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防衛廳出動幾千輛運輸車，不到半天就把20萬人全部疏散到安全地區；一段
是一位作家呼籲日本人不要沈醉於賺錢，當世局變動時，錢是沒有用的，而鼓
勵日本人培養保護錢買不到的東西，錢買不到愛國心，文化、道德、善良風
氣……，錢買不到河川，空氣，土石……我當時也沒用心思考，但從自衛隊的
運輸車還在呼籲培養愛國心，我認定日本人還有強烈的軍國主義思想，在回宮
本信時，除了處於禮貌謝謝外，也提到了不滿日本還有軍國主義思想。他回信
說：“如果日本有軍國主義思想。你更要瞭解日本。”
1976年，我擔任一家鋼鐵公司的外銷課長，雖是外銷美國，鋼鐵材料卻全得向
日本、南朝鮮購買。我請宮本先生幫我在日本收集資料，他很快寄給我，還把
一些重要部分翻譯成中文，我很感激他的熱心。
1977年，我到徐匯中學工作，宮本則被派往大陸，我們因此停止聯繫。8年後，
他被派到臺灣，由於妻兒均留在日本，這位“太空人”幾乎每個月都會和我見
兩次面。由於他中國語更純熟了，我也較冷靜地看問題，我們滿談得來。一天，
他太太帶著8歲和6歲的兒子來台度假，我去看他時，父子三人正在整理院子，
他們一面幹一面唱，很有韻味，歌詞是：
孩子不要怕流汗，
流汗長大的孩子不會倒，
流汗賺的錢不會跑，
流汗種的果實最美好，
流汗學的功夫最牢靠，
流汗創的事業永遠屹立不動搖。
他告訴我，這首歌是他8歲兒子學校校刊內，一位家長勉勵自己兒子的投稿。
這學校的校刊是老師、學生和家長共同的園地。親子之情、勤勞美德都是錢買
不到的，也讓我想起了他第一次寄給我的那篇呼籲日本人不要沈醉于賺錢的文
章，當時我心裏想著臺灣更需要這種精神。
德川家康的精神
1986年，宮本爲了多和兒子相處而調回日本，但每年仍會來臺灣兩三次，我則
在同年2月離開了教育工作。他從日本寄了一本日本臺灣研究所編印的臺灣年
鑒，附了一封信： “有份資料說，臺灣人最喜歡逼小孩讀書，自己卻不讀書。
成人買書和到圖書館的比例是‘無文盲國家’不應該有的。從政者、講學者、
知識份子都一定要不斷看書。”
那本書非常詳細，我看了，卻感到有點不是味道，回信問他：“你們日本人爲
什麽把台灣的資料整理得這麽完整?是何居心?”他回信說，“日本是世界一分
子，當然要把世界每一分子認識清楚，臺灣也是世界一分子，也應該把世界每—
分子都瞭解清楚。”
2年前，我提出“辭官諫正”，準備好好讀3年書，我除了研讀臺灣有關的資料
外，並實地到香港、大陸、日本去瞭解一些問題。由宮本先生的介紹，我認識
了一些日本四五十歲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和他們談論了一些問題。現在我把
他們的一些特殊看法轉述給大家。這些看法不一定對，但我們不妨瞭解有些日
本人有這些思想和看法。
宮本介紹我一位原可帶我查閱資料的官員朋友，我在他家住了一晚，他介紹家
人和我認識，介紹他母親時，他告訴我：“這是我母親，戰後爲了撫養我，曾
經賣春。”我嚇了一跳，這麽有地位的人，竟敢向一位元剛認識的外國人介紹
母親賣過春！他又補充：“我祖父是大佐；父親是少尉，都在大戰中陣亡，我
是遺腹子。戰後祖母跪在路邊幫美國大兵擦皮鞋，母親則靠賣春度過了那段艱
難的歲月。”
我雖然可以體諒，但對他談到母親賣春卻毫無羞愧仍很驚訝，他大概也發現這
一點，就告訴我說，日本在明治維新時，非常憎恨厭惡江戶幕府的德川家族，
更對德川家康的作風引以爲恥。等到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尊嚴掃地、飽受屈辱，
才反省覺悟應學習德川家康的精神。
德川家康在隨時可能被織田信長殺害時，曾問過妻子：“如果我被織田殺害，
你要怎麽辦?”妻子說：“我會帶孩子一起切腹自殺，絕不屈辱求生。”德川說：
“你錯了。德川家人都死光了，誰復仇呢?若是我死了，你要屈辱地活著，即使
賣春，你也要爲了撫養德川家的幼苗而去屈辱地做，當然，爲了求生，我也會
忍受一切屈辱。”
織田信長的觀念是戰敗不可恥，但要敗得不屈不辱。豐臣秀吉死後，他妻子在
大阪城被攻下時帶著兒子自殺，這些觀念是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而德川家
康“屈辱的忍耐、屈辱的等待”這一不合傳統的觀念，在二次大戰後日本人才
真正體會瞭解，所以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屈辱的活著，爲了培養復興的幼苗。
所以很多年輕寡婦爲了遺孤而賣春，日本人也對她們諒解和尊重。
從“素俠居”和“雲雪樓”說起
我在日本時，去過兩處日本社會研究者聚會研討的私人場所。一處叫“素俠
居”、一處叫“雲雪樓”，我原本以爲“素俠”和臺灣“白衣”一樣，是表示
沒有官職的文人，雲雪樓則是因爲眺望得到雲和雪。後來才知道，他們認爲研
究社會問題的讀書人應具有 “一片素心、三分俠氣”，才取名“素俠居”，而
寫評論社會問題文章的人應該“節義傲青雲，文品高白雪，”才名“雲雪樓”，
這原本都是中國人的東西，卻被日本人用了，我半慚愧半驕傲地說：“中國文
化都被日本學去了。”主人竟這樣回答我：“一家的寶物過了3代應該屬於國
家，一國的文化過了3個世紀就應該屬於全世界。你贊成嗎?”
