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教育思想的發展時期(前382 ~ 前338)

西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他開始注意到東方各國正在通過變法增強國力，而秦卻在原有的周文化下固步自封地緩慢發展。於是他開始謀求創新，進行廣泛的變革，實施推廣一系列重 要的變革措施：政治上遷都，推廣縣制，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初行為市”，將商業活動納入到政府控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文化和社會習俗上 廢除人殉制度等等。這些順應了歷史潮流的初步改革，也拉開了大變革的序幕，但真正對舊 制度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是由秦孝公任用商鞅來完成的。

西元前361年秦孝公開始即位，他總結歷史經驗，實行“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等一系列安撫民心、增強國力的措施，立志完成其父未完成的事業。下令求賢，“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求賢令的頒布，反映了秦孝公變法的強烈願望。商鞅也因此有機會而走上歷史的舞臺，展露自己的才華。他由魏入秦，曾多次與孝公暢談治國策略，孝公也通過對比道家、儒家、法家 各學派的觀點，最終選定以激進派的法家學說作為變法的指導思想。從此，秦的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一頁。

秦孝公對商鞅委以重任，秦開始全面貫徹了由商鞅奠定的治國方針。西元前359年，秦實行 商鞅變法，此後幾年，國力迅速強大。於是商鞅趁熱打鐵，又在西元前350年實行第二次變法。

在此，我們重點談一談變法中的文化教育思想，並著重通過《商君書》分析一下它的方針和具體措施。雖然《商君書》並非完全出自商鞅一人之手，後人略有所增補，但這並不影響商鞅政策和其主導思想。

(一)制定文化方針政策 ~ 統一教育，惟法獨尊

商鞅看到，在擴張爭霸的過程中，統一的國家意志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了統一賞賜、統一刑罰和統一教育的治國方式。他說：“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壹教就是商鞅為秦國制定的文教政策的總方針。

商鞅說：“所為壹教者，博聞、辨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 ，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有鑒於東方六國容納諸子、眾說紛紜、論出多門而造成政局不穩，商鞅認為，要想國家發展必須穩定，穩定的關鍵就是統一視聽，要統一視聽就必須將儒、墨、縱橫家等在內的各種私家學說全面拋棄，惟法獨尊。

首先，重建社會價值觀念，不得以知識為尚，上流社會和知識分子不許向農民傳播知識學問 。“則民不貴學問”“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 ”，甚至將儒、墨諸家所依仗的禮樂詩書等喻為“六虱”，定為“ 國害”，予以摒棄。商鞅告誡說：“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遊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因此，上流社會和知識階層不僅自己不得以知識為榮，更不能以知識害人。

其次，封閉國門，杜絕外界影響。商鞅說：“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通過禁絕內外文化交流的隔離政策，消除六國流行的以學問求官爵的影響，以形成閉關鎖國、安心農耕的安定局面。

應該說，商鞅壹教的文教思想確是出於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的願望，但它同時是以拋棄文化知識為實際內涵的，以否定文化傳統、限制思想自由的愚民政策為基本指導思想。因此，盡管實現了國家意志的統一和國富兵強，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二)文教思想的具體措施 ~ 以法教民，獎勵耕戰

商鞅在公佈法令之前，恐民不信己，就叫人在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桿，宣佈如有人將其搬至北門，將受重賞。起先人們遲疑，無人敢嘗試。於是將賞金從十兩提高到五十兩 。終於有人去搬了，商鞅立即兌現獎賞，“以明不欺”。這樣，既取信於民，也使人民懂得 依法行事，知法守法。

1以法教民

商鞅認為：“六虱：曰禮樂、曰《詩》《書》”，就是要把禮樂 詩書當作蝨子一樣來消滅，向百姓推廣普遍的法治教育，這是壹教的具體內容。

首先，從賞罰分明開始。商鞅說：“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法令是民眾的生命，是治國的根本，是用來保護人民的。要想更好地保護人民，就必須依法辦事。在商鞅第二次變法中，太子犯法，他毫不留情地“刑其傅” “黥其師”，追究了太子兩位老師的失教之過。他認為“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因此，堅決提倡並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次，行政制度上的完善，保證法制深入人心，他主張法令必“明白易知”，使“萬民皆知 所避就”。要讓廣大百姓充分了解法令的內容。“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並且主張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置通曉法令的吏師，由他們負責對全體人民進行法治教育。按照規定，國家所公佈的法令，由吏師們預先熟習，然後等待老百姓的諮詢。有問題，就要明確回答，還需記下問答的內容，存檔備查，以督促問答雙方都須依法行事。商鞅通過種種措施以確保法制教育的深入人心。開了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先聲。

