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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甫：由遣唐使看古代日本對外政策的變化 2005年07月29日16:33 人民網東京7月29日電 記者柳曉力報道：由人民日報社和朝日新聞社共同主辦的“中日文化交流論壇·遣唐使研討會”，今天在日本東京舉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發表題為“由遣唐使看古代日本對外政策的變化”的講話，全文如下： 2004年，西北大學收集到開元年間入仕唐朝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受到世人普遍關注，同時重新引起了學界對唐代中日關系從而遣唐使問題的注意。本人近年曾留意於隋唐五代東北亞政治關系史問題，所以借此機會，想從當時地區政治關系的角度來談談日本的遣唐使問題。不當之處，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遣唐使派遣目的的變化 留心觀察迄至唐代的日本對華遣使，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治色彩很濃。隋代以前，見於文獻記載的倭國遣使大多都與請求或接受冊封有關，表現出明顯的對地區政治積極介入的態勢。這種進取態度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1、從一開始到邪馬台國時期。這一時期日本主要表現出積極進入地區社會的願望，滿足於“漢委奴國王”、“親魏倭王”一類的藩屬關系和名號。 2、統一以后的倭五王時期，相當於中國的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倭王繼續求取中國王朝的冊封，借此提高自己的國內權威和國際地位。例如劉宋時期倭王遣使奉表曾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幕韓六國諸軍事”等，據研究就和其狐假虎威、推行對韓半島的擴張政策有關 。 3、遣隋使。如前所述，盡管隋朝中國統一，但倭國卻不再求取和接受冊封。不僅如此，隨著其國際地位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愈加妄自尊大，欲與中國分庭抗禮。第二次遣隋使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就是這種態度的明白表示 。 直到唐朝初期，日本對華遣使的這種政治色彩和傲慢態度都沒有改變。 舒明二年（630）秋八月倭國任命了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一作犬上御田鍬） 、大仁藥師惠日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出使唐朝。次年“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據研究，所謂爭禮，很可能就是要“天皇下玉（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國書”的禮儀之爭 。唐使因倭人“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 ，倭唐邦交遂告斷絕。 后來發生了大化改新（645），又由於韓半島上新羅的斡旋 ，倭國才在絕交二十年之后，於653年派出了第二次遣唐使。從隨行人員的情況來看，第二次遣唐使攜來許多學問僧和留學生， 一般認為這是“承擔著為大化新政權所構想的國家建設而向唐學習佛教、制度等的輸入文化的任務”，而且史書記載其“奉對唐國天子，多得文書、寶物”也使得此次出使帶有文化色彩。 但是，此時倭國內部對唐朝文化的認識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別。例如，就在此前兩年即公元651年，新羅使者赴日時“著唐國服，泊於筑紫。（日本）朝廷惡恣移俗，訶責追還” ，這種心態同當年遣隋使所攜國書自稱“日出處天子”，以及“后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 其實是一致的 。可見這時倭國雖然有高向漢人玄理等歸國留學生的積極活動，沉溺於本國自尊的王權保守派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影響。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就在第二次遣唐使派出的第二年即654年，在前次遣使尚未歸國的情況下，倭國又急忙派出了第三次遣唐使。這一次遣唐使節和隨從人員的官位比其他時期的遣唐使者明顯偏高，而且沒有攜帶留學生和學問僧，派遣又緊急，顯然是純粹為了某種政治使命﹔出任大使的高向玄理和副使藥師惠日都是留學歸國人員，因而有學者認為此行是應唐朝的邀請臨時派出的 。這次遣唐使抵達長安時，有唐朝官員詳細詢問日本國地理等情報，歸國之際“高宗降書慰撫之，仍雲：‘王國與新羅近，新羅素為高麗、百濟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這些都証明了這次遣唐使的政治性質。此后於659年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更將當時倭國欲令智昏、狂妄自大的態度暴露無遺。《日本書紀》齊明五年（659）秋七月丙子朔戊寅條：“遣小錦下?合部連石布、大仙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有人認為，倭國居然在唐羅滅百濟（660）的前夕遣使唐朝，而且向唐朝皇帝宣告蝦夷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要顯示自己是和中國一樣使夷狄臣服的大國，“這一遣唐活動充分暴露出倭國外交的未熟練性及對國際形勢的遲鈍反應” 。還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從中國輸入華夷觀念的大國沙文主義而建構起權威的緣故。” 從到此為止的整個倭華關系史來看，我認為更重要原因還是倭人盲目自尊，因而對中國國力和文化的先進性認識不足。