質化基督教文化的特質。

在歐洲文化精神中既找不到歸宿也找不到對於生命之謎的解答的馬勒的音樂，對人生的感知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再是典型地困於基督教文化土壤的精神和感受。

我不知道是這個三重無家可歸，現實的不認同他，把他拋到了歐洲以外的精神感知中去重新尋求生命的意義，還是馬勒自己的超越存在的精神和感知讓他不被歐洲社會和人認同，亦或許是兩者都有，相輔相成，但是有一點卻是肯定的，雖然馬勒自己並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可他的痛苦的生活經歷，極其敏感豐富的感知力，讓他走到了這一步——他對人生的感知及感悟，是力圖從十九世紀末期歐洲的精神生活及社會氣氛中游離出去。對此想要在方法中解脫的勛伯格看到了馬勒和他們的不同及相同，所以他雖然也不能夠用準確的語言把握，可他心服口服地稱馬勒是天才（Genius），而不只是有才能（Talent）的人。

我從對馬勒的望而生畏、感到陌生、感到無法在感情中找到屬於馬勒的位置，到最後徹底地接受他，理解他，像讀唐詩宋詞一樣地進去出不來，現在想來，就是因為馬勒對於人生的感知及感受不是典型的歐洲式的，十九世紀式的，宗教式的、羅馬化運動式的。而我的前期對他的陌生，找不到位置，恰恰是我想到馬勒那裡尋找巴赫所特有的所謂宗教精神，我想到馬勒那裡去找到我認同的屬於貝多芬一代羅馬化思潮、把人轉為宗教的替代物的個性，我找不到，所以把馬勒放到那裡十幾年。而因為我還不曾被基督教化徹底俘虜，不曾在感知上徹底地被世俗宗教化，還留有另外一種屬於東方的對於人生的認知和感知，所以，一旦仔細聆聽了馬勒，他就把我固有的一切激發了，甚至比馬勒還徹底及純碎，沉得還深。馬勒的“大地之歌”究竟還只不過是開啟了一扇門，馬勒的第九不是巴赫式的，不是貝多芬式的，而是另外一種對於生命，對於人生在天地間、親情间、生命間的認識。馬勒的第九在我看來溶有“春花秋月何時了”的哀婉，“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的哀歎，“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哀痛，“剪不斷理還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斯是人生、無可奈何……。

它不是基督教式的，不是近代化帶來的，不是歐洲式的，而是一種掙脫與沉入，一種無法剪斷的生命及生死的聯繫，所以有人感到陌生，有人感到熟悉，而這，或許馬勒那一抹“大地之歌”的目光能夠讓你心領神會地覺察出他的感知的方向及所在，或許他所尋找的其實更是，“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他最後的第九交響樂的開始不就是這種感傷嗎？

馬勒告訴我，所謂東方文化不過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感知、韻味及濃度……。

如果說音樂是人的感知所釀造出來的精神美酒，那麼馬勒音樂可以說是在葡萄酒、威士忌的故鄉，釀製出的歐洲的茅台和五糧液——那香味和濃烈度不在一個方向上，不再同一個維度中，已經是不可比的了……。

5.馬勒音樂的文化意義

與上述感知不同，馬勒音樂拓寬了我的第三點卻是超越感性、對更廣義的人類文化的認知。

馬勒及其音樂讓我深切地看到，他的“三重無家可歸”絕對不只是一種獨屬於他個人的、私人性的遭遇及感受，而一定是時代性的、社會性的、歷史性的、文化性的。它甚至還可以說是十九世紀的歐洲所獨特具有的，敏感的藝術家及知識分子一定會遭遇到的。

在二元性的思維為基礎的文化社會中，在有宗教——基督教的時候，宗教讓人們找到了超越、種族、男女、地域，乃至等級的界限的認同點。這就是說，在這個主、客，精神與物質，人類與自然，生物與物體，人、神，一切都是二分的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與社會，宗教，即基督教曾經是由此而形成的社會的認同的基礎，而這大約就是歐洲為何世俗的國家及宗族，乃至家庭等一切涉及到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複雜的關係發展遲緩，在歐洲文化中極為簡單的原因。因為一切都是以宗教認同為基礎的。自然這也是歐洲社會為何是等級制的典範，為何等級及特權在這個社會中總是能夠得到重返發展的原因。

