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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志：墨濃時驚無語　　生存於復雜的時代又面臨復雜的命題，人需要一種更充分的自由。特別對於作家而不是理論家的思想而言，闡述為自己良心感知的內容，特別要求環境的規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誤導。可悲的是，強權的愚蠢干涉，其實往往可以成為避免誤解的條件；而來自依附體制的知識份子、即魯迅所謂智識階級的攻擊，卻會導致真正的思想壓迫。　　當然文學就是限制中的創造。前人都是在時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輝煌的業績。因此我從來不贊同文學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會變我的道路為政治，我甚至不是為了抗議，而僅是為著備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賢和前驅們是否都曾經遭遇過這種命運：不僅背負著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僅承受著殘暴的強權壓迫，還不得不與一群如同今日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紀是個發生了許多革命的時代，我本人只是一個這個時代的嬰兒，就本質說并不是它的參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我們在追尋革命後果給我們的教訓的同時，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識階級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舊革命的悲劇和不人道的同時，正剝奪著人擁有的權利的一種，即在壓迫的極限上選擇革命的、永遠的權利。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壓迫對革命的想像，壓迫任何對更理想的社會的想像。　　這是因為他們并不反對青睞和豢養他們的體制。他們無視特權官僚制度對民眾實施的壓迫和恐怖，也無視世界新體制對貧窮世界的威懾、歧視和壓榨。他們一心傾倒於對西方體制的謳歌，全然不顧西方的國家富強與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來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貧窮國家和民族的從屬、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們否認文學的天職，以及知識份子的天職本身拒絕任何從屬；這種天職僅僅是表達人的自由、僅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義和良心。　　沒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與人的惡性孿生，遺留下滿目的廢墟和無數的悲劇。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難逼迫而誕生，并成為正義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確實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蝕中變質，因此被人恐懼和舍棄。　　在這樣的革命的世紀末，總結革命和諸如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嚴肅性和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這時，今天的智識階級掄著棍子，壓制著言論的自由和思想的表達。循環之後沒有改變，他們一如迫害過他們的棍子前輩。　　出於這樣的思想，十幾年來我一直思索著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思索由於紅衛兵時代的原罪即骯臟的血統論，甚至漸漸成了痛苦的內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統論的危險，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驅和犧牲者所面對的，究竟有多大的改變？關於這一點，請原諒我不能更細致地論證。　　1993年是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當時日本巖波書店的《世界》雜志約我寫一篇紀念文。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初次體驗了不能使用母語寫作的滋味。由於心頭的陰影，我甚至有意對一些漢字只用日文假名。對人的權利，對政敵和階級之敵的人道，也許是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必須面對的置疑。我對毛澤東提出這個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語言對他實行了必要的辯解。因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來解放自己。　　同樣，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關於早期紅衛兵歷史的著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為，無論是我對從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存在的，可以稱作60年代的最大罪惡的血統論的自省和揭露；還是我對青年以及民眾的反體制權利的堅持兩點都被今日的霸權所不容。