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花蓮門諾醫院 黃勝雄院長

1983年以前我和一般去美國留學的華人一樣，為在學術上能出人頭地，我早出晚歸。
我是醫學院神經外科的副教授，我是許多同僚醫生中最受歡迎的腦外科醫生，所以我的病人特別多。
在美國，一般人很現實精明，都會查需要腦神經外科醫生照顧時，他們會去找誰，他們把這樣一位醫生叫做〝Doctor's doctor〞。

我就是許多醫生的腦神經外科醫生。因此我的病人最多，一年365天要開360個病例，加上每天看門診、住院的病人，每年至少有5000人次，這樣可想而知我是多忙碌。

有時深夜歸家的途上，我會想到，我的兩位可愛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在學校有沒有問題？
我的心裡有時很虧欠，找不出時間在週末時應他們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騎馬或釣魚。
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說，已經替他們的活動空間買下四甲地的家園，他們可以找朋友來家裡玩、可以露營、可以游泳、可以爬樹摘花。比起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好多了。

而且我要替他們存錢，繳最好的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我要為他們存銀行的帳戶，做大學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
我要為他們每一個人設立一個信託基金，好叫他們中年以後做事業時有個基金；
我要為年邁退休的父親設一個基金，所以他不必每個月向孩子們要錢，我要.....。

星期天全家上禮拜堂，主日學後因內人有婦女會的聚會，我就帶兩個孩子去中國餐廳吃麵，然後送他們回家，就馬上回醫院巡視病人。開車的路上，我的胸口開始感覺悶熱不舒服，於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動控制賓士的坐位調整，窗戶打開來通風，我想胸口痛或許會改善。
但是到了醫院，停好車走進急診處入口為止並不感到改善。

我請在急診科的住院醫師替我做一個心電圖，結果是正常，剛好有一個心臟科專家走過，請教他的意見，他看了我的心電圖，看了我的病例，也聽了我的心臟，就判定我要住院。
他的理由是：他及大家 (全醫院)、全社區，不能冒險失掉一位像我這樣好的神經外科醫生。
我辯論說，我的祖父 86歲，我的父親67歲都健在，沒有家族病歷是心肌梗塞的。
他反駁說，他們不是神經外科醫生，沒有我所受到的壓力。
結果我住進了心臟加護病房三天三夜，他們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10萬美元的檢查......
檢查結果認為大概是中國麵湯中可能放太多味精而使我的冠狀動脈產生痙攣的現象，所引起的症狀，我沒有心肌梗塞或冠狀動脈硬化。

第四天早上，我從加護病房出院，就走到開刀房做手術。
是責任感和榮譽感，既理性又感性地，我這樣做了。
但是，從此我的人生觀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在住院的期間我看了很多書，其中一則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短文...故事這樣說：

有一位農夫，早出晚歸耕種一塊貧瘠的土地，他勤奮的工作，午餐也顧不得吃，太陽要下山的時候，就嘆息時間太短，也常常自言自語的說：have to save something for rainingdays。（我務必積蓄五穀，以備不時之需。）
有一位天使聽到了，覺得農夫很可憐，就靠近對他說：「你很認真，對父母有孝行，對子女有愛心，對鄰居和睦相助，所以上帝要賞賜你更多的土地，讓你富足。
今天，從這做起點，你能力所及的去跑，等你繞一圈子回到原點時，我會將圈圈以內的土地贈送給你，讓你飽足。」
這個農夫真是高興極了，馬上就開始跑，也忘了帶飲水，只顧往前跑。
當他跑了半個鐘頭後，往後看，啊！真高興，他想：我這輩子夠用了，這塊地所產的五穀能供我一輩子。

他想停下來了，但是又想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應該為我的兒女再跑一段路，讓他們也有一點的家產才是，於是又跑了一個鐘頭，他又渴又累、汗流浹背。
他往後看，離起點的地方已經很遠了，也許應該折回。
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他再往前跑了一段。他的胸口開始有一點悶熱，頭有一點暈。
他開始想：唉！我畢竟年紀大了，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我退休了以後怎麼辦呢？也許我應該再多跑一點路。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體力不支倒地，不久就死了，連回到原點的機會也沒有。
當然，什麼土地都沒有得到。

從此以後，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觀，我開始回轉，不應該像那農夫一樣貪婪不知足。
我每一年拿一個月的休假做義工，做短期的醫療宣教師，到醫療落後的國家服務或教學，也打算從55歲到65歲獻給主用。
這期間使我有機會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輩，也學習到服侍人的樂趣。
1984年在墨西哥的全世界基督徒醫師會議中，認識了手外科及痲瘋病專家Paul Brand 醫生，成了我的朋友。

1985年在拜訪 Sister Mother Theresa時，學習到了她節儉的真理，她告訴我說「Live Simple,so thousands of others can simply live」
－因我們的節儉，所剩下的資源可供給成千的貧困人繼續生活下去。

1986年我來門諾醫院當義工一個月，第一次和前院長 Dr.Brown 相處，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和內人去他家吃飯，我發現 Mrs. Brown的手指頭因為花蓮的濕氣重而得了風濕症，並且有腦幹微血管的破裂出血。
Dr. Brown也有手痛，因常吃Aspirin而有耳鳴和重聽。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繼續為後山交通不便、醫療不發達的台灣人奉獻了前後將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時光。
使我這個台灣人真感激又羞愧。

1990年薄院長退休回美國，連退休後的住家都沒有，這種捨己為人的情懷更教我佩服。
1991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會的台灣奉獻獎時，他呼籲：「我為台灣奉獻了這一生，我盼望台灣人，尤其是台灣的醫生也能像我一樣為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弱小無助的、需要人照顧的花蓮百姓服務，很可惜！台灣的醫生好像覺得到花蓮很遠，到美國比較近，沒有人要去花蓮，倒是很多人跑到美國來。」

他的這句話很扎心，對我來說，好像是在對我說的一樣，也更進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點－－台灣。
我1993年底回來接下薄院長的使命－去服侍最小弟兄當中的一位，就是服侍上帝。
為原住民、為偏遠地區的人民健康來服務。
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我能在台灣頭部外傷頻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花蓮地區來應用我的專長－腦神經外科。
天使沒有應允我土地，但是祂賜給我很多平安、給我豐富的生命、給我很好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