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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新聞網 2013-07-11 訊】
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1948年,張克俠與何基灃陣前倒戈,害死了黃伯韜,何基灃不是別人,正是盧溝橋前線,吉星文的旅長頂頭上司。張克俠的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中國共產黨快完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反人類集團,必須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債血還。我大約估算了一下,共產黨直接或間接,大約殺害了二萬萬中國人。 大躍進最慘,人相食上史書,非自然死亡總數,估計八千萬到一億二千萬。抗戰次之,三千五百萬中國軍民犧牲。再來是國共內戰1260日,49年後清洗國民黨軍政人員,土改時期殺地主打浮財,各項政治運動。相較之下,文革是共黨整自己人,死人還算少的。 大家要問,抗日戰爭是外敵入侵,怎麼可以算到中共頭上?就算它偷襲國軍,勾搭日本人,藉機壯大自己,也沒有直接殺人啊?歷史公案,是非曲直,讀完這篇文章,你就知道為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是當事人,他們的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於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 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其實,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 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於是開打。 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台,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1923年,故宮太監湮滅罪證,縱火建福宮,義大利軍隊衝進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沒了。)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九一八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華北,宋哲元29軍駐防平津地區。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 日軍也奇怪,人丟了還沒找著,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29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蔣委員長說不知道何應欽答應日本人的私信,發現被共黨鑽了空子,挑起戰禍,不由氣得大罵:“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閱何致梅函稿,而更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後,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 看到了沒有,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別動隊,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失蹤士兵的安危,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於是發動炮擊。 事變發生之後,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馬上後撤太原,太行山地區“游而不擊”。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確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戰三千五百萬軍民同胞,死難血債都算他的,最後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劉衛黃”骨灰也不知真假。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寧夏省主席)是共產黨員,和老蔣不對盤,結果送了命。不然為什麼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戰從未委以要職,勝利後才當上77師37旅旅長,蔣委員長是什麼考慮? 我作這個歷史推論,主要來自以下幾個資料: 一、當年那個被綁走日本兵的戰友,1960年代接受雜誌訪談,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1948年,張克俠與何基灃陣前倒戈,害死了黃伯韜,何基灃不是別人,正是盧溝橋前線,吉星文的旅長頂頭上司。張克俠的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三、中共宣傳材料《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第105頁《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歷》,張克俠自己承認:“我在1929年就入了黨。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對日積極作戰,以攻為守。”-“解放後,劉少奇同志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 四、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支那課軍情特務出身),東京大審判出庭作證。盧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盧溝橋兩邊放槍挑起,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後來右派罵他“日本的猶大”,他就不敢說話了。 七七事變是共產黨的心病,習近平口口聲聲“偉大民族復興”,近來又有釣魚島爭端,政治局為什麼不敢公開紀念?原來中華民國和抗戰史實,正是大紅龍的兩大死穴。你要找台北政治談判,不承認中華民國,協議要跟誰簽,跟鬼簽嗎? 阿波羅網配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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