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中國時報副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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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20070202)

俄羅斯文學中，幾乎找不出調和派來。他們比其他社會其他文明的人們，更勇敢地棄絕從這些矛盾中得到調和答案的希望，俄羅斯文學的大前提，就是衝突的無可逃避，人只能在衝突中活著，並在衝突中反覆接受人性的不斷試驗，一次又一次的痛哭狂笑跪祝詛咒擁抱決裂屈服對立，一次次推到極端，於是生命在讀者眼前展現出一幅獨特的俄羅斯景緻……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有這樣的評斷：「光用一個字，俄羅斯人就可以表達所有的感情。」

什麼樣的字這麼神奇？杜斯妥也夫斯基沒有明講，不是他不願意講，而是那個字，或那樣的字，不能寫在紙上，印成雜誌。那當然是所謂的「髒話」。

    即使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打個折扣，別當是百分之百的事實陳述，我們還是能從他的話裡得到兩項重要的訊息──那就是「髒話」在俄羅斯社會文化中扮演重要、但不容易被紀錄的角色；還有，俄羅斯人講起話來絕對是有著各種附加的豐富情緒，他們彼此間的溝通，「語意」只佔一小部份，如何將語言表達出來的方法，有時候比「語意」究竟承載了什麼，更重要更關鍵。

    的確，俄羅斯人經常以他們的熱情反應，嚇到外人，有時甚至嚇到他們自己。杜斯妥也夫斯基有一封寫給太太安娜的信，信中描述一八八○年六月八日，他去莫斯科，在普希金銅像揭幕典禮上演說的情況。

    「最後，當我高呼人類的世界性統一時，聽眾也相互擁抱哭泣，互相勉勵以後做個好人，做些愛人不恨人的是。席位都被搞得亂七八糟，大家湧向講台。貴婦人、學生、官員們都擁吻我，大家都高興得哭了起來。他們呼喚我的名字達二十分鐘之久，還不斷揮著手帕。突然有兩個老人拉著我說：『我們爭吵了二十年，彼此不交談，但縣在我們互相擁抱和解了。你讓我們和好，你是我們的聖人、預言家。』於是，群眾中響起了一片『預言家！預言家！』的呼叫聲。……擁抱與哭泣越來越激烈，演說會只好暫停，我逃進音樂廳裡，人們隨著進來，雪崩般地（尤其是婦女們）吻著我的手，熱鬧非凡。一群學生也飛了進來，其中一個歇斯底里地哭著，倒在床上死去了……」

    衝動的民族，歷史的作弄

    但願「死去」的字眼，純粹是作家的誇張，不是事實。杜斯妥也夫斯基信中寫的，幾乎都有別人留下的紀錄可供對照，他非但沒有誇張，還因為他自己在舞台上，被群眾包圍，看不到廣場上其他角落，更興奮激動的畫面。

    簡直像是幾千人一起喝醉酒了般。是的，我們很難找到像俄羅斯那麼激動激情的社會，為了幾句充滿理想的話，就可生可死，我們也很難找到像俄羅斯那樣依賴酒精的社會了。北國的寒冷，加上長期諾曼諾夫王朝藉控制酒的生產銷售來增加收入的政策，使得酒精濃度高達百分之五十的伏特加，成了俄羅斯人日常飲料，同時也就進一步加重了他們情緒上易感易衝動的性質。

    如此易感易衝動的民族，卻又在歷史的作弄下，經歷了少見的矛盾，尤其是十八世紀以後。彼得大帝以空前的統治意志，決定在面向西歐河口不毛的沼澤地，建立一座新帝都，並且以這個後來命名為「聖彼得堡」的城市為基地，遠離莫斯科所代表的斯拉夫文化，移植歐洲文化，尤其是當時正火紅的法國貴族文化，打算徹底改造俄羅斯。

