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摘】逝去的「老家」  /  台灣老兵劉以善

2009年1月，《寶島一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上演，台灣空軍少將劉以善陪時任「副總統」的蕭萬長去看這齣話劇。劉以善生於1946年，祖籍河南，他與記者說台灣普通話，回身與家人說話時，則是地道的河南方言。他一生與眷村有不解之緣，青少年時期一直在眷村玩耍，成年後從軍校畢業，後分配到政工部門，眷村管理和服務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劉以善感到，那齣舞台劇仍然是片面的，一場戲，一個舞台，幾個布景，很難將眷村和「外省人」幾十年的甘苦表達得出來。究竟是什麼沒有表達出來，他也說不清楚。

3歲赴台爺爺和外公在大陸遭批鬥死去

劉以善的父親劉自銘生於1920年，是黃埔軍校七分校第十五期（1938-1940年）畢業生，抗戰時期服役於西北戰區胡宗南的部隊，抗戰勝利後奉調青島，是一名陸軍上尉。撤離青島那天是1949年6月1日，現已91歲高齡的劉自銘記得很清楚，因為那一天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劉自銘帶著即將臨盆的妻子和3歲的兒子劉以善，匆匆登上「延平輪」，在海上漂泊8天，到達台灣北部的基隆港。

百萬大軍湧入小島，許多冗餘軍官分配在澎湖成立軍官總隊。劉自銘請求退伍謀生，獲准後去新竹投奔遠房親戚。「說是退伍，其實叫做『辭職』更恰當，因為當時沒有發放退伍金。」劉以善回憶說。「為了給媽媽找生產的地方，父親在人家房檐下，用籬笆圍了間屋子，全家住在那裡，每月給房東四十斤大米作為房租。母親上船前在腰上纏了一些戒指和『袁大頭』，初到台灣的幾個月，父母就靠變賣這些細軟維持生活。雖然艱苦，但我父親能帶上妻兒一起逃難，噎是不得了了。父親後來在宜蘭縣三星鄉當了公務員，母親生產後也繼續小學教師職業。」

與劉自銘一同赴台的官兵，有的來不及帶家眷，有的是單身漢，但到了台灣也不許結婚。那時還準備「反攻大陸」，士兵結婚會喪失士氣。早年規定30歲才可結婚，後來放寬到25歲。許多軍人退伍時早已過了適婚年齡，本地姑娘又不願嫁給無根基、無生存技能的外省兵，於是今天的台灣有許多終身未婚的老「榮民」，凄涼孤獨。

到台灣初期，藉助一些管道，還能得到大陸的零散訊息。劉以善父母得知，家人在他們去台後境遇十分凄慘！

「我父母的出身用大陸的說法是『黑五類』。」劉以善說。爺爺劉金生在河南老家鋪路造橋，是做善事的鄉紳，很受民眾愛戴。「當時說要批鬥我爺爺，農會骨幹和鄉親們聯名幫爺爺講話，這樣反而更糟，他成了有勢力的『善霸』，更要批鬥。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農曆四月初一，爺爺被打成重傷躺在地上，沒人敢管，直到天黑後才有三個親戚去把已死的他背回來匆匆掩埋，埋在何處至今不能確定。」劉金生在此前預見到形勢不好，把兩個女兒即劉以善的二姑和小姑送到外地，她們改了名字，加入解放軍文宣隊，免於受到家庭牽連。

劉以善的外公杜庭瑞在抗戰時期是第十五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後來一直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大概在1949年春天，劉自銘赴湖南衡陽出差，杜庭瑞當時在武昌，去衡陽給女婿送錢，以備不時之需。「我爸爸勸外公說，既然來了就不要走了，一起去青島，萬一局勢有變，還可從青島向海外撤離。可外公卻說：『李宗仁跟周恩來還在談嘛，再說還有長江天險。』」杜庭瑞當時以為國共和談可以「劃江而治」，沒料到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劉自銘剛剛回到青島，解放軍就渡過長江了。「湖北一解放，外公杜庭瑞就在批鬥大會上遭酷刑而死，屍骨不知去向。」

