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於2010年4月22日病逝於美國俄州克裡夫蘭市，享年88歲。母親的逝世使我長時間走不出悲痛的幽谷。她的音容笑貌，常活現在我的眼前，她生前的事跡一幕幕掠過我的腦際。我多麼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把它們忘記，所以我要尋找母親的足跡，把它們放在我的記憶裡。 

我非常慶幸我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的基督信仰是母親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產。我是出生在中國大陸最不景氣的年代，我還在幼年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在我十五歲之前，我是絕對沒有條件走進教堂的，母親的膝頭就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所要理教室。母親的基督信仰之深使我折服，使我傾倒。

為信仰遭受磨難的母親 

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如洪水猛獸，鋪天蓋地，席捲全國。所有的教堂被關閉或拆毀，神職人員被關押或流放。我的父母也因基督信仰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農村強迫勞動。臨行前，一家四口人，只允許帶兩套行李，其他財物一律被沒收。所派住的生產隊是最窮，最苦的地方。我們借用了一戶人家的小涼房，陰暗潮濕而小的可憐，是真正的蝸居。冬天燒飯，蒸汽灌滿家，四壁流水，潮濕難熬。母親從來就是一個什麼苦都能吃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那麼樂觀而有信心。用她的話說：是基督的信仰在支撐著她。

爸媽是全生產隊貧下中農發泄階級仇恨的對象。在文革的高峰期，幾乎每天晚上召開批鬥大會。開會前，母親就把我和姐姐寄放在鄰居家睡覺，怕我們看見他們被鬥給嚇壞了。鬥爭時，當然是用盡了各種侮辱和踐踏人性尊嚴的野蠻行動，不勝負荷。開會畢，爸媽把我們抱回家，一放下我們，他倆總是面面相覷，大笑一陣子說：“這就像演戲的一樣”。我看不出他們有絲毫的恐懼與不安。母親一再叮嚀爸爸說：“我們是有信仰的人，這點侮辱算什麼？隨他們便吧。”

勞動中最難忍受的是：用長時間的重體力勞動來摧殘爸媽的身體。他們每天要幹12小時的重體力活。母親從凌晨四點鐘就被喚醒去套車拉土送糞。隊幹派給她的是連年輕人都駕馭不了的生牛犢，使她擔驚受怕不說，還很危險。她的淚水只能往肚裡咽。別人不能幫助她，因為她是“黑五類”。父親冬季人拉車往地裡送土，每天三個定額120車土，汗水能從棉衣外面滲出來。晚上還得在家做室內苦力兩個小時，是硬任務，到晚上11點才能睡覺。下放頭年冬天，生產隊“遠征羊糞”，爸爸人拉車一天要走上120裡的沙坡路，五天回來後，累得面部不成樣子。在母親痛苦地安慰和鼓勵下，甘心忍受著。就這樣的日子，大人孩子沒有得過一點病，顯然天主與我們同在。母親常說的一句話是：“天主給我們做補贖的機會，很寶貴，因為我們是罪人。”

母親是一位意志堅強，很有膽識而極富愛心的人。為了無牽掛地應付強迫勞動，星夜將我和姐姐送到五十裡以外的舅舅家，每隔一段時間，也常是夜行去看我們，因為生產隊不予准假。從媽媽的身上，我才明白愛的力量是那麼大，它能驅除一切邪惡和恐懼。1971年，我們遷居烏拉特后旗一個生產隊，這個隊有五百多名社員。爸媽有縫紉技術，隊領導要他們為全隊的社員縫制衣服“掙工分”。他們每年要縫制一千多件棉皮單衣，幾乎每晚在12點以後才能睡覺，母親困的有時就睡在衣服堆裡。母親很關心社員的穿衣問題，再難也要讓社員們按時穿上衣服，她的這份愛心，社員們無不報以感激之情。這個生產隊正在陰山腳下，常言道：“燒在前，吃在後。”爸媽經常收工後上山砍柴，要走很高很遠的山路，往往是月夜背著柴回來。我看見母親是那樣的滿足，他說：“現在雖苦，但比較自由多了。”我從未聽到過母親的怨聲，也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過，她的耐心讓我驚嘆﹔她的這種信仰見証，是我們家庭和諧幸福的來源。

一位婦科醫生的醫德

1941年，母親在原綏遠(今內蒙呼和浩特)公教醫院學習三年婦科後畢業，取得行醫資格証。曾在教會多個醫療所服務，直到解放。解放後，又在幾處地方醫院擔任過治療。九一年才基本脫離這一職業。她的醫術以助產收生為主，但也治療一般的疾病。在她五十多年的行醫生涯中，無數的嬰兒用她的雙手接到這個世界上來。她沒拒絕過任何一個來求她的人，不分晝夜和遠近，風雨無阻。婦女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且有危險，母親在這上面出色地顯示了她的醫術和基督的愛﹔尤其對一些垂死的嬰兒，她絕對不放過一次機會給這些小生命代洗，這給她帶來過無上的滿足和幸福。助產醫術是她的強項，因為她已有五十多年的寶貴經驗。在實行計劃生育後，一家只生一個孩子，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許多人家生下女孩，就暗暗地拋棄掉，這種事，只要母親知道，就盡全力勸阻，並給尋找收養的人家，她救了許多這樣的孩子。最後在東升廟的十幾年中，她的種種善行，感動了當地的群眾，博得了很高的讚譽。人們都把她當最親近的人去尊敬她。

