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05

由於媒體的披露，總統府及行政院，才被迫宣布馬英九與習近平將於11月7日（六）在新加坡會面。馬英九在2011年受訪時曾表示「若連任，我絕不會在未來4年跟大陸領導人見面」、2014/11/14甚至提出須在「國家需要，人民支持，國會監督」情況下才進行馬習會，看來這些承諾完全是「呼攏」人民。

但這也不足為奇，他也曾講了二百多次不選台北市長，2008競選總統時也曾畫過「633」的政見大餅，還說未達目標，捐出一半薪水不是問題。現在GDP成長率連保1%都成問題，說好的捐薪水呢？不過台灣人民對他的說謊成性，早習以為常不以為怪。

他說這次馬習會是為「鞏固和平、維持現狀」，其實這是空話。因為60多年來的台海，在美、台、中的動態賽局（博弈）下，目前的台海現狀（均衡點）是：「共產黨迄今沒有統治過台灣、台海目前沒有武裝衝突、台灣主張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

所以這現狀不是馬英九一人在2008年之後打造的，何況在目前台海無波情況下，「鞏固和平」是天邊彩虹抑是向中國遞出的侵略邀請函，都很難說！何況在國際發言權完全不對稱的情況下，以台灣總統的身分，在國際上間接為習近平的「一中反獨」背書，事實上已傷害「台灣主張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的現狀。

以上論述在我8月26日的臉書貼文－「台灣海峽賽局演義60年－From Nash to Shapley」中已有詳細分析。比較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評價馬政府的兩岸談判，以及檢討台灣的國會監督問題，才是這回「馬習會」所帶來的嚴肅課題。

馬英九上台後，積極推動兩岸各項談判，並簽署了20多項協議。但檢視這些談判過程、協議的簽署，馬政府一直在犯一個最致命的錯誤：就是談判的無耐性（impatience），或是公開宣示我方談判的時限（deadline）。談判專業人士都知道，談判的無耐性或對己方談判時限的不保密會被迫接受不利於己的談判條件。這就好比您在購屋時，正和房仲或建商在討價還價，但又急著向眾親友發出「入厝」的請帖，當房仲或建商蒐集到這項訊息時，試問他們還可能在價格上讓步嗎？所以時限（deadline）是需要保密的。

我個人曾對二十多位上過談判桌的我方談判官員，做過長達兩年的追蹤深度訪談。發現馬總統這個無耐性的動作，造成談判官員為了要在時限內完成談判、簽署協議，以致常採取以下行為：

一、「重量不重質」，只追求協議數量，不重視目標是否達成，2008－2009簽的「直航協議」中排除中轉、「共同打擊犯罪」無法遣返重大經濟罪犯、…等。

二、避重就輕、畏苦怕難、面對難度較高議題，談判敷衍了事，常用「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可再行協商」的條款來搪塞。

三、刻意遺漏重要議題，利用資訊不對稱，來欺瞞決策階層。

這也是自2008年以來，兩岸雖簽了多項協議，但台灣實質分到的談判利得（gain of negotiation）（馬英九常掛在嘴邊的「和平紅利」）十分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馬政府這樣的錯誤一犯再犯，國會卻起不了監督的作用，一再讓兩岸所簽的協議，只在立法院備查就生效。所以在2014年的3月18日激起了「太陽花」學生運動，其中最主要的訴求就是—「反黑箱」和制訂談判監督條例。這回的馬習會也是一樣，視國會如無物，連國會議長王金平知道得都比媒體晚。何以致此？因為台灣的國會監督機制，在政客太多的政治算計中被犧牲掉了。首先是立委任期4年，每4年全部改選。而不是像美國參議員任期6年，每2年改選1／3，因此讓最新民意可以隨時進入國會，對行政權起到監督作用。如果今天台灣的立院結構，能夠充分反映最新民意，馬英九目前這麼低的民意基礎，當然也會反映在立院的國民黨席次，那麼「馬習會」還有可能嗎？

而馬英九任內又將立委與總統選舉合併舉行，再加上歷任總統都兼任執政黨主席，對立委提名權擁有極大之影響力。所以總統「帶領」著立委選一次，如果席次過半，就可以忽略和在野黨的溝通，所有兩岸簽署任何協議就只需形式上送立院備查了事。其實總統與各黨派國會議員的溝通、說服，是評價其國家領導力與治理能力的主要項目。但馬英九卻將這一部分工作，完全放給議長主持的「朝野協商」，而後又認定王金平溝通不力導致服貿卡關、激起「太陽花」學運。

這樣的馬英九，不管他內心世界的真正意圖如何，但從外界的觀感來論，就造成一種：「寧可和共產黨擁抱而不願和在野黨溝通」的印象。我們與其慨嘆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的作為，藐視國會與民意之時，不如積極推動國會改革。（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