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海港邊，往來行人神色倉皇，遠方正在緩緩進港的軍艦，和停泊在碼頭旁的船隻，參差不齊，雜亂的爭搶地盤。灰撲撲的船表面，透著哀愁與無助。
＂到處都是難民＂她說。到處都不知道今日以後的未來。
＂可是，我們還是花錢買了一大串的香焦＂。笑笑，圓實的臉龐上，有著美好回憶的光采。
那一天，她和她才一歲多的兒子，把香焦，當成了大餐珍饈。＂在我們北方，一年四季都吃不到新鮮的香焦啊！＂。她解釋說，自小到大，她見過的，都是黑黑細細爛爛的模樣，那裡看的到黄裡透白的真正的香焦哪。
那一年，她三十三歲。
一九四九年秋天，逃過一個又一個荒亂、破敗、貧窮，遍地殘垣斷壁的中國沿海城鎮，梳著髮髻的葛瑞貞，抱著出生一年多的兒子，在基隆港爬下軍艦。她的先生，不知人在何方。
＂他叫我和兒子留在家鄉，等他和軍隊去台灣再回來，我不相信，我非要跟著走，我抱著兒子，出錢雇人踩腳踏載著我們母子逃。＂
她的大逃亡故事說了很多次了。她說，她不相信共產黨像姐妹們說的那麼比國民黨軍隊好。
後來呢？大女兒總是追著問。
後來，青島、廣州、海南島，最後＂我和你二哥就到了基隆了啊＂。
接下來，是忘不了的，香甜的台灣香焦的故事。
＂爸爸呢，那個差不多要拋家棄妻棄兒的爸爸呢？＂
＂哦＂，回想一齣連續劇似的。放下手邊為一家之主爸爸特別捏柔的饅頭麵團，她提了提粗濃的雙眉，＂就在港口邊啊，在港口邊，那一天，我仔細看，看啊看，每一艘站著軍人的船，我都看有沒有我家的先生啊、、、，我每天去看，每天去等，差不多快一個月了吧＂，吞了吞口水，＂就這樣啊，那一天，我抬起頭，一看，那不是我兒子的爸爸嗎！＂
他就站立在一條大大的船的甲板上，頭仰著，瘦瘦的，一張長臉，挺拔的鼻子。她的倚靠，她的天，她的山。
所有的痛苦、傷煩與焦慮，化成了又一場戰亂中的由悲轉喜的驚奇。
從此，這一對夫妻，以台灣基隆為家。他離開軍隊，找到一所小學當教員的鐵飯碗；她做殷實的家庭主婦，兩人又生了一兒兩女。一九七二年，太太腦溢血過世，安葬在台北六張犛公墓。２０００年，軍艦上的少校軍官因肝癌病故。這一次，他還是跟著妻子。他安睡在她的身旁。
臨終前的晚年，好幾次，兒女問，要不要回家鄉山東看看。老先生總是搖頭，＂没什麼意思的，回去幹什麼，這裡是我們的家。＂他沒說出口的是，害怕共產黨。有一回酒喝多了，他跟大女兒吐露了心跡，＂我怎麼能回去啊，那些共產黨會跟我算舊債，報仇殺我的頭的＂。
私底下，他將兒女給的零用錢，換成了美鈔，請託返鄉的後輩代為轉送給家裡的堂妹。他從來沒有公開向兒女說明他曾經這樣做。
基隆港邊尋夫的勇敢女子，來不及活著等到蔣經國的開放探親政策放行。大女兒在一九九０年初，找了去中國的機會，從貴陽坐飛機飛到了青島，去看紅瓦小洋房。
”萊陽路上的小洋房，紅屋頂、西式的庭院，面對海濱，說有多好就有多好”，勇敢媽媽深夜時分，經常跟愛寫作的大女兒說著她想望的未來。
＂記著，反攻大陸以後，我們不回鄉下了，那裡太落後，日子不好過，我們去住青島，青島又清淨又漂亮＂，有二十年的時間，勇敢媽媽懷念故鄉的濃愁思緒，似乎都被紅瓦洋房的美麗未來化解了。
就在萊陽路上。那年，大女兒佇立在青島市的萊陽路斜坡上，凝視著籠罩在灰濛濛煙塵下的紅色小洋房。輪廓依稀可辨，屋裡，很輕易發現，好幾戶人家，分佔著不同的房間。好不真實。她的母親、父親、哥哥，一顰一笑，一語一鬧。轉過身，她走了，帶著眼淚。
母親下葬那天，她是長女，負責為媽媽送上一只黄金做的小魚。
＂要放進嘴裡＂，姨母說。掰開媽媽的嘴唇，大女兒依著指示，掰開媽媽的唇。
＂哇！＂的一聲，大女兒哭了，小金魚掉入母親的嘴裡，這是保佑兒女家人平安的吉祥物。＂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成年的長女，顧不得身旁的親友老父，淒癘的哭聲，嚇壞了才三歲的侄兒。＂我不要我的媽媽那麼冰冷、、、＂。從此以後，大女兒明白了什麼叫做死亡。沒有溫度，也不足以形容的死亡。
紅色小洋房的夢也跟著死了。
