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9 中國時報

    　  一九九○年代始，台灣開始檢討經濟體制並進行體制轉型，首先從經濟自由化以及解除管制開始。其中金融自由化首當其要就是開放銀行設立，結果開銀行好比開便利商店，造成銀行過多，金融市場瓜分到極不合理狀態。而銀行放款品質乃每下愈況，造成卡奴比比皆是，多家銀行也因此先後倒閉，並導致二○○○年的金融改革與銀行整併。約莫在同一時期，國內也大舉開放大學設立。作為高等教育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還沒來得及思考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合理的供需關係，或未及審視台灣已逐漸面臨少子化等人口結構變遷，就被紛至沓來的龐大壓力撞開城門，導致今日台灣的大學錄取率已幾近百分之百。而新設、偏遠或後段學校一一陷於招生困難的空前困境。

    　  銀行會倒，大學自然也會倒。當前台灣的大學院校所面臨的處境，與金融改革前的銀行實可謂同病相憐。然而，廣設大學或擴充系所的始作俑者雖然是教育部或教改團體，但是導致情況「失控」的根本癥結，除了是教育主管機關官僚體系所面臨的政治壓力之外，主要是審查委員的因循鄉愿，以及主管當局的教育管制政策徹底失靈。如同日前《中國時報》報導台灣博士生產量過剩的情況一樣，當前大學和博士班設立太多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對於申請審查決策犯了「鄉愿」之病。

    　  這個「全民讀大學、人人攻博士」的教育政策是否明智，目前也許言之過早，但是教育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缺乏有效的連結與檢核機制，則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過去二十年間，爭取廣設大學不僅是教改團體的意志展現，也是地方民代最好的形象包裝。而教育部為展現中立的超然形象，一般都將新申請案第一線把關的重任委託（或推卸）給三、五位部聘的審查委員。然而因台灣幅員小，審查委員經常會審查到與自己利益有關的案子；這種糾葛不清的網絡關係，使得部分審查委員無法客觀中立嚴格把關。即使有「匿名」作為保護傘，也往往因為領域內專家人數有限，而很難排除被「猜測」或「洩漏」出來的疑慮。因而陷入組織經濟學上所謂「有權無責」的「代理困境」，以及不負責任決策模式。

    　  也就是說，在標榜一切「鬆綁」的教育趨勢下，教育部一方面缺乏明確的管制政策和規範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供需關係的準繩。另一方面即便訂定相對嚴謹的審查標準，卻又對於審查委員是否能夠落實此一標準缺乏有效的評核機制。因此即便從今年開始教育部已經專業評鑑機構辦理大學校院新設系所審查工作，但是在評審的過程中，仍然發生審查委員在校內會議公開談論特定學校系所審查內幕之情事。

    　  雖然近日高教司已出面澄清，歷年博士班申請通過率大約只有二成，且新設博士班名額每班最多只有三名；這二成及三名的數量看似不高，但是一旦逐年累進，不出幾年就可以翻出數倍，試問台灣還有多少吸納博士生就業的空間？因此，政策取捨如果僅靠外審委員制，將會面臨許多「代理成本」。因為外審形同「外包」和「代工」，運氣好可能會碰到有公共政策責任的審查委員；運氣不好，就碰到「鄉愿」不負責任的審查委員，教育部與外審員間的關係形成責任不清的決策困境。尤有進者，凡是決策錯誤，教育部就推說是外部審查委員的專業意見，初審委員則推給複審委員。

    　  當前有許多大學的博士班招不到學生，顯示博士班設立的浮濫，這除了是社會的文憑病和大學的媚俗趨勢所使然，教育部難道不用檢討嗎？事實上，當今許多大學博士班的招生簡直像是民國時期「拉夫」一般，把博士班辦到這樣的地步，簡直像是兒戲。教育部負責審核博士班設立申請的決策，特別是決策形成過程，以為倚賴審查委員意見就是尊重專業意見，其實，根本是「鄉愿」極了。   （作者為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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