我特別強調的是，智識階級的話語霸權。　　我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或運動。我拒絕一切政治形式。我僅僅用文字表達了這種思想。我認為在這種前提下我擁有一切表達的自由。但是我準備面對的是因此遭受的圍攻；智識階級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難的犧牲者，會因為公開的思想，和這思想的被丑化，而覺得找到了仇敵。　　我選擇了使用外國語，最低限度地表達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過，那些智識階級雖然不讀外語，卻處處著文污蔑他們道聽途說的、我對紅衛兵的自省。他們竭力把我漫畫成一個殘馀的「四人幫」份子，企圖挑起人們的誤解，把我引向人們對往日悲劇的巨大仇恨。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區，以及高加索的車臣地區發生流血危機時，我非常盼望讀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為多民族的中國更應該讓人人都思索這種問題。自由與和平，沒有比它們更重大的一對命題了。我深知中國存在著的矛盾，比起它們遠遠有過之無不及。中國史證明，在這類危機發生時，人常常顯得更嗜血。已經迫不及待，已經千鈞一發，應該及早地告誡人們，必須注意尋找未來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異的是，可以說是和平主義偉大導師的列夫．托爾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讀時，我驚異地發現正是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為我們從源流到結論地，解釋和指導了車臣問題。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說，我非常想為它寫一篇讀後感。不用說托爾斯泰對包括車臣部在內的、高加索諸族的知識、他對伊斯蘭蘇菲派內部的熟悉令人感動；托爾斯泰對國家恐怖的批判基點，以及對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評，還有他對脫離武力和暴力的第叁種選擇的文學化描寫，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沒有動筆的原因是，中國的一些知識人，在我的涉及中國回族的作品《心靈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丑化和漫畫成一個宗教狂。時值日本發生了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的事件，這個新聞使他們如獲至寶，他們不求甚解就馬上用來隱喻我。他們的攻擊，已經離開對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開始編造莫須有的、所謂我的觀點。無論日本的奧姆教份子，還是激烈地討論奧姆教風波中引發的，世紀末的信仰喪失與新興宗教社團、科學主義與迷信思潮、國家權力與宗教管理法（因毒氣威脅而補訂日本《破壞活動防止法》）的權限、討論國家與自由民主之間關系的日本輿論界，都不會想到：奧姆教的放出的毒氣，正在經過一些中國知識份子的擴散，窒息著艱難地維持著信仰傳統的中國伊斯蘭教。也許，奧姆教的最大惡行，就是它為針對中國伊斯蘭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壓迫，提供了一種候補罪證。　　作家蒙受怎樣的命運并不值一提。我無權因為我個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壓迫的中國伊斯蘭教的處境更困難。因此，我對他們對於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態度。我有意回避這個題材，在整整一個1995年，沒有在寫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國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會大致如此。何止關於《哈吉．穆拉特》的讀後感，我在許多散文中刪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風景描寫。我為了骯臟的火不至於燒到窮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規避叁舍，壓抑抒發，寫了許多實際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說：在中國，在有著長期的歧視少數民族、以國家恐怖主義壓迫底層和民間信仰的歷史傳統的中國，在話語霸道的支撐下，大談特談他們根本不懂的奧姆教、原教旨，是助紂為虐，是知識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諒的卑鄙行徑。　　同時，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則下出現於二十世紀的、多如牛毛的新興宗教團體（其中一些只是競選的工具、漏稅的公司，或黑社會式的集團）的個別犯罪，故意地與有著十億第叁世界信者的、自久遠以來就是世界文化傳統之一的伊斯蘭教相聯系，也顯示了這些智叟的無知。　　應該說明：他們的原意要小得多，他們不過是對我的作品進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導讀成一個「四人幫」主義者之外，他們的第二槍是把我宣傳成一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當然，甚麼叫原教旨主義，他們是不打算搞明白的。