少年時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

童年的劉以善一放學就騎腳踏車去眷村玩。「外省人剛遷至台灣那一二十年，與本省人之間隔閡很大，我們被視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譏為『土老台』。雖然我心中並無地域歧視，但受到社會環境影響，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記憶中，眷村有濃濃的人情味兒，鄰里之間相互扶持像一家人。「周末熱鬧得像過節，軍中的『光棍兒』都會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請來做客，吃頓家鄉口味的餃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話家常。」

受家庭影響，劉以善從小對大陸有深厚的情結，儘管離開時他還是懵懂的幼兒。在學校里，他也受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陸狀況的時事漫畫。「大躍進」、鬧饑荒，台灣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時看這些覺得半信半疑，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人們都去吃樹皮，這是不可能的吧？儘管有懷疑，但內心還是很受震動，我16歲報考空軍幼年學校也跟這些教育有很大關係，感到重振祖國的重任就在我們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軍官訓話時都會說：『海峽對岸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中??』講到這裡，我們這些軍校學生常會掉下淚來??」

劉以善讀軍校時，學校里曾發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學朱京蓉隨教官黃天明「叛逃」大陸。從1949年開始，台灣空軍官兵「叛逃」事件不時發生，有的人是因為「想家」，有的人是因為在台灣生活或事業境遇不順。而劉以善堅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歲跟著父母到台灣，「從小在眷村長大，父母都在台灣，怎麼會自己跑去大陸呢？」幾十年後劉以善在大陸見到老同學朱京蓉，確認是教官趁飛行訓練時直接把飛機開到大陸，朱作為學員毫無辦法。落地之後，他只得承認大陸的官方說法：協助教官駕機起義立功。台灣解嚴後朱京蓉與分別二十幾年的父母見面，才知道，他「叛逃」後父母在眷村備受歧視，一家三口辛酸滿腹，無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了解祖輩的真相

20世紀80年代，台灣逐漸允許老兵到香港「會親」，1987年9月，劉自銘到香港見到了從河南趕來的二弟和三個妹妹。「我二叔去的時候已得了癌症，會親不久就去世了。」後來，劉自銘又回大陸探親兩次，不僅去河南，也去了劉以善母親的娘家武漢。「那時台胞回鄉流行帶『四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和摩托車。我媽媽的退休金幾乎都拿到香港換成東西帶給親戚。我爸心裡想，我們在台灣稍微節儉一點，就可以給老家人生活帶來很大的改善。」

劉以善本意出資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圖書館。「二叔對我說，『以善哪，沒有家了，哪裡能生存，哪裡就是家。』」劉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進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殘窯破瓦，親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復存在。經過「破四舊」，鄉間曾經常見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這麼多年來，我家不管搬到哪裡，父母都會在家中設祖宗牌位，供奉劉氏歷代宗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邊。大陸親戚到台灣來，看到我們供奉牌位，甚至覺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兩岸傳統觀念上的隔閡竟如此之大。」

幾十年的絕緣，使親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卻不是當年的感覺。「大陸的親戚們，哪怕是親兄弟姐妹平素都不來往，只有我去的時候他們才聚會一次。過去他們是被迫『劃清界限』，但現在也不親，這種情形讓我非常難過。」

種種原因使劉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陸，但在台灣，劉家依然嚴守祭祖的傳統。「這幾十年以來，只要一想到爺爺和外公的死，我們一家人內心那種痛苦，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直到現在，劉以善和親戚還在努力尋找外公杜庭瑞的墳墓，並試圖查清爺爺劉金生的懸案。「我們不是想要算賬，雖說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誰算呢？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輩是誰，是什麼樣的人。我想這就是人性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