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250年，秦莊襄王即位，呂不韋出任丞相。三年後莊襄王一命嗚呼，年僅13歲的太子 政即位，直到西元前238年秦政舉行冠禮儀式為止，這13年中，秦國的大權實際上一直掌握在呂不韋的手中。在他執政期間，繼續向外進行軍事擴張，兼併戰爭節節勝利，也使秦國地域逐漸擴展至很多不同的文化區域，文化教育環境的開放也使秦國文化思想在發生悄然改變。為了更好地統治新佔領的地區，於是呂不韋大力改革和發展文化教育，並試圖為即將出現的統一政權創立新的文化教育思想。

由於呂不韋身為“奸商”，並且投機成功，因此歷史上對呂不韋治國政績、歷史評價都帶有不屑一顧甚至批判的主觀色彩。直到近代人們才對他有了重新的認識和評價，呂不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思想，以及為秦國統一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這裡仍著重談一談他在文教思想上的革新與建樹。

(一)文化教育思想上逐步解放

《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他效倣六國著名的四君子，養有一大批各種學派的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已經完全超越了商鞅規定的禁止私學的做法。而且不拘一格從門客中選拔人才，有意識地改變秦國傳統軍功入仕的教育思想，提高統治階級的文化素質。例如，提拔原本是布衣的李斯，為秦王政成就霸業立下汗馬功勞；再如任用甘羅遊說趙國和燕國，使燕趙相攻，而秦國坐收漁翁之利 。

呂不韋採取這些有效的措施，打破了傳統的法制文化教育思想，改革了原有的以法教民、農戰入仕的單一教育內容和方式，讓有才華文職人員也有機會參與國家的治理，加快了秦統一的步伐。郭沫若就曾說過：“而且我們還要知道，他是在秦國做丞相，在秦著書的人，在秦國要批判法家，與在秦國要推尊儒家道家，在這行為本身已經就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文化教育思想的指導方針 ~《呂氏春秋》

戰國末期，秦相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這部有組織有計劃編寫的文集，可以說是對百家爭鳴的一個總結。因為它的內容包括儒、墨、道、法、縱 橫、陰陽五行家等各種學派思想。其特徵“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實際上集戰國學術思想之大成，無疑是我國先秦時期的文化壯舉。

由於《呂氏春秋》融合各家學派思想，內容涉及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科技等多方面思想，我們這裡主要談論書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呂不韋掌握朝政只有短短的十幾年，他的眾多思想包括教育思想在內，都很有可能來不及實施和運用。但決不能因此 而完全否定他所倡導教育思想的價值，實際上這種思想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的。

呂氏春秋(三)《》的教育思想內容

《呂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也和它的全書一樣，是兼取各家的，其基本特點表現為“雜”。 但在兼合雜糅中亦有所偏，顯然更多的是吸取了儒家的教育主張。全書一百六十篇論文中，集中談教育的有四篇，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談音樂及音樂教育的有七篇，這些基本上都是儒家作品。當然也有墨家、法家的一些教育主張。可以看出全書是有選擇地吸收各學派的主張 的。

提倡“疾學”“善學”“和樂”

《呂氏春秋》明確提出人人都應當“疾學”，就是說對學習要有強烈的緊迫感，從而全力以赴地勤奮學習。它認為，人不學則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眾多的聖人是由疾學而成，“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無論何人，只要肯於疾學，都有可能成為顯士名人。進一步指出，人的耳、目、口、言、心等生理器官，都要經過學習訓練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由此來論證教育的作用和學習的必要性。

在強調教育作用和學習必要性的同時，特別提出要“善學”。就是要善於取眾之長，補己之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