關鍵在於這個惡謚符合當今國人對大眾傳播媒介制造的、對國際伊斯教的輿論和壞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這個惡謚如同密告，它翦滅著作家賴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來我企圖以對中國伊斯蘭教特別是蘇菲派的介紹，來探討中國的信仰問題。我幼稚地以為這是一條救助中國文明的有益建議。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當代的中國智識階級為求挽救垂死的文學、保持體制給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國的文化霸道語境，根本不惜犧牲民眾的艱難信仰權利。　　我以為，對於健康的民族而言，歷史縱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沒有受到大的傷殘。在文明發生劃期的更迭時，應該注重感受那些長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為此寫作了一批與中國古代精神有關的散文，當然，我以我的個性和好惡選材，表達的也是我偏愛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記．刺客列傳》和它的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帶給我的感受。　　其實我還遺憾自己沒有本質的創造。我不過重復前賢，甚至重復一種常識。我不過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潔的精神」，歌頌了許由、屈原、荊軻、海瑞和高漸離。強調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恥」、「信」、「義」，關系著中國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寶。　　我不能想像就是這樣的舊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國的智識階級所不容；居然連這樣一點撫舊的抒發、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誘導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們漫畫成「死不悔改的紅衛兵」，我的宗教著作和文學散文，被說成是專制主義、民族主義的煽動。在這樣的卑鄙的導讀之下，我必須考慮可能的文字獄。　　他們從來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個完整的自然段。久違的莫須有，居然在強權專制之外的文學評論中出現了。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信仰的建議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鳳毛麟角。讀《第十二座雕像》後，覺得真應該印發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冊，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墻環城公園的設想圖，貼在北京的每一個建筑工地、每一個公共場所門口。　　終於有了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也許，懷念都要在羊亡牢毀以後才能舉行。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雖然在今天人們終於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墻不僅是亡羊般的文物，而且是空蕩蕩的烏有之後，而顯示出其意味的冷峻與莊嚴；但是，也許還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內的市井和街區全都化為烏有，等骨架之間的血細胞、以及千年傳統都蕩然無存時，再來紀念梁思成。那時不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時人人都會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會尊重地翻看梁思成關於中國古代地面建筑的圖冊，會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時人人都會覺得此恨綿綿。　　只是今天憂國者不僅僅被笑為憂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險和專制主義。學習梁思成的責任感，至少對於我，是更難了。　　如今的毀壞，已經越過城市的門墻骨架，進入了血肉之間。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處看著古式的街道，從屋到街，在喧囂的機械轟鳴中，不幾日，就被推土機成排地掀翻消滅。　　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一方是權力和金錢，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們已經看見戰後的廢墟。它們就是覆蓋一切混凝土方塊，就是些怪獸般的商廈，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夠、拆又修的汽車道、水泥橋。　　但是誰敢反對？市民們緘口於放下一張竽的可憐夢想。太久了，我們已經不習慣理直氣壯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識階級呢，他們在忙著把自己打扮成洞達潮流的智者，如當年犧牲古城墻一樣，看殺豐富的街區。　　