那天，大女兒還坐出租車去了落後的鄉下，父母出生的地方。眼前景象，好似電影武俠片的畫面。泥土地，煙塵揚起，豬肉攤旁，是老闆流著兩行鼻涕的小兒子。錯愕中，說不清楚的情緒扭結在心底。發著呆的她，不知如何是好時。車上的司機下車，走到她身旁，是年輕人，個體戶。
＂怎樣，你爸媽的家鄉，你真該感謝他們沒有把你生在這個地方，是吧？＂
語氣中混著刻意的不屑。
大女兒回想起母親說過的故事。
那是逃離共產黨的艱苦之旅中的人類悲劇。
母親說，她揹著還是嬰兒的孩子，女兒的哥哥，一路逃亡到廣州，準備找到國軍部隊跟著上船逃往台灣。路途中，破敗、哭喊與眼淚及殘恨，什麼場面，都看盡了，看麻木了。母親回憶往事時，面色若有所思。
她向女兒說，最無法磨滅的，是經過廣州一所女子師範大學的景象。好多好多沒有船票的大學女生，年輕的大學女孩子，收拾好包袱，挽在手上，等在已是人去樓空的大學校門口，哀求著。＂行行好吧，當兵的大哥，行行好，帶我走，帶我逃到台灣，逃過去了，我嫁給你。帶我走，我就做你的太太、、＂。
真的嗎？真的嗎？媽媽，那些年輕的女大學生，她們逃走了嗎？
大女兒追問，一次又一次。每一次母親敍述這個往事，她就追著詢問答案。每一次，好像都是第一次聽到似的。
＂唉，誰有這個能力呢＂？母親總是悠悠的回答，＂戰亂時候，命都保不了了，誰還管娶不娶個年輕漂亮的太太呢？＂
女兒的心裡，卻存著一個大學女生嫁給不識字的當兵大叔的浪漫戰爭愛情故事。
或者，大學女生返鄉探親，鄉親會說，幸好你當年在學校門口做了戰亂新娘？
大女兒自青島行以後，再也不提萊陽路媽媽的紅瓦洋房了。老爸爸知道女兒的青島行，一度激動追問，＂還在嗎？碼頭還在嗎？海灘還是那樣乾淨嗎？、、、＂。幾分鐘以後，又恢復了軍人性格的矜持。
直到病重走完一生，他都沒有返回山東。
他是葛瑞貞的丈夫。葛瑞貞，我，大女兒的母親。
我的血液與個性裡，流著她的基因，勇敢逃亡不怨不悔。在世的時候，她和新竹出生的長媳，情同母女；她說，＂你們應該學會台語啊，你看我都會講呷飯＂。
我的父親，１９７５年四月５日上午，蔣介石去世那天，曾經強迫我在他為老先生＂駕崩＂後所設的靈位前，向＂蔣公＂遺像上香鞠躬。
老淚縱横滿臉，他哭著跟我說，＂可憐啊，他帶我們回大陸的心願無法實現了＂。
可憐的，是被哄騙了大半生的你們吧，我心裡想，話不敢說出口。
那年，我大學四年級。四年以後，美麗島事件爆發；十一年以後民進黨組黨；差不多時候，內政部規定，台灣人民的身分証上，不再載明本籍，改以出生地記錄。這樣做，可以避免傷害台灣社會的省籍區別。
＂早該如此了＂，在我全心投入記者工作的空檔，父親曾經刻意淡然的表達了他異於以往的政治立場。他還說，我們當然都是台灣人。
這是我第一次寫我的平凡的父母的親身故事。流了好幾回淚水，心頭發酸。
時代下的受害者，誰不是呢？何處是家鄉？處處是家鄉，發生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遠在美國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好幾年前，那位名叫薩依德的知名教授，得知自己罹患血癌，立即著手書寫一本傳記。
以＂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著作聞名全球的薩依德，巴勒斯坦時代的耶路撒冷出生。少年時，聽從經商致富的父親安排，就讀埃及開羅的美國中學，之後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成就了高級知識分子的地位。他自幼學習鋼琴，音樂素養極高、文學評論卓越，政治批判擲地有聲，很長一段時間，是活躍於西方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代言人。
薩依德甚至曾經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國會議員。他努力抗衡被美國猶太裔企業家主導的美國新聞界，對中東國家阿拉伯人各種紛爭事務的壟斷解釋權。
薩依德的憤怒，讓他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大大上升。但是，在他費時近六年的傳記寫作中，他仍然錐苦的找尋他的身分認同。人在美國，薩依德忍著病痛折磨，回想他少年時期，在埃及那所美、英小孩包圍圍的英語學校課室裡，說著不是他的母語的言言。
