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寫於1700年前的書《臨海水土志》，被公認是世界上記載「台灣」最早的著作，這本書的作者是三國時期東吳的丹陽太守「沈瑩」。吳王孫權派遣衛溫和諸葛直率甲兵萬人，從建業（南京）出發，在章安（台州）會集水師，直航到台灣，而沈瑩也隨行在軍中。沈瑩回來後，寫下了他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見下面這篇文章的論述。（註：台灣的古名有好幾個…東番、雞籠山、夷洲、流求、東鯷…。）


《臨海水土志》：世界最早記載台灣的文獻　　　作者：周琦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漢至今的兩千多年裡，台灣便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上。東漢時期的《後漢書》稱台灣為「夷州」；三國時期沈瑩的《臨海水土志》和《三國志.吳志》稱台灣為「夷州」；隋唐時期《隋書.流求傳》稱台灣為「流求」；元代時期《元史》稱台灣為「鎦求」；明代時期《皇明祖訓》稱台灣為「小琉球」；直到明代萬歷年間（1573──1619），才正式稱為「台灣」。從現存史料溯源，世界上最早記載台灣歷史的著作，則是為三國東吳時期的丹陽太守沈瑩（?----280）的《臨海水土志》（約作於231年至280年間，原書已佚，今為張崇根輯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據西晉陳壽《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記載：孫權（182─252）為追求「普天一統」，於黃龍二年（230）春，「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到達台灣。「軍行經歲」，「得夷州數千人還」。自漢以來，實行「郡尉分治」制。即郡治與尉治異地分治。西漢時會稽郡治在今蘇州，東部都尉治句章（寧波市江北區乍浦鄉城山渡）。東漢會稽郡治今紹興，東部都尉治句章或章安。三國東吳的東部都尉治章安。吳太平二年（257），即「以會稽東部（都尉）為臨海郡」。從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派嚴助持節，去會稽發兵「浮海救東甌」；後又遣韓說「浮海伐東越」來看，都是在會稽東部都尉調集水師，然後實施軍事行動。

三國東吳時期的章安作為吳會稽東部都尉治所和東南沿海的軍港要塞，肩負上至杭州灣、下至福州灣（時福建未設郡）的防務重任，且管轄浙閩兩大船場，即「橫嶼船屯（今溫州平陽）」與「溫麻船屯（今福建省福州市連江縣）」；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因而吳黃龍元年（230），孫權遣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首航台灣，從建業（南京）始發，至章安軍港會集水師，浮海首航台灣。故吳丹陽太守沈瑩在《臨海水土志》中以「臨海」統稱台灣，而不以他郡稱之：「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南朝劉宋孫詵《臨海記》、唐.徐堅《初學記》，亦以臨海統稱台灣。《臨海記》云「夷洲在（臨海）郡二千裡，眾夷所居。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止此洲。山頂有越王射的白石」。《初學記》亦雲「臨海有夷洲，古無銅鐵，磨礪青石，以作弓矢（上所引，載《嘉定赤城志.紀遺門》）」。這可佐証衛溫、諸葛直由此浮海首航台灣。沈瑩亦應隨航台灣，歸作《臨海水土志》（見張崇根《臨海水土志.重訂後記》；葉哲明《東吳衛溫、諸葛直遠規台灣出海港口考析》，《東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沈瑩《臨海水土志》對台灣歷史最主要的貢獻，在於記載了台灣原住民山夷與大陸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淵源關系。

首先是台灣山夷為百越民族的支系。

第一，文物考古証實台灣與大陸原始文化同源。根據近年在台灣文物考古發掘資料，發現屬於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跡，有台南左鎮的人類化石和台東長濱鄉八仙洞的舊石器，表明在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就已經在台灣島上活動。又從台灣各地陸續發現的大量新石器時代遺址和遺物，其中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錛、石鏃、石刀和大量的印紋陶、彩陶、黑陶等來看，高山族的原始文化與大陸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同屬一個類型。這充分說明早在新石器時期，高山族祖先和大陸沿海古代居民就有密切的歷史淵源關系。

第二，「越王射的」典出越王勾踐復國。「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山夷即山越；「越王射的」，即越王箭靶；此典故源於百越文化中心紹興。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40.漸江水注》：「（紹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佔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暗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越國素以神劍善射聞名，有劍神越女，神箭陳音，創有劍道、箭道。古越文化最早的兩大專著《越絕書》、《吳越春秋》均有記載。

