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ＳＡＲＳ瘋狂地襲掃，我和我的夥伴在和平之外，看著白衣人穿梭、茫然。

我們是剪影的人，紀錄著他們的掙扎，然後掙扎在螢幕裡揪著人心。

最怕看到和平右邊的車道擁擠，那閃燈的車緩緩從地底爬出，葬儀社的人成為車裡唯一的送行者，我們是剪影影的人，紀錄著他們的遠離，然後遠離又扯出千般哭喊。

那個全身裝備的女性主管進入又退出，吶喊者說她不知疾苦，我看了辭官的她和她的家人，我們依然是剪影的人，紀錄著她的超格，但我們無法紀錄全副裝備下她的恐懼，現她在哪？那些吶喊的又在哪？做為剪影的人，我們又在哪？

看著那個不得其門而入、驚恐親人生死、未戴好口罩行徑瘋狂的中年人，他的失序變成可能成為傳染媒的詬罵，我們依然是紀錄剪影的人，再見他是葬儀社之外無淚的送行者。

無心、無情、無生死是我們作為剪影者的信條！唯一的權利是可以離開和平，暫時和裡面的掙札小別數小時。這數小時，我們看不到暗黑裡新的掙扎！

我們也沒有地方可去，提供剪影器材的本部，憂慮我們也成危險染媒，但是還要回到和平，為掙扎繼續剪影。

短暫中帶著濃重的消毒味，我潛進了家裡樓下小套房，關門是唯一的愛意。清洗自己的衣物、鞋襪和一日的掙扎成為唯一的記憶。兒子給媽媽抱怨，為什麼只給＂把拔＂一盤飯菜？為什麼要後陽台送飯？為什麼把＂把拔＂當成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