詭異，這是因病離世之前五年的薩依德教授，自我描述的分裂人格成長期的矛盾。
語氣中，重症纏身的薩依德，以自尊，隱藏著人類所能碰到極悲慘不堪的態度，描寫一種不知鄉關何處，無處為家的失落與放逐。
比較起來，我的母親的紅色小洋房退色了，可是還是紅色小洋房。我的父親，終了一生，未再回鄉，是他選擇了台灣為他的第一故鄉。
薩依德教授的故鄉，卻從巴勒斯坦的手中，變成以色列的國土。出生時，他落地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成年返鄉，他卻親眼映証故鄉的毁滅。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聖城了。
沈溺在古典音樂之美的薩依德，感性的脆弱，喚醒了相同遭遇者的感傷。另一位也是戰亂野心犠牲者的葛洛夫，選擇以務實的心情，看待他被迫離開祖國匈牙利的認同問題。
葛洛夫是著名的美國英特爾集團超級明星執行長，雖已退休，他的名字與他擔任創辦人之一的英特爾公司，還是牽繫緊密。擅長寫作的葛洛夫學化學出身，猶太人的血統，造就了他建立企業王國的基石。
他是典型的美國移民成功實例。退休以後，葛洛夫運用龐大財富所做的，就是要幫助更多與他一樣，跋途萬里克服艱困，尋找美國夢的冒險家。
＂給他們一座梯子＂，葛洛夫說，他就是靠梯子，才從孑然一身的窮困移民，變身為億萬富翁。
葛洛夫二十歲時自納粹荼毒下的祖國匈牙利，逃亡至奧地利，再申請國際組織救援，渡過大西洋前往美國尋求第二生命時，父母都留在家鄉。他一文不名，連本姓都更改以合於美國社會向上提升的需求。
其間，他差一點被謀殺。生命的意義，對葛洛夫來說，不只是謹慎才能存活的政治性求生，而是＂不是生，就是死＂的一命之間。
不像岩里政男以李登輝的姓名，棲身在國民黨裡攀上榮華富貴；葛洛夫的離鄉背井，是斬斷，痛苦的斬斷。
之後，求學創業，發達有名了，葛洛夫卻從來沒有返回他生長的故鄉。他是美國人，他確定，自己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雖然，依照他最近一本傳記書“活著就是贏家＂的描寫，葛洛夫曾在招募新人的約談時，得知一位應徵者來自匈牙利時，立即轉換母語與那位獲得任用的同鄉對話。
為什麼從不衣錦還鄉呢？科技人的務實性格使然？薩依德的敏感、葛洛夫的實際，和李登輝的投機，我發現，認同，也有基因與禮義廉恥的分別。
謝謝葛瑞貞，我的母親，她讓我，早早拋去了外省第二代的宿命陰影。她讓我很早就確定自己，是一個台灣出生，台灣成長的台灣人。
中國，是父母的故鄉。對中國，我有情感上的牽繫，就像李登輝及同樣背景的台灣長輩，對待日本，總有更親切的認知一樣。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當台灣人不希望中國欺負打壓台灣人完整健全國家國民的人格時；中國人，也有權利要求台灣人尊重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同胞。
在李登輝先生推出新台灣人政治名詞以前，我的母親就帶領我，認知台灣，感恩台灣。我也相信，更多和我相同背景的外省第二，第三，第四代台灣人，會從李登輝、薩依德、葛洛夫，以及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沙柯奇的故事裡，看見自己毫不是問題的台灣人認知的認同。
沙柯奇，二十一世紀的法國版平民變領袖的傳奇。２００７年５月６日，當他獲選法國新一任總統之日開始，巴黎不再只是名牌之都、藝術王國；法國人終於擺脫了達文西密碼瘋狂流行後，巴黎被商業化的庸俗氣息。
沙柯奇，匈牙利移民平凡人之子，他的血統，一度是法國政壇野心者的子彈。
法國人民及時阻止了醜陋歷史的降臨。他們，用選票選出了一位爸爸不是法國人的最高領袖，法國總統，世界第一浪漫王國的元首。