所謂劍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

所謂箭道：「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縱，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嚥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春秋戰國以降，古越的神劍與神箭傳說作為「非物質文化」，永恆的體現在古越的地名之中。「射浦者，勾踐教習兵處，今射浦去縣五裡。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南朝孔曄《會稽記》載：「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謂之射室。傳云，羽人所遊憩，土人常以此佔谷貴賤。諺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靈符《會稽記》雲：「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清見底。其西有山，上參煙雲。半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高巖臨潭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會稽錄》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鶴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太平廣記.卷397.山.射的山》）。」

台灣山夷「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山頂有越王射的」；弓箭既是台灣山夷獵捕的生產工具，又是部族自衛的生存武器。因而善射是古越民族的「光榮傳統」，「越王射的」足以說明台灣山夷系百越民族的支系。「此夷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更是百越部族自治的共同特徵。

其次是台灣山夷與百越民族的生活方式相似。

第一，居住房屋為同為幹欄式。沈瑩以「安家民」為例，「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洲民相似」。百越民族因地處東南沿海，多為濱水「漚民」，其居住房屋為多為幹欄式，以避濕氣。台灣山夷居住房屋為同為幹欄式，說明與百越民族建築文化同源。

第二，飲食習慣同好腌制魚腥。台灣山夷「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取生魚肉，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飲食皆踞相對，鑿床作器如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百越先民的生產方式多為「稻作海牧」，飲食習慣多為「魚羹飯稻」。東南沿海一帶自古以來，尤喜腌制魚腥，以為佳肴，此風俗至今尤盛。

第三，審美同喜「斷髮文身，雕題鑿齒」。台灣山夷「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因高山族祖先主要是大陸沿海古越先民，故其民俗仍保留著「斷髮文身，雕題鑿齒」之俗。《台灣志略》載，淡水岸裡、內山、雙寮、宛裡諸社「皆長髮，穿大耳，文身，截發覆額，狀如頭陀」；陳夢林《諸羅縣志》稱，岸裡、烏牛難、阿史裡等諸社高山族婦女亦「「繞唇昭皆刺之，細細黛起，若塑像羅漢髭頭，共相稱美」。迄今高山族仍以黥面為男女成年時裝飾。

第四，喪葬習俗同為「懸棺葬」。台灣山夷「父母死亡，殺犬以祭，作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著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也」。「懸棺葬」是百越先民最常見的喪葬習俗。在長江上遊的三峽，到下遊的龍虎山，從天台山（近年還發現唐代懸棺）到武夷山，從浙江瑞安至福建連江一帶的「安家之民」到「台灣山夷」，都有懸棺葬的習俗。台灣雅美人至今還保留著「懸棺葬」習俗，仍能廣見「懸棺葬」遺跡。這更証實台灣與大陸同根同源。

衛溫、諸葛直在台灣「軍行經歲」，沈瑩《臨海水土志》對台灣山夷記載如此真切，應是沈瑩從征親歷所見。至於有人認為該志中有不少晉代地名，就否定非沈瑩所作。沈瑩戰歿於晉平吳之役，《臨海水土志》由此流失可能性較大。古人注書，往往採取「夾注」或「尾注」。而《臨海水土志》中出現的晉代地名，恰恰就是古人「夾注」或「尾注」的部位。

如「沈瑩《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嶼山，公千萬積聚。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臨海異物志》曰：楊桃子（生晉安候官縣），一小樹得數十石，實大三寸，可蜜藏之」；「《臨海異物志》曰：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

刪去晉代地名（即括號內的地名），佚文仍「文通意順」。由此可見，所謂晉代地名，其實就是古人的「夾注」或「尾注」。這些晉代地名的詞頻，以「晉安」最多，應是晉人所注。其佚文經歷代輾轉傳抄引錄，導致「誤將夾注當正文，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年公案！

《臨海水土志》作為世界上首次記載台灣的著作，其意義非常重大。它不僅彌補了《三國志.吳志》關於夷州記載的不足，更為重要的是有力地佐証了衛溫、諸葛直首航台灣，首次行使中國國家權力的歷史。並寫進了國務院對台辦於1993年9月1日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距今１７００多年以前，三國時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等對此就有所著述，它們是世界上記述台灣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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