恕我舉例之僻：應當說這一場默默展開的環境大戰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的穆斯林街區。自古以來，他們的社區還不僅是一個屋頂和一張竽，那里有著他們賴以為生的行業、有著他們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喪食用的文化、有著他們的親族和社會結構，當然，還有著他們的精神寄托。　　無疑他們更加無援；有誰理解他們呢，有誰同意他們的斗爭其實也是對這衰老文明的護衛？他們絕望的斗爭（其實只是爭辯一番），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知識份子哪怕一聲的正義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們的語境。拆除他們的古來社區，也許不僅是建設的原因。拆除它們所引發的，不僅是環境或文化問題。同樣，討論包括這個特例的城市和環境的問題，馬上就會被我們親愛的智識階級抓住辮子，使喜慶的城建小論，變成陰森的政治。沉吟再叁，這不是一個時髦的環境保護問題。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環境的擔憂的自由。　　四　　以前，人們常說，書被催成墨未濃。但是提起筆來——一個個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著，如陷阱如槍口，我遲疑地撫摸著手里的筆。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寫丁？寫大自然的撫慰，寫百姓的人生？可是跳過甲乙、一步到丁的寫法是困難的，用甲的認識和情感來描寫丁，一句句不倫不類。　　在選擇了對政治的規避，在選擇了對官階和俸祿的拒絕之後，甚至選擇了對任何派門閥黨的區別和獨立之後，我已經選擇了我的文學道路。我以為文化、學術、藝術的領域已經足夠遼闊。但是，現實告訴我不是這樣。　　世界被推向民主，無論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們愈來愈感到，民主的最後的敵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別藏在人反對異己的行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達必須為左翼甚至極左的政治負責；是否關於毛澤東或革命問題的思索必須為毛澤東或革命以及政治運動的一切後果負責；是否關於荊軻的審美等於支持一切「國際恐怖主義」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寫了受盡歧視、壓迫和屠殺的中國回民的一點心情，必須對世上的伊斯蘭世界的一切現實負責；是否歌頌古代「潔」的精神就必須對現世的一切不潔負責？　　是否理論就等於與這個理論相關的社會、政治和歷史的運動；被社會的運動裹挾的個人，是否就等於運動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權利，是否包括「極端」的感情表達；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為、而僅僅是在王法之內以筆寫作，那麼究竟能不能達到表達的自由？　　究竟人們是否真地承認作家的——寫作的天賦之權？　　但是如今是究明這些原初問題的時候麼，讀著我迂腐的疑問，那些炎黃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韓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說著思想的環境。　　韓少功并無如我的歷史劣跡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他處此群類也難免浩劫。他為屈原懷沙自沉的汨羅，他為文獻之邦的楚地和中國，沉吟心血獻出的《馬橋辭典》，換來的回報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為一部外國小說的書名在譯成中文時也被叫做「辭典」，於是他對這病弱的文明的舉獻就被一筆抹成了一個滑稽的丑鬼。紛紛揚揚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報上的國際小偷，對外國人的書臨帖擬作、全盤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個作家，最妙的戰術大概不過如此。　　韓少功選擇了憤起自衛。然而，面對著韓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條斯理地出現了。韓少功被勸解、被開導、被閑話、被憾意十足地搖腦袋、被教育以寬容謙虛的文字常識。已是一張淋漓的花臉，又被粗粗地涂上一個黑邊。就像他的同鄉譚嗣同所說，因此而中國所以不倡。　　從韓少功在遙遠的南國發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聽見了良知的痛苦和濺血。我屏息聽著，無法感到一絲輕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來這些毒箭曾經原樣地、陰沉地瞄著我。　　沉吟良久，放(www.lz13.cn)下了筆。對於任何真正的作家，對於追求批判的思想，對於一切企求價值的心來說，如今是墨到濃時，方驚無語。在這個誰都并沒有被人強制，每個人都寫著他要竭力宣揚的文字，每個人都享有歷史漏給的契機的二十世紀之末，我處在依附體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驚，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語言。　　我不愿補充說，文學化的思想表達不僅需要自由原則，還需要神領意會，需要心有靈犀。