她行醫助產，不計報酬，尤其對窮人，看了病，還要去看望，送衣物食品，甚至送必須的藥品等。母親也曾擔任過旗二中的校醫，父親教學。母親的這種醫德和對窮困人的幫助與施捨，使全校師生稱讚不已，他們說：“這些信基督的人就是與眾不同。”我認為母親已播洒了信仰的種子。

一心掛在傳教工作上的母親

東升廟是烏拉特后旗的一個重鎮(現在是旗府所在地)，然而卻是一個地道的外教村庄，是蒙佛教的一個重點城鎮。母親經常走街串戶行醫，認識了許多人。發現有不少教友來此安家落戶，經她手註冊登記的就有二百多名。她著急了，就組織教友來我家過宗教生活，並請附近堂區的神父送彌撒。終因家中容納不了那麼多的人，她便籌集資金，買了一處一畝大的房院，改作教堂。並讓爸爸向政府申請，在此正式成立一處合法的天主教堂。爸爸費了近一年的時間，跑遍各級政府，終於申請成功了，下達了批示的“紅頭文件”。

民房改造成教堂，還有模有樣的，不但主日教友滿堂，就是平日，來堂的教友也絡繹不絕。母親就住在堂院，照管一切事務。她對每一位教友的靈魂和他們的家庭可以說是關心備至，所以得到教友的愛戴。每天晚上來堂的教友很多，母親就和他們說道理，教經文，學唱聖歌，聊天。教友把教堂當成了自己的家。發現有冷淡的教友，就直接到家講勸，直到他熱起來為止。神父每月送兩次彌撒。這裡不再是一個福傳上的空白點了。

母親得到了回報

由於母親經年如一日勞碌奔波，行醫助產，助人為樂，尤其在最後階段又一心掛在傳教上面，她的付出，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凡人提到母親的名字，莫不予以尊敬和稱讚。我們作兒女的也感到自豪。聽爸爸說，每當她出外辦事或上街購物，總是很難回到家，因為認識她的人太多了，凡遇見她的人，總要站住向她噓寒問暖，同她聊天，她更是那麼熱心的問起人家的生活近況，往往就把要辦的事給耽誤了。雖然我和姐姐都不在她的身邊，爸爸退休後又被邀請到教會協助工作，常年不在家，家中就母親一人。但幾乎每天都有來看望她的人或托她辦事的人，她一點都不感孤獨。

母親的祈禱生活

讓我最感佩的是母親的祈禱生活，她把日間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祈禱上面。從1994年到2008年，我曾先後三次申請爸媽來美國住過十年，每次離別時，教友們總是含淚送行，她更是依依不捨日夜與她相伴的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她對教友們說：“咱們就在互相祈禱中相遇吧”。說的也是，她常說她能在祈禱中回憶起他們每個人。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常是一個人跪在床邊，或坐在桌旁念經，閱讀聖經、聖書。爸爸說，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內，還將全部聖經又讀了一遍。她還特別有興趣閱讀教會的報紙、雜誌登載的傳教事蹟和見証，並講給人聽。她手中常搜集一些福音單行本和經文小冊子等之類的讀物，分送給教友們。她說“我老了，不能做別的，這些我還能做。”

生命的最後時刻

去年冬天，母親在大陸因病先後住院三次，醫院診斷結果有三種可能，其中一種不排除肺癌晚期。這個結果，像晴天霹靂，使我不能接受，我焦急萬分。不行，我必須馬上把爸媽接回來治療。然而母親呼吸太困難，體弱得寸步難行，只能坐輪椅。回美國談何容易，長途旅行，隨時會發生意外。我顧不得那麼多了，我把一切都交在天主手中，我毅然回北京接爸媽回來。媽媽經過九個小時的汽車顛簸和乘十三小時的飛機後，到達華盛頓，機場停留四個小時，再換乘國內航班，一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克裡夫蘭。好人也會給折騰的夠嗆。母親卻沒有絲毫不適的感覺，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病重期間，她的神志一直很清醒。為了不麻煩我和姐姐，她總是自己去衛生間如廁，不讓別人幫助她。也為了不讓我們為她擔憂，什麼時候問她：“媽，今天怎樣？”她總是說：“好，今天很好。”這句話一直說到她最後的昏迷狀態。她的毅力讓我折服。

4月17日早晨，母親突然昏迷，救護車送到西儲大學醫院急救中心，終因嚴重病變，只能用呼吸機延續她的生命。從醫生、護士到衛勤人員對母親這位少數族裔病人是那樣的精心治療以及對我們家庭是那樣的關懷備至，讓我們感激之至。4月22日晚10時，母親在很平靜的狀態中離開了我們。她走的是那樣安詳而有尊嚴。

感謝天主，他賞給我一位了不起的母親，相信她的在天之靈，此時此刻正在看著我，為我祈禱著。我要不斷地回憶，尋找她的足跡，作為她留給我最珍貴的第二遺產，永遠鼓勵著我。

王利華
發自俄州克裡夫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