否則，他們就不會在唐羅滅百濟以后還悍然出兵幫助百濟復國，從而在白江口之戰（663）遭遇慘重徹底的失敗 。 由此可見，白江口戰爭之前，盡管倭華邦交已有多年，但中國傳統文化在倭國並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是白江口戰敗擦亮了日本人的眼睛，開始認真看待和學習發達的唐朝中國文化，轉而建設自己的國家，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當然日本的律令制國家建設也有一個過程，白江口戰敗之后，中經天武元年（672）的壬申之亂等曲折，直到大寶元年（701）制定《大寶律令》才告完成 。 與此相應，遣唐使的派遣目的也開始發生轉變。總章元年（668）唐朝與新羅攻滅高句麗，次年日本派出了第五次遣唐使 。有關史料記載極為簡單，一般認為其遠赴長安向唐“賀平高麗” ，同時也是在高句麗滅亡的情況下試探與唐接觸 。然而，自669年以后直到701年派遣第六次遣唐使，中間三十二年間日本卻一直沒有與唐朝交往，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國與新羅的關系發生了倒轉。 早在657年，由於倭國在新羅與百濟的爭端中偏袒百濟，新羅就斷絕了同倭國的正式通交。但滅高句麗以后，唐羅雙方由於高句麗南境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執 ，新羅於當年（668）便立即遣使日本。以后直到公元700年的三十二年間，新羅共派遣日使29次，同時日本還派遣新羅使11次，雙方交往平均不到一年就有一次，其密切程度非同一般 。顯然，這一時期新羅出於對抗唐朝的目的，需要與日本交好﹔而日本卻以為地區政治中又有機可乘，遂放棄了同唐朝改善關系的機會。然而隨著七世紀末唐羅關系的逐漸恢復，羅日關系重新趨於冷淡，日本人終於醒悟過來。 就在修成《大寶律令》從而建成律令制國家的701年，在中斷邦交三十二年以后，日本派出了第六次遣唐使。這次遣使突出顯示了日本通交目的由政治向文化的轉向 ，因而《舊唐書·日本傳》的有關記載其文化色彩特別濃重：“長安三年（703），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日本人的文化改造終於見到了效果，他們努力構建與唐朝同樣的國家組織，致力於形成與中國同質的文化，而且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 。日本方面也頗以此自豪，《續日本紀》卷3慶雲元年（704）秋七月甲申朔條：“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乎！’” 從此，誠心誠意學習中國文化成了以后歷次遣唐使來華活動的主要目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次西北大學所收集的《贈尚衣奉御井公墓志》上讀到的情況：“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才稱天縱，故能（銜）命遠邦，馳騁上國。蹈禮樂，襲衣冠，束帶（立）朝，難與儔矣！” （二）和平外交的歷史意義 有日本學者評論說：“白江戰敗以后產生的這種沖擊余波，如同明治維新和二次大戰以后一樣，可以說是一個舉國奔走引進‘敵國’國家體制和文化的時期。” 其實這兩個時期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白江戰敗以后，尤其是日本學習唐朝文化建成律令制國家以后，其國策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日本學者森公章的近作《“白村江”之后》第三章《律令國家“日本”的成立》第5節題為“轉向消極外交”，其中作者談了以下內容：放棄半島外交，拒絕耽羅（今韓國濟州島）的援助請求，回避與唐朝通交，新羅的“朝貢”，唐風化的楷模，“小中華”觀的形成。這些已經很能說明問題。遣唐使自第六次起雖然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卻決不向唐朝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 ，相比從前，這都可以視為政治內斂的表現。 由遣唐使使命變化反映出來的日本國策轉向和平發展，還可以從當時東北亞地區政治關系的角度得到印証。首先是不再派兵外出作戰，在我們關照的這一時期，盡管文獻記載曾有幾次征討新羅，看來都未成行 。其次是對地區政局取退守防御態勢，白江戰后、安史亂時都是如此 。第三是實行保守外交：自八世紀起與新羅逐漸減少交往，779年以后索性斷絕了兩國邦交﹔對唐朝主要是文化學習，因而來的很多去的極少﹔同渤海的交往正與對唐朝相反，主要是渤海方面希望發展海上貿易，日本方面則極力加以限制。尤其是八世紀中期以后東北亞國際關系呈現穩定態勢，因而渤日關系基本褪脫政治色彩，轉為單純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大首領為主的渤海使團造訪日本更勤了，但卻經常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絕。日本官僚經常以文書不合禮儀、貢期不到甚至疫情等借口，輕而易舉地就把歷經千辛萬苦跨海而來的渤海貿易使團給打發了 。后來竟因此激起變亂，造成所謂“海賊” 。可見，在某些學者描述為“小中華”的華麗外表之下掩蓋著的是閉關鎖國的實質。不過，雖然這樣一來日本在東北亞地區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降低、作用減小了，卻為本國換來了難得的長期和平發展。如前所述，日本所謂的律令制國家及其頗具特色的傳統文化，主要就是在這一時期建成的。 以上就是西北大學收集到遣唐使墓志讓我能想到的。我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借此反思遣唐使從而日中邦交的經驗教訓，這對今天兩國和兩國關系的發展都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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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雜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