我拒絕由於自己的處境，被迫地逐句解釋自己的作品。我不會為了個別的惡意，就急著申辯說，我并不是一個不剩地敵視知識份子，我只是抗議流行中國的某種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單的微力，獲得聲音的傳播。我準備在他們占據的時代，活下去而且盡力而為。我并不太看重這種語境的壓迫，我只想記上一筆備忘，把一切都托付給遙遙的明天。無疑明天會有公理，良知是偉大而洞察的。會有平和但更是嚴峻的評判——評判歷史曾經給予機會時，稱為知識份子的人們的觀點和行徑。　　也許我會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會步步衰敗。但是人類的公理會感傷地嘆息，更會正義地譴責。我相信歷史的希望。我堅信人類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沒有地獄、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 張承志作品_張承志散文集選 張承志：美麗瞬間 張承志：頂峰分頁：123

勵志文章：恰到好處的美　　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在追求美，一種真而又善的美。無論在文學作品里，影視劇里，甚至是一本孩子看的漫畫書里面都在追求這種美。美是真實的，但有時它也是抽象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審美觀念都是不一樣的。有人認為這樣是美的，也有人認為那樣是美的。其實我們大家都在追求一種恰到好處的美。要想說清楚什么叫做恰到好處的美，咱們就一定要弄清楚怎樣才叫恰到好處。　　清·王士禛在《帶經常詩話》里寫道：“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觸及。”還有清·況周頤在《惠風詞話》的卷一里寫著：“恰到好處，恰夠消息。毋不及，毋太過。”　　慳吝會讓我們不得人緣、失去朋友，同時自我也不能成長。因此，無論我們有什么東西，都盡量能讓人充分運用，包括名位、財產和權力等都是一樣，而不要自己獨享。有很多名人就是怕被人利用，因此不愿意把名借給人，像有時別人只不過是希望能借助你的名氣來推廣某一個活動，代表你也贊成這件事情，但即使這只是一個假名，你可能仍然不愿意借給他用。　　當然，我們要愛惜羽毛，弄清楚對方的目的，不要讓人假借你的名聲，去做什么壞事。如果目的是正當的，請求的人也沒有什么問題，你卻不給他用，那就是慳了，說通俗點兒，這就是叫做小氣。（勵志名言 www.lz13.cn）如果經過了解之后，發現對方或是事情本身有點爭議性，那最好還是不要給他用，否則恐怕會惹很多麻煩，別人會懷疑你怎么會和那種人牽扯在一起，進而猜測你們也許是合伙人，如果是這樣，就得留意愛惜羽毛。不過，愛惜羽毛過了分，那也叫做慳。　　名是如此，權也是一樣，只要能夠做好職務之內的事，以及必須做的事，那就不是慳。我們常說“人在公門好行善”，就是希望有權的人，能隨時主動運用自己的權力來幫助他人，利益眾生和社會。如果說有權的時候不用權，或是不用來利益社會大眾，只是保持做做官，讓上司不生氣、下屬高興，和和稀泥的心態，那這個權力就浪費掉了，給你權等于沒有用一樣。所以，權還是要給有魄力、有理想的人來做。　　但是，去慳有時很容易又變成是一種浪費，因此兩者之間一定要取得平衡點。凡是多余的就叫做浪費，如果是恰到好處地付出，那就不是浪費。譬如別人已經給他某樣東西了，你又再給他一份；或是今天有了、明天也有了，你還要給他更多，那就是浪費了。　　中國人很怕被別人批評為小氣，總希望讓人覺得自己很慷慨，所以請客的時候，明明五道菜就可以吃飽了，卻一定要準備十二道菜，仿佛這樣才不算小氣，結果每道菜都剩下很多，形成浪費，這實在是一種惡習。所以請客的時候，要考慮自己所請的是什么樣的客人？而自己的身分、財力又是如何？雖然不要太吝嗇、寒酸，但也不要過分浪費。　　我們做事要掌握“恰到好處”這四個字，任何事恰到好處就是最好的，過與不及都不好。因為不及就是慳，超過就是浪費，能以智慧來分辨如何做是剛好，就能做到恰到好處。　　現在咱們又該回過頭來講講美了。美與不美都在于它是否符合實際，也就是能夠讓絕大多數的人們能接受。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前，走在馬路上，滿大街人，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一個顏色。藍色的。如果你的身上增加一點什么別的顏色，那么你就會被指摘為離經叛道。說你是資產階級反動的審美觀念。因此在那個年代，你還是要慳一點的好，那叫什么？那叫分寸。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把它解釋成恰到好處。　　那么現如今呢？美的定義是越來越復雜，越離奇了。奇裝異服叫做時尚，簡單樸素那叫窮酸相。人們開始學會，利用每個人身上的打扮，來判定這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太妖艷了，多數人會看不慣。太樸素了，也會引人注目，甚至是歧視。那么目前社會上的人們，就會覺得休閑服比較順眼，于是人人都穿著各色各樣的休閑服。走在馬路上，大家都看著舒服，這才叫做恰到好處的美。　　那么這樣的恰到好處能夠持久嗎？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反正一切事物的恰如其分是跟著時代走的。隨著時代的變遷，恰到好處這幾個字，也會出現更新穎的含義。分頁：123

