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過去，現在，以及應當怎樣》("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一書中，他追溯了這一理想在英國和美國新教中的根源。在美國，教育從來不只是傳播信息。它一直包含着性格養成——使靈魂離開對自我的關注，轉向群體。德爾班科引用了愛默生(Emerson)關於這種轉向的敘述：“教師力量的全部秘密在於，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人確實如此。他們希望覺醒。”哪怕是世俗的老師也在努力“把靈魂喚醒，從她慣常的沉睡中喚醒。”

德爾班科在書中寫道，到19世紀末，對性格培養、持久的“好奇與謙卑”的信奉跟對職業化的信奉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大學正在變成綜合性的，這意味着它們將偏向科研。群體讓位給了專家，過去學校只致力於本科生教學，現在要通過發展研究生和專業學校來贏得聲譽。

想獲得大學學位的學生越來越多，人們期望大學能夠提供的專業也增加了，“共同的學習經歷”的夢想褪色了，更受歡迎的是大量可供選擇的課程。現代大學就是要通過專業化來生產知識，大學獎勵教師的辦法通常是“減輕”他們的教學任務。我們最好的大學擅長把資源分給最多產的研究者，本科生的課程只得到一堆漂亮話。“只有非常少的學院告訴它們的學生該思考什麼，”德爾班科指出：“大部分學院甚至不願意告訴學生什麼值得思考。”

奇怪的是，在精英大學忽視他們的核心任務的同時，進入大學的競爭卻變得非常瘋狂。學習和性格養成的慾望好像已經激勵不了大學的申請者（或他們的父母）了，但進入排名最高的大學的慾望卻能夠鼓動他們。挑剔的大學能賦予學生更高的地位，它們的畢業證書被認為會帶來更高的收入。有錢人更有機會顯得符合錄取條件；有錢人的高中知道如何把簡歷打扮得更漂亮，以及如何提高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分數。在很多大學，所謂的擇優錄取日益成為複製經濟不平等的借口。德爾班科寫道，階級差異越來越大；有錢人和窮人的“相互了解越來越少”。

這就難怪右翼政客們正在利用人們對高等教育的不滿，雖然他們自己的經濟政策會加深收入的不平等。大學向它們的學生灌輸優越感，變成了強化階層差異的同謀：你能入學是因為你配得上，一旦我們肯定了你的天才，你就有權得到你將來能夠積累的財富。

德爾班科考察了這個可悲的領域，但他知道這還不是全部真相。在過去40年間，許多非常挑剔的大學都強調要培養各種各樣的本科學生，因為它們相信這會給學生帶來更深入的教育經歷。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放棄培養同質的學生，轉而創造這樣的校園：在其中人們能夠從他們的差異中學到東西，同時發現新的交往方式。這跟政治正確或身份政治無關。它是要讓學生準備好做一個終身學習者，以便畢業後能夠在一個混雜的世界中暢行並有所貢獻。

挑剔的學院和大學應該是培養學生的校園社區，將本科生走出自己的舒適地帶、從最出乎意料的源頭學習的能力達到最大化。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同時為了兌現關於理想的承諾，我們必須維持強勁的資金援助，結束學費的飛漲。欲使大學變得更加上得起、更負責任，我們必須把錢用於學生的學習而不是購買威信。

德爾班科強調，“學院理念的核心洞見之一”是“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使自己獲得使命感，從而克服所有人——無論年輕還是年老——都會有的孤獨和無所事事心理。”他像約翰·杜威(John Dewey)那樣，知道教育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我們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來學習。他像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那樣，珍視那些“侵略性的學習經歷”，正是這種經歷讓我們得以暢享“生命的果實”。德爾班科寫道，美國學院太重要了，“不能允許它們放棄理想”。他追溯了這些理想的歷史，凸顯了其價值。跟偉大的老師一樣，他鼓舞我們努力去實現這些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