然而，當認同的前提逐漸退出，文藝復興和啟蒙導致了政教分離的時候，在歐洲人的政治及社會生活中退去、弱化的不僅是宗教，而且還有這個社會及人的精神及關係賴以存在的認同的基礎。

當宗教認同的前提或者說基礎退去的時候，各種世俗的不同的人及人群所具有的各自的特殊的觀念思想、意識形態開始進入佔據了宗教的位置的時候，要求自己至上、至高的時候，歐洲在二百年前，在宗教退出的時候不僅產生了種族及國家思想，地域主義思想，各類狂熱的觀念主義群體，即意識形態群體、黨派，那麼這種認同越是強烈，則它們所具有的排他性、對抗性就越是強烈。為此，在這個二元論文化思想形成的社會中的一元論越是強烈，佔據的社會空間越有力、廣泛及絕對，那些無法符合這些世俗觀念、世俗宗教 及其意識形態的人就無法尋找到自己認同的存在空間。而這就是十八世紀末期後歐洲社會真實的情況。

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各類意識形態叢生、人群及社會被迅速意識形態化，民族和國家出現，社會迅速地被以各種理由急劇地撕裂為以政治觀念、階級理想、種族思想、地域特點為基礎的族群。而這一切就導致了找到認同的人的狂熱，找不到認同的人的痛苦及彷徨，敏感而富有思考力、想象力的甚至會走到懷疑這個社會的文化及感知方式，以及以往的一切歷史。

馬勒的三重的無家可歸是十九世紀歐洲最獨特的產物，因為它是一個意識形態的世紀，一個族群開始迅速撕裂的世紀，一個讓人在這一切矛盾的激烈衝突中或者說迫使人，或者說有了重新探尋基本的文化及感知能力的可能的世紀。在這個意義上馬勒是應運而生的天才！

活在十九世紀末期，政教分離已經成為無法回頭的西方文化中的馬勒，三重的無家可歸，精神的流浪，對於人生的迷茫，而他又是一個如此具有感知力和創造力的天才，所以就註定了馬勒成為西方的王國維——文化的不被認同的、痛苦的殉道者，探索者。他自己非常明白這一切，所以他始終說，他的音樂是屬於未來的人的。他的時代一定會到來。馬勒的這一預感的意義，很多音樂家在他的音樂中是感到的，對此勛伯格在評述馬勒的音樂時特別強調了馬勒發自內心的感歎，“滲入音樂的永遠是整個的人——感覺的、思維的、喘息的、苦難的人。”（Arnold Schoenberg，Style and Idea，P.467）馬勒的感歎並不抽象，伯恩斯坦揭示說，“馬勒與施特勞斯、西貝柳斯，還有勳柏格一起，共同唱出了對十九世紀羅馬化運動的最後的挽歌。但是施特勞斯非凡的天才使他走上了一條並不突出個性，而注重表現技巧的道路；西貝柳斯和勛伯格找到了極為不同，卻非常個性化的道路進入二十世紀。僅僅留下馬勒在那裡，分跨兩個世紀，他的命運的總結、集結並最終埋葬從巴赫到瓦格納以來的德奧音樂神奇的寶藏。”（伯恩斯坦，馬勒音樂中的痛苦和祝福）

馬勒是巴赫、貝多芬和瓦格納的埋葬者！

曾幾何時，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十八世紀以來的羅馬化世俗化基督教文化，把他擲入無家可歸，而這個無家可歸讓馬勒音樂空前絕後地具有了最深刻的文化意義，人文關懷，馬勒無可奈何地告別、埋葬了歐洲的文化；這個無家可歸絕對不只是他個人的，現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讓我們震驚地看到，在馬勒去世之後，兩次大戰、冷戰出現了具有獨特的世紀特性的流亡運動、難民潮，它讓更多的敏感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如茨威格等作家由於對歐洲的文化及未來感到絕望而自殺，一九八九年甚至居然以逃亡衝垮了柏林墻；而二十一世紀竟然更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難民潮！

難民潮再次撕裂了歐洲社會和世界……。它讓我感到，馬勒提出的疑問，馬勒的探索，馬勒譜出先兆音樂，它的文化及人文意義依然遠遠沒有被人們更實在地感覺到、把握到，在我看來，真正屬於馬勒的時代，認識到馬勒音樂的文化意義的時代的到來，至少還要五十年……！

2020.9.3 記於白內障手術後第二週，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