沙柯奇的父親，也是尋求新生命的冒險家。當他離開匈牙利時，葛洛夫應該也在恐懼與不安中，掙扎奮鬥在自己的美洲大陸逃亡旅途。和台灣的外省第二代的第一代台灣人一樣，政治標誌上，沙柯奇是第一代法國人。選舉投票日之前，執政的人民共同聯盟黨提名他出任總統候選人之後，沙柯奇不是沒有焦慮憂心過他的出生背景，可能引來的政治災難。他發表了一次演說，坦然談及自己移民第二代的心情。
這場演講，據評估，成功替沙柯奇打破認同質疑危機，最後獲致勝選。
沙柯奇的演說，一點都不迴避他的父親與外公不是正宗法國人的事實。沙柯奇的主題，就是＂誰是法國人＂。
他明白說：＂我們成為法國人，不光因為我們生在法國，更因為我們選擇留在法國。我父親是匈牙利移民、外祖父是希臘移民，很榮幸今天可以站在這與各位以兄弟相稱。因為諸位跟我父兄一樣，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地方，遠離了珍貴的童年、記憶、初戀，遠道而來追尋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成為」法國人追尋的不僅是身分，更是情感上義無反顧的抉擇，需要自我克服、參與、愛護法國不變的心意＂。
＂我們「選擇」成為法國人，因為我們愛法國人、敬愛法國。法國是我們共同居住的大家庭，我們有共同記憶、理念、個性，喜歡彼此的優點、包容彼此的缺點。我們需要尊重彼此的習性、共享對方的歷史，開創我們共同的記憶。＂
沙柯奇具備說服力的部分，是＂成為法國人，不需建立在每個人都拋棄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建立在抹滅個人良知上。而是建立在個人以國家認同為基礎的自我認同上。成為法國人，是希望多元的參與能一加一大於一，而非小於一。＂他強調，＂國家認同不需抹滅記憶，不是要求我們忘記各自的過去、抹滅我們對故鄉的記憶。對法國這個大家庭來說，我們希望每個人的加入，都能讓她變得更豐盛。＂。
法國選民用選票，証明了１７８９年起就歷經民主錘鍊的自由平等博愛國度的偉大和寬容。一位不是道道地地法國純正高盧血統的歸化法國人之子，出掌了法國最尊爵的總統職務。
李登輝在台灣，用十幾年的時間，還說不清楚的新台灣人，舊台灣人，新時代台灣人；當馬英九肯定要為香港出生的紀錄，為總統大選大費唇舌之時，法國民眾在彈指之間，化除了政客的貪婪、殘忍與無恥。
李登輝會羡慕法國人選出沙柯奇的驕傲嗎？我不知道。我記得，好多好多年以前，曾經聽人說過，李登輝，做總統的李登輝，最佩服的世界級政治領袖，是創建法國第五共和的前總統戴高樂。
李登輝總統確曾談過台灣第二共和的概念。最近，陳水扁政府官員中有人提出第二共和憲法，其實是抄襲李總統時代的構想。
李登輝的法國夢，不僅只於戴高樂。他主導的雙首長制修憲，當年，號稱以法國的左右共治為版本。
雙首長制在台灣，最後証明是噩夢一場，反而造成行政掣肘。政黨關係惡劣情況日益嚴重，已到了許多人憂心的坐以待斃的死胡同。
２００７年４月，我赴巴黎，專程觀摩法國最高投票率的２００７年總統大選，也順道理解法國的政治制度。共治，早已是黄梁一夢了。戴高樂，法國的救星，帶領＂自由法國＂以倫敦為基地，二次大戰期間，度過了祖國遭德軍佔領的不堪，復興成功。他還是二十世紀以來，唯一一位被公認的法國最偉大的總統、政治家。知名的巴黎政治學院教授顧德曼認為，戴高樂的成就，是世界級的。
我沒有詢問戴高樂可否與李登輝比較的問題。
戴高樂的說到做到，展現在他對人民的承諾上。１９６９年，推動公投，戴高樂宣佈，公投不過就辭去總統職位下台。
他失敗了，辭職了，做了一位有信用的政治人物。這使我想到了臨近的日本，明星級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最尊崇的座佑銘：＂無信不立＂。
李登輝說過很多沒有實現的話。他沒有學習到他的偶像戴高樂將軍的誠信。即使他最情深的日本，小泉純一郎的信與立領導哲學，岩里政男也沒有學會。
(摘自總統內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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