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企業環境，正面臨兩個現象。

進入馬英九時代，政商關係起了微妙變化。Ｍ型社會來臨，中產階級流失，窮困的知識階層對大企業及企業家的態度，成為引爆社會動盪的火山。

這兩個現象都顯示，企業與社會的關係正在改變。第二個現象更是全球企業共同面對的問題。具敏銳洞察力的暢銷書（執行力）作者瑞姆．夏藍在（實力:成功主管的８個Know-how）一書曾說，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說:企業的工作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過去，企業環境單純，企業家只需要懂得如何處理各種市場問題，就可以領導企業邁步向前，21世紀的企業家除了要具備適應市場的能力外，還必須具備處理市場以外問題的能力，所謂市場以外問題，包括政商關係、媒體關係、與各種社會利益或壓力團體的關係等。

陳水扁時代，政商關係綿密，企業界奔走於府邸間，爆發不少新聞事件。府院在拼經濟大旗下，凡召開重要國家發展或財經會議，六大工商團體理事長、重要企業家或一些綠頂商人常取得當然委員身分，享有與政府官員、學界菁英同等決策權，發言權高於社運、環保、消保、勞工等社會團體。

進入馬英九時代，政商關係起了變化，六大工商團體及企業領袖們影響力，大不如從前了。

有一個具體例子。日前媒體報導，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籌劃成立「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為避免淪為「利益交換」之譏，決將企業界代表改列為沒有表決權的諮詢委員，企業界失去了稅改決策權。

民國九十年，行政院成立財政改革委員會，由財政部長林全主持，規劃在五至十年內達成財政平衡目標。當時，六大工商團體代表一致主張減稅，認為減稅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稅收自然增加。政府代表及財稅學者則希望藉擴大稅基，適度增加富人稅賦，增加稅收。委員會爭吵一年多，最後勉強達成折衷結論，由於充滿妥協性，稅改未產生實效。

進入馬英九時代，政府決策有菁英化趨勢。企業家的角色逐漸弱化，工商團體與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保護團體等，越來越只能站在同一個平台，只擁有建言權或諮詢權。

不過，一些個別的企業家，反而更鶴立雞群，受到不分藍綠政治領袖、媒體，甚至其他企業家的敬重，成為社會公認意見領袖，而握有更穩固的影響力。

譬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長期以來，他對自己經營的企業、產業及大環境的發言已建立了堅實的公信力。最近他更公開主張富人加稅、窮人減稅，反對貼補特定產業。這兩點主張都抵觸他的個人利益及產業利益，但為他博得更多社會敬重，媒體也更喜歡報導他的談話內容。賦改會雖然排除邀請工商團體代表擔任委員，但籌備會依然決定邀請他擔任委員。

施振榮也擁有類似的聲望，放眼望去，傭有類似聲望企業家並不多。

堅實的「公義形象」需要長期打造，首先，公益企業家必須經營好自己的企業，有定的獲利能力，然後，要照顧好員工，讓股東賺到錢，並誠實納稅。溝通能力很重要，能在適當時間講適當的話，並能吸引媒體報導，進而引領風騷，成為話題。

企業家的談話可以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為企業利益或產業利益發聲，只要企業家有一定社會地位與形象，談話言之有物，不牴觸公共利益，就可以形成一定影響力。第二個層次則超脫個別利益範圍，進入整體利益層次，具有公益價值。台灣第一個層次的企業家已經不多，第二個層次的企業家更是鳳毛麟角。

眼前，台灣需要更多第二個層次的企業家。

二十世紀末快速全球化發展，已形成Ｍ型社會現象，本來佔社會多數的中

產階級大量流失，墜入新貧階級，許多人起而反抗，21世紀新階級對立似乎隱然成形。美國有識之士對消失中的中產階級現象做了許多反省及諍言。台灣也有反省的力量，民主進步黨正推動轉型，希望改造為中間偏左政黨，改採民主社會黨路線，為新貧中產階級發聲。

　　美國的反省與諍言，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觀點：一以全球知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為代表，他主張採凱因斯主義路線，擴大社會福利。另一種觀點由曾任美國勞工部長的羅伯．瑞奇提出。他認為全球化過程沒有誰壓榨誰的問題，全球化加害勞動者，企業、投資者、消費者則是獲利者，但勞動者同時也是投資者及消費者。面對全球化引發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與其相互指責，或以政治干預破壞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不如由社會經濟活動過程的每個人反躬自省，是否扮演好公民角色？

　　羅伯．瑞奇的觀點聽起來有點玄，也有點不食人間煙火。不過，企業需要自由競爭，但當市場因全球化而產生失靈現象時，需要更多像張忠謀或施振榮這類公義企業家共同引領社會走上正確的道路。

 (經濟日報7月7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