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
        1923年，孫中山把蔣介石派到蘇聯去訪問，給蔣介石一個頭銜，叫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孫中山給當時已經病重的列寧寫信介紹，說蔣介石是我的朋友，我是信任的人，希望列寧能夠支援蔣介石。
        蔣介石到蘇聯主要是完成一個任務：要求蘇聯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一所國民黨的軍官學堂，建立一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然後在庫倫訓練一支國民黨的部隊。從庫倫進攻當時北洋軍閥的統治中心——北京。當時北京被直系軍閥統治，總統叫曹錕。大家聽到這裏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孫中山的根據地是在廣州，為何放棄廣州讓蔣介石跑到莫斯科，要求莫斯科允許把庫倫作軍事基地呢？當時的廣東的確是孫中山的根據地，孫中山本來是想由廣州北伐打到北京去，但利用廣州作根據地，有兩大困難：
        第一，廣東的南面是香港，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國民黨部隊要北伐，英國人隨時可以在廣州旁邊的香港搗亂，使其後院起火。
        第二，從廣州北伐要路經廣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七個省份，要跨過長江、黃河兩條大河，列強的軍艦完全可以從上海開到武昌江面，把國民黨的北伐軍攔腰截斷。如果選擇庫倫，出了庫倫就是河北省，到了張家口就差不多到了北京。如果從庫倫開展北伐的話，不需要走遙遠的路程，沒有高山峻嶺，沒有長江大河，沒有帝國主義軍艦。蔣介石在日本是學習軍事的，懂得這一點。所以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託，向蘇聯提出要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大家可能有一個問題，庫倫當時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要征得蘇聯的同意？蘇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紅軍一直駐紮在庫倫，蘇聯一直把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蔣介石到蘇聯以後跟蘇聯的軍事主席托洛斯基提出這個請求。但托洛斯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攻北京的話，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發，國民黨人的腳步絕對不允許踏進蒙古的土地。當天晚上，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這一段話：“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別看他口口聲聲講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第二天，蔣介石回到中國後，就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說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實際行動有很大的差距。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新疆有野心，蔣介石後來一輩子反蘇，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反對蘇聯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蔣介石退到臺灣以後，1968年他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靠誰？最初蔣介石把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希望用美國的金錢、武器反攻大陸，可是經過幾年的交涉，蔣介石最後發現一個道理：美國人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看成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看門狗。蔣介石認為，靠美國人反攻大陸沒有希望。大家知道，60年代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吵得最厲害時。開始時，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和叛徒集團。1968年蘇軍出動了武力，鎮壓了捷克的改革運動，中共又批判蘇聯不僅是修正主義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兩個黨吵翻了，兩個國家的關係也鬧僵了。在這個情況下，蘇聯人主動找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先在南美，蘇聯的外交官和臺灣的外交官在墨西哥談判，雙方聯合起來反攻大陸；後來蘇聯又派一個記者路易斯，這個人公開的身份是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當過赫魯雪夫的翻譯，路易斯到臺灣跟蔣經國進行了會談。路易斯和臺灣新聞局局長到奧地利維也納進行談判，談的內容是臺灣國民黨和蘇聯方面合作，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推倒毛澤東，蘇聯方面表示：只要蔣介石反攻大陸，要錢蘇聯人可以出，要武器請你開清單，要什麼給什麼，要想利用蘇聯和中國邊界的基地，蘇聯也可以提供。當時，蘇聯人希望利用蔣介石的力量反攻大陸，反對中國共產黨。在1969年，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過兩段話：蘇聯想幫我反攻大陸，我要當心啊！當年吳三桂和洪承疇他們走過的道路，前車之鑒，我要記住（1969年7月）。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人要幫我反共，目的是想侵略中國，我不能夠當吳三桂、洪承疇。我要記住這個教訓。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提出天才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先把陳伯達拉出來，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改組北京軍區。大陸正是文革大動亂的年代，而且中共內部林彪集團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力量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本來是反攻大陸的一個機會。但是，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一段話：我絕對不能夠也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因蘇聯人完全有可能借這個機會侵佔中國華北。蔣介石和蘇聯領導合作沒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從前面的兩條看，蔣介石的民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是起著作用的。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美國和蘇聯三者之間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局勢中，台灣和蘇聯這對看來不可能往來的宿敵，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卻有過多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據報道，從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灣的蘇聯“秘使”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化名為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特務”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此期間他曾三次去台灣，密晤包括蔣經國在內的台灣高層人士。同時台灣也應邀或主動派出“特使”在維也納等地與蘇聯“特使”接觸。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灣《聯合報》全文連載了台灣前新聞局長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事情)，首次披露了這些驚人的秘聞，其中對路易斯第一次臺北之行和臺蘇雙方“特使”兩次維也納會談的記錄尤為詳盡。

　　蘇聯“特使”路易斯第一次訪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灣是在1968年10月。此時的中蘇關係已近水火之勢。利用台灣問題大做文章，這是自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來蘇聯方面與中國鬥爭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蘇聯等國主持的“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簽字時，蘇聯部同意把台灣當年“主權國家”，要它在條約上簽字。 1965年蘇聯通訊衛星日本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特邀台灣有關人員出席。之後，蘇聯的外交人員、新聞記者與台灣的同行在華盛頓、東京、渥太華等許多地方進行“非正式接觸的事”越來越多。蘇聯國內許多刊物上經常刊登台灣的“國旗”，稱蔣介石為“總統”。隨著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蘇聯進一步考慮拉攏曾標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灣共同反華的可能性，最終把台灣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它拼湊的“亞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計劃的重要環節。實現這一計劃無疑也是對美國的沈重打擊。跑易斯就是蘇聯派出探路的馬前卒和拉攏台灣的說客。而台灣當局此時也頗欲利用國際變局有所作為。根據魏景蒙日記的透露，美國政府暗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往來，台灣高層早就看在眼裏，而且評估美國不會幫助台灣“反攻大陸”。同時中日關係也有鬆動跡象。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辦事處此時在東京設立了聯絡事務所，日本最具規模的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籲中日關係正常化。因此，臺蘇接觸，雖然開始是蘇聯主動，但終究是兩相情願，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攜英籍妻子在東京外籍記者俱樂部見到台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為，自我介紹說他是《倫敦晚報》記者，開門見山地要求訪問台灣。進一步深談，盧為知道他持的是蘇聯護照，並可通過他聯繫蘇聯高層。後來盧進一步打聽對方的來路，知道其背景與蘇聯克格勃有關。事關重大而且敏感，戶立即報告台灣駐日大使陳之邁。陳通過台灣外交部拍電給新聞局長魏景蒙。
        對於路易斯要求訪台，台灣當局持慎重要而積極的態度，對路易斯進行了多方面的瞭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記者以及來臺的目的等。蔣介石考慮再三，裁定讓路易斯來臺，要蔣經國親自掌握，蔣氏父子又委託來認魏景蒙具體負責，指令絕對不能走漏風聲。從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華航班機抵臺北到31日離臺，路易斯始終受到台灣當局週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間，路易斯與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舉行了多次“政治會晤”，包括新聞局長魏景蒙、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啟、經濟部長陶聲洋、情報局長葉翔之和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其中，重要的會談有三次，魏景蒙與路易斯的會談：葉翔之和魏景蒙與路易斯會談：蔣經國與路易斯的會談。 　

新聞局長魏景蒙 及 蘇聯“特使”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