    彼得大帝成功地在俄羅斯打造了一層心向歐洲、口說法語的貴族，但卻無法真正複製十八世紀的歐洲歷史發展軌跡。理由很簡單，要讓俄羅斯「西化」，沙皇必須長期維持近乎絕對的統治權力，才能一方面壓迫農奴生產，從經濟上撐起堂皇的門面，另一方面看管貴族，把他們鎖在聖彼得堡，還讓他們都將小孩送到英國法國去受教育，遠離斯拉夫「粗野」的根基。

    如此一來，俄羅斯就成了一個勉強在多重矛盾上維持艱難平衡的民族。龐大帝國中根深蒂固的斯拉夫傳統、東正教教會，和沙皇硬去搬進來的歐洲文化，當然形成矛盾。還有少數貴族與眾多農奴之間的巨大財富、生活差距，更是在明顯不過的矛盾。

    而且，俄羅斯還沒有機會發展聯繫、緩和矛盾的機制。沙皇不允許有自主意識的中產階級升起，俄羅斯的經濟體質也不允許新興城市發揮什麼影響力。

    這樣暗藏嚴重矛盾的社會，在彼得大帝改革百年之後，遭遇了大難題。拿破崙稱帝之後，為了統一歐洲，揮軍東進，攻打俄羅斯。對俄羅斯而言，這不只是個軍事危機，更是自我認同意識的大危機。已經被訓練要求以法國馬首是瞻，一切向法國學習的俄羅斯貴族，縣在竟然要提槍上陣，跟法國在戰場上決戰！貴族們的三心二意，他們的內部爭議，乃至自我分裂，可想而知。

    衝突的無可逃避

    仗還是要打，而且竟然還讓俄羅斯擊退了來勢洶洶，在歐洲其他地方所向無敵的拿破崙大軍，之間導致拿破崙的敗滅。為什麼俄羅斯能打贏拿破崙？除了有北國所向無敵的冬天酷寒之外，還有俄羅斯軍隊的英勇奮戰。勝利後的俄羅斯人如此相信。不過，英勇奮戰的，不是那些法語說得比俄語好的貴族軍官，而是前仆後繼的農奴們。是這些被瞧不起被欺壓的農奴，在關鍵時刻義無反顧站穩單純的俄羅斯立場，才打退了拿破崙。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拿破崙戰爭為背景，大有道理。因為這是俄羅斯「本土派」起源的關鍵，也是「大斯拉夫主義」開始流行，與西化派正式抗衡的起點。還有，這同時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光輝傳統的頭號背景條件。

    俄羅斯的文學，甚至可以擴大說，俄羅斯的文化藝術，之所以能在短短百年中，從歐洲野蠻邊陲，快速上漲成為前鋒標竿，靠的就是，第一，北國天候與伏特加酒並混產生的激烈性格；第二，意識矛盾衝突下，不得不然的追求。

    從普希金穿越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甚至貫穿到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帕斯特納克、索忍尼辛，在外延到流亡的納博科夫、布洛斯基，俄羅斯文學在這個脈絡上，維持了一貫的精神。

    他們清楚意識到社會集體存在對人產生的作用，非但不是保護、包容，而且還是殘酷的撕裂。人的存在精力，有很大一部份，就是必須用在處理、抗拒那紛來不止的撕裂。作為歐洲一部分，與「大斯拉主義」間的撕裂；普遍人道信念，與農奴經濟不平等間的撕裂；宗教神秘意識與啟蒙知識間的撕裂；當然最重要的，所有表面說辭道理，與內在酒神式慾望衝動間，無可調和的撕裂。

    俄羅斯文學中，幾乎找不出調和派來。他們比其他社會其他文明的人們，更勇敢地棄絕從這些矛盾中得到調和答案的希望，俄羅斯文學的大前提，就是衝突的無可逃避，人只能在衝突中活著，並在衝突中反覆接受人性的不斷試驗，一次又一次的痛哭狂笑跪祝詛咒擁抱決裂屈服對立，一次次推到極端，於是生命在讀者眼前展現出一幅獨特的俄羅斯景緻，讓人不敢不願逼視，然而看過後，又再也無法將眼光與思維輕易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