我請一位研究中日歷史的學者，以良知論述日本有沒有做過南京大屠殺。他說：
“以中國人認定的屠殺定義(我不知道屠殺還有什麽其他定義! )是有的，但我
們估計錯了。”我奇怪，他爲什麽說估計錯了。他說，“日本對華戰爭時，曾
研究歷史上少數民族，蒙古人、滿清人是怎麽征服多數的漢人，發現他們以漢
來分化漢人，再以慘烈戰爭(就是屠殺，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來瓦解漢人的
反抗。所以日本在明治31年(1898年)起就秘密命令10萬個日本家庭照顧10萬
個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使他們能對日本産生好感並在思想上傾向日本。而南
京入城的戰爭也非常慘烈(他故意避開屠殺的字眼)，但沒有估算到留日學生的
思想全集中在建立新中國，而人民的思想觀念也與宋朝大大不同，所以說我們
估算錯了。”我聽了又氣又怪，問他，“你怎麽會這麽清楚地告訴我?”他說，
“軍事戰爭是一點機秘不能透露，歷史反省是一點資料都不能隱瞞。”這兩句
話至今仍令我沈思。
“自己人”的標準
我請教一位研究日本人民受原子彈遺害，而痛斥美國殘忍無道的日本人，對南
京大屠殺的看法，他說：“我承認很多中國軍民在戰爭中死的慘烈，不過中國
人還可以抵抗或逃亡，而原子彈讓日本人根本沒有辦法抵抗或逃亡。”這段歪
理謬論，我真爲之氣結！我曾聽說在日本的華裔或華僑有臺灣幫、福建幫、東
北幫，在日本，我發現東北人明顯地比臺灣人吃得開，就請教一位社會研究者，
他說：“東北人比較會和日本人交往，所以關係自然發展快，臺灣人不太懂得
和日本人交往。”
我很驚訝，因爲日本人在臺灣50年，在東北才14年。他一點資料都不隱瞞地
分析這段曆史原因，說：“馬關條約時，日本希望台澎爲日本領土，對於臺灣
人民則採取保留態度，所以條約第五款規定兩年內未移出之台民“酌宜”視爲
日本臣民，直到二次大戰後，1940年才准臺灣人民改日本姓名，1944年才簡化
手續鼓勵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對臺灣人民教育，則直到統治48年後，才實施
6年義務教育。至於政治人才之培養更是缺乏，51年的統治期間，臺灣人只有4
個人升到郡首(區長)。總督府1943年有1444名高等官，台灣人只不過30人左
右。而滿洲在1932年建立時，日本便全力使她象個國家，元首，國務總理及內
閣均爲當地人，而爲完成漢、滿，蒙，日、鮮五族共和，大量移入日本人、朝
鮮人，在教育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東北人有14年與日本高層交往的經驗，
而臺灣人只有50年被日本統治的經驗。”聽了這段話，我很爲一些對日本人感
恩的本省同胞感到委屈。
日本有很多外籍勞工，中國大陸人、南朝鮮人、巴西人……他們受的待遇很不
公平，這原本是“物離鄉貴，人離鄉賤”的原則，但有一種人很特殊，他們在
血統上完全是日本人，是在大戰後移民到巴西的日本人，沒有感到巴西愈來愈
難混，他們的子女又回到經濟強大的祖國打工。這些人會講日語，外表和日本
人一模一樣，但日本人卻不把他們當同胞，他們和其他外籍勞工一樣受到歧視
和不平待遇。
我問日本人何以如此?他們說：“在法律上，他們並不是日本人。”我立刻反問
爲什麽擁有日本國籍的中國人、南朝鮮人、甚至琉球人也沒有受到公平的尊重?
有個日本人回答說：“我們日本人對‘自己人’的標準很嚴，必須血統上、法
律上、能力上都是日本人。”希望想到日本發展的人，應好好體會這段話。
波斯灣戰爭期間，我正好在日本。有一天在雲雪樓和幾個日本人看完電視新聞
後，大家一起聊天時，他們不斷聊些“白種人愈來愈團結”、“世界舞臺愈來
愈看不見黃種人”、 “白種人結合，黃種人寂寞，黑種人挨餓”……等世局妙
論。
他們最後在檢討黃種人(亞洲人)一些較有實力國家時，作了這麽一個結論：“大
陸人會整人，卻整不到別人；日本人會賺，卻賺不到好感；臺灣人會買，卻買
不到尊重；南朝鮮人會叫，卻叫不到回響。”這場看是輕鬆的討論，幽默的結
論，接下來竟發展成他們認真檢討日本人爲取得國際認同和好感應做那些實際
工作。
我雖然巳很習慣看日文資料，但言談還需要翻譯，對日本的瞭解也有限，絕不
是日本通。只是希望人們能冷靜地認清，日本對臺灣政治的影響僅次於美國，
而對臺灣社會民生的影響還高於美國。不論我們恨她也好，愛她也好，日本是
我們擺脫不掉的國家。是敵?是友?充分地瞭解她絕對有必要。
此文年代較早，原載聯合報，1992年6月由北京《編譯參考》轉載。
字體：小 中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