真正成熟的職場人，懂得為自己的情緒負責　　職場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稍稍遭遇否定就一蹶不振，一被批評就“蔫”了下來，遇到challenge就全盤否定自己，甚至被罵一句就產生“不想干”的想法。　　很多人把這樣的狀況歸因于沒有遇到一個慧眼識珠的好boss，甚至會產生辭掉工作換個老板的想法，但往往發現同樣的情景仍會在新工作中上演，因為讓你委屈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別人的態度，而在于你有一顆易碎的玻璃心。　　1、收起玻璃心，是上司對你的期待　　滴滴總裁柳青在談到2016年對團隊的期待時，第一點就是希望團隊要有“心力”——放下玻璃心，換一個鋼的、鐵的回來。　　“在營銷團隊和市場團隊，我一直很苛責的，他們遞過來的上面的產品基本都被打回原形，從來都是講不好，很少很少鼓勵。我們一定要突破，在品牌上做突破，在營銷上做突破，不能再被人看為是很LOW的品牌，不能只跟補貼在一起。　　要求員工心理強大，是很多老板的共識。螞蟻金服首席執行官彭蕾在一次會議中發表自己對于“什么是合格人才”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皮實”。　　“第一，就是足夠聰明，包括智商和情商，要有直覺、充分發揮感性的力量；第二，樂觀，站得高自然看得遠，只有眼光長遠才不會計較眼前的困難；第三，皮實，就是不要有玻璃心，一碰就碎了，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很難有誰會顧及到彼此的情緒；第四，懂得自省，有時候盡管不是你的問題，也需要你為這個問題尋找解決方案而不是計較孰對孰錯。　　可見，負能量和玻璃心的員工是不受歡迎的。有時，這些壞情緒的滋生連自己都覺察不到，但其產生的危害卻是不可忽視的：不僅影響自己的工作效率，還會影響整個團隊的士氣。　　2、批評是“負面反饋”，幫你看到進步的空間　　喬布斯在一次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成功歸功于發現了很多才華橫溢、不甘平庸的A級人才。“假如你找到真正頂尖的人才，你不需要悉心呵護他們自尊心。因為這樣的人知道自己很棒，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工作表現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才是對于員工真正有益的管理方式呢？喬布斯的做法是，當員工犯錯誤時，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哪里做得不好，用無可置疑的方式告訴他們“你的工作不合格”。這是讓人快速成長的途徑，也是一個人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　　拋棄了玻璃心，擁有更堅強的內心，你會發現自己得到很多好處：當領導完全放手把工作交給你時，或許正是源于你們之前一遍一遍地溝通、試錯而產生的信賴；當老板對你的進步豎起大拇指說“干得漂亮”時，你是否覺得從前那些被虐、被罵的慘痛經歷都有了新的意義？　　所以說，那些打不倒你的東西，終將使你更加堅強！如果老板對你冷漠得不聞不問、不理不睬時，才是真的危險——你已經被邊緣化了。　　即便你工作成績不錯，也不能松懈，應該挑戰更高難的目標。以嚴苛的企業文化著稱的Amazon里流傳這樣一句話：“你并沒有那么好，你還可以更好！”其實對于每個職場人而言，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3、太情緒化＝難擔大任，企業需要真正做事情的人　　四年前，我和姐姐一塊兒創業。招人時，姐姐有一條硬性標準——太情緒化的員工不能要。她的理由是：每天需要同時處理很多事情，需要為事情的進展及結果負責，而不是為員工的情緒埋單，她甚至無暇顧及到嚴厲的批評和無情的否定對一個人造成的傷害，因為創業公司要想活下來，需要的是不斷完成的目標以及能夠管理自己情緒的高效團隊。　　對于員工來說，情緒化是職業發展的大敵，因為太情緒化的員工難擔大任。情緒化的員工不僅影響自己能力的發揮，還會為周圍的同事散播負能量，產生消極的影響，這一點是職場最為忌諱的。　　對于團隊領導來說，很多時候要面對的是沒有幫助、沒有理解甚至連退路都沒有的情況。這時，你能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去影響和帶動別人，與團隊一起努力走出低谷。　　4、如何面對批評？你要做的有這些　　否定、批評在職場中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當你的心靈受到創傷時，你可以按照下面的三個步驟來重新審視自己。　　調整心態，從一種對抗的逆反心里變成虛心接受的態度。“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傾聽多方面的意見，才更容易明辨是非，做出理性的判斷。　　向批評者提問，確認關鍵信息的準確性以及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弄明白他們到底想表達什么以及為什么要說這些。以“是否對完成目標有益”為判斷準則，而不是暗自揣摩“他是否是在針對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出發點，嘗試從新的立場看待問題，你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悟。　　如果確認對方的批評是有效、有益的，那么不要猶豫，“馬上采取行動”正是一名高效執行人才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經濟學告訴我們，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身在職場，就要懂得用結果證明自身價值的道理，抱怨和情緒化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會產生很大的內耗。學會為自己的情緒負責，才是一個成熟的職場人應有的職業素養。 人生成熟，從忘記公平開始 吳淡如：所謂的成熟，就是不抱怨 不成熟的人一輩子都沒明白這些道理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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