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姐說了一個太過微妙的比喻，說詠絮本身就是雪，過於接近陽光般的田宏，最終必然是自我消融。
彷彿砍削掉一部分北極的冰層，我那諷刺的口吻不自覺的軟弱。像是想要對他們的行為做道歉，那些尚未出口的言論不自覺得消散了。
嘲笑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總刻意把自己陷入一種不得不的犧牲中。這樣的偏激的言論，她說我過於理性，甚至驚訝我是雙魚座。其實很想說，理性過於偏激的話也是一種感性。

那一個同學說，她如果是冷娟，寧願讓丁述倫為國犧牲。她說，她愛國家勝過於愛她的情人。國家比較重要。國家沒了，一切都沒了。
全場感動，她的這一番話，有多少人能講的出來呢？
但講的出來的，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至少，我只能說出，由那個人自己決定。
一個人要做什麼、該做什麼，要做決定的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因此，我們講了那麼多或許也沒有用，因為最終那個人會做什麼，都是他自己心之所指的。

學姐說我適合走古典文學的路線。是無所謂，但又有點不甘願。究竟是在不甘願什麼呢？我也不清楚。難道走現代文學我就會比較好過嗎？我並不這麼覺得，不甘心的或許是，太容易就被人把未來定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