商鞅以法教民的政策，堅定不移地圍繞著壹教思想而實施。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商鞅一貫 堅持法律的至高無上，對於已經確定的法律條文，有敢改動法令一字者，“罪死不赦”。同時，強調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並且通過各級官吏來具體實施，使法制教育頗有成效。顯然，秦國的逐漸強大與普遍的法制教育的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是，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國，就倡導法律的平等實施這一閃光的思想，更加顯得難能可貴。

2獎勵耕戰

商鞅改革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而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是發展農耕和強大兵戰。因此，農戰就成為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他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國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修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說明了農戰與國家的利害關係，而“壹”在此又成了農戰的代名詞。 因此，“故令民歸心於農”就是教育義不容辭的職責，同時農戰也成為壹教的重要內涵。

首先，以農戰為國教，通過法制的手段，在社會上造成以農戰為榮，以遊宦、學問為恥的氣氛，將原有的社會尊卑觀念和獲取尊卑的途徑來一個顛倒和改變。商鞅批評過去的政策說 ：“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 ，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既然過去的教育思想是錯誤的導向，那麼現在必須“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因此，要讓“為辯知者不貴，遊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使儒家學者及其他從事文化知識工作的人失去尊貴，而把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農戰上來。

其次，設立刑賞，誘迫人盡力農戰。勉勵耕戰者得厚賞，受官爵。如：“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不管是黎民百姓，還是貴族子弟，只要奮勇殺敵，就能得到一切，尤其是擁有權力和社會地位。商鞅就是想通過這樣的辦法，造成“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

綜上所述，由國家嚴格地控制文化教育事業、以法教民、獎勵耕戰的主張是商鞅變法中文化 教育思想的核心。由它直接或間接導致給秦國的影響是深刻而且巨大的。首先使秦“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對外戰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其次，使秦國開始從真正意義上迅速崛起，一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的新秦國從此蒸蒸日上。

四、秦文化教育思想的鞏固和繁榮期(前337 ~ 前238)

西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他的後繼者惠文王、武王、昭王在位期間，“蒙故業，因遺冊”，繼續執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新政，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實力得到顯著的改善，綜合國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一方面，繼續貫徹商鞅所提倡的以法教民、獎勵耕戰的老政策；另一方面，對人力資源的使用上，創建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政策。

首先，改善原有的單一的用人制度，在選拔和任命優秀人才上逐步趨於合理化。對於吸收和 使用外國人才，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客卿制度”，對人才進行層層考察。當時秦國在吸收使用外國人才上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文化教育思想也開始有了大膽的創新。由於仕途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規範，開放和競爭的入仕環境，吸引天下人才匯集於秦。據考證，這一時期內的13位丞相中，有明確記載為秦人者1人，不是秦人者9人，籍貫不明者3人；客卿中也以秦國資料最為豐富。如此眾多人才薈萃於秦，必然會產生各種新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對於彌補單 一法制教育中的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昭王在位時，當時著名的思想家荀況曾經訪問秦國，並會見了秦昭王，而且曾建議秦採用儒家的仁義教育來治理國家。儘管最終沒有實現，但是他所帶來的文化教育思想以及產生的影響卻是以前“壹教”制度下無法想像的。

這一時期，秦國在軍事對外擴張上勢如破竹。先從魏國手中完全奪回河西之地，後從楚國 手中搶得漢中之地，再向南攻佔物產豐富的巴、蜀兩國，與東方各鄰國的交戰中奪取大片中 原土地和重要經濟城市，一系列的軍事勝利使六國已很難再與之爭雄，天下統一於秦的格局 已初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