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上海的早晨
其實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這一天清早，二十七歲的堀田善衛照常走出家門，卻看見一件怪事：上海的街頭，竟然出現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裡一幅、那裡一幅，從層層疊疊高高矮矮的樓頂上冒出來，旗布在風裡虎虎飛舞。

「今天什麼日子？」他對自己說，腦子裡卻是一片空白；自從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佔領了這個城市以來，這樣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這旗子還沒有汪精衛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個字：「反共建國」。它是正統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是怎麼回事？」

才從日本來上海半年，堀田對政治還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統治的上海街頭出現那麼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麼意思，也沒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時，「重慶」兩個字在他腦海裡模糊地溜轉了一下，馬上被其他念頭所覆蓋。但是，拐個彎走出小巷走進了大馬路，他呆住了。

大街兩旁的建築，即使一排排梧桐樹的闊葉在八月還一片濃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標語，大剌剌地貼在參差斑駁的牆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張標語都顯得那麼斬釘截鐵，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戰和起義，怎麼看，怎麼顯眼：

八年埋頭苦幹，一朝揚眉吐氣！
慶祝抗戰勝利，擁護最高領袖！
還我河山！河山重光！
實現全國統一，完成建國大業！
一切奸逆份子，撲殺之！歡迎我軍收復上海！
國父含笑，見眾於九泉／實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強國！
自立更生，慶祝勝利！
提高民眾意識，安定勞工生活！

堀田善衛停止了腳步，鼻尖聞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帶著隔宿的黏膩又有點人的體溫的生活氣味。他看見一條舊舊的大紅花棉被晾在兩株梧桐樹之間，一隻黃色的小貓正弓著身體從垂著的棉被下悄悄走過──就那麼一瞬之間像觸電一樣，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衛日後寫了《上海日記》，回憶這安安靜靜卻石破天驚的一個上海的早晨：

「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訊社的海外廣播播放了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監聽到這一廣播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則動員了其在海外廣播的全部電波，播送了這條消息。而收聽到這條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組織便立即採取行動，將這些標語張貼了出來。」

在無數亢奮高昂的標語中，他突然瞥見這麼一條，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貼在一戶普通石庫門的大門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將來。

灰色的兩扇門是緊閉的，對聯的字，看起來墨色新潤，好像一盞熱茶，人才剛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動：「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的底蘊之深不可測，感覺到了恐懼。而且這些標語是早已印刷完畢了的，我對地下組織的這種準備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慶，蔣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經知道了這山河為之搖動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號的日記，筆跡沈靜，墨跡均勻，完全沒有激動的痕跡：

[雪恥]…正八時許，忽聞永精中學美軍總部一陣歡呼聲，繼之以爆竹聲。余聞甚震，當「如此嘈雜實何事？」彼答曰：「聽說什麼敵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則正式報告，各方消息不斷報來，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嚴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蘇柏林公報條件投降以（矣）

這個人，一生寫了五十七年的日記，沒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殺戮場上衝鋒陷陣、滿眼血絲，一從前線下陣，侍衛就看見他在夜燈下拾起毛筆，低頭寫日記。從一九二八年起，每一篇日記都以「雪恥」二字起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雪恥」。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備盡艱辛之後，苦苦等候的時刻真的到來，卻竟也只是一張薄薄紙上四行淡墨而已。

（２）我是台灣人

戰爭期間，當作軍伕、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

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場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裡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八月中，剛好是中元普渡。台北萬華龍山寺廟埕裡人山人海，香火繚繞，廟埕外小吃攤熙熙攘攘整條街。舞獅的動作特別活潑賣力，人們的笑聲特別輕鬆放肆，孩子們嬉鬧著向獅子丟鞭炮。賣中秋月餅的商店，已經把文旦和月餅禮盒堆到馬路上來了。

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徵召到南洋。五十九個醫師、三個藥劑師、八十個醫務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開往南洋前線。太平洋海面已經被美國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駛，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他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身為台灣人，吳平城心中只有歡喜，心裡頭最克制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了。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

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台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醫院院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得屍橫遍野，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洲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裡，新京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長春。砲火和坦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台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灣人，沒人通知，後知後覺地還留在城裡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洲人的復仇，台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雇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洲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致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

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洲「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人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難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他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是屍體，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台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滿洲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稱台灣人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個關卡，台灣人都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日本人，會說一點蹩腳國語的，就大膽地說自己是「上海人」。會說客家話的人，這時發現，用客家話大聲喊，「我是台灣人」，成了保命的語言。

翁通逢醫師決定離開東北逃回台灣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冰冷的劫後餘生的冬天：

那時是十一月，看到一群從北滿疏開（疏散）來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來歲。本來年輕人應該很勇、有氣魄，可是他們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當衣服遮著，在零下二十度裡，走路垂頭喪氣。

我看他們走路不大穩，心想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隨在後，想看看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住進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光是冷就冷得厲害了。經過三個星期我再去看，學校運動場像個墳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個死人坑會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發生，看來不離開東北不行了。

（３）追火車的小孩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祕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帶出來的時候，她的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路。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庄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在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帶出來，帶在身邊。

火車到了衡陽，不走了。到衡山的鐵軌斷了。火車裡的人，又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走路？這個時代，是個不尋常的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沈，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裡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萇寧！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個呼「永州」的人，是個有點年紀的老頭。跟著他走，我就會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裡，?弦的命運轉了個大彎。為了?弦，我特別走到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雲裡游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只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開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整個被翻了過來。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裡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層很舊的灰，從外面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斗在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裡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一直長到檢票口。檢票口，也就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裡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鐘，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檢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這是南下廣州的月台，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我有一種衝動，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裡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美君離開了鐵軌，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裡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乾，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扁擔扛著兩隻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裡。

我站在龍家院的田埂上，應揚跟挑水過來的大嬸介紹，「這是我妹妹。」他說「妹妹」的時候，第二個「妹」字也用四聲，說的很重，聽起來就是「妹魅」。不一會兒，就圍了一圈龍家院的族人，都姓龍。應揚一個一個介紹給我：

這一位，是你的哥哥…
這一位，你應該叫表姊…
這一位，是你的叔叔…

圍了一圈人，各種親屬的稱謂，全用上了。

「我記得你媽媽，杭州小姐，燙了頭髮的，」一個大嬸說。

「對，我也記得，她還從城裡帶了一個收音機來，」一個叔叔說。

「她很好，穿旗袍，來這裡住破房子，一點也不嫌。」

我站在那棟門窗都空了的紅磚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經沒有人住，野草長在屋頂上，也長在屋前和屋後的野地裡。就是這一棟頹敗的紅磚房，美君來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後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滿面驚恐地瞪著眼前這個要帶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鬧，又踢又打，怎麼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原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著門上的鐵桿，身體吊在車外；車窗被人體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捨不得，眼看著火車要開了，她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吧？」

向來果敢的美君，看著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火車裡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美君做了一個決定。她轉身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對奶奶說，「媽，我們──很快就回來。」

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

他眼眶一下就紅了，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只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裡，頭髮捲捲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湧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見他。

應揚抑制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裡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都速度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

（４）住在一張地圖上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港生」怎麼在台灣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給你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裡。兩年以後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輾轉流離到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故事，與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們在哪裡？

對國民黨的統治歷史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恥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聊以自慰，也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要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歷史的秘密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不由自主的歷史命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