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記者，入行短短五年來，跑的都是綠營。參加新進人員座談會時，有人問到背著被認為親藍的聯合報招牌會不會壓力很大？我苦笑一下，「這可能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退訂、抽廣告、獨漏都是家常便飯，所以此次時報被痛罵成「黨文宣品」我也不訝異。

但我不願無限上綱這些不愉快的經驗，因為客觀來說，綠營與他們眼中所謂「統媒」間的敵意與不信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雙方都得負點責任，互相控訴只是加深刻板認定的標籤，無濟於事。

不過作為老百姓，我的感觸可能比做記者更多。我是恰好在兩千年大學畢業的這一代，我和週遭同學開始踏入職場，正逢政黨輪替，台灣開啟新政局。這幾年下來，我身邊所見所聞，確是令人振奮的消息鳳毛麟角，籠罩著我們這代年輕人的，更多是對未來不確定的惶惶不安與悲觀。

就我所見，這些年就業市場景氣從來沒好過。本班是以「升學逃避就業」的典型案例，四十五個同學，畢業兩年內有近四十個選擇延畢或繼續念研究所，碩士班念六年的比比皆是，國外是學生急追著指導教授審核畢業論文，系上卻多得是指導教授下通牒催逼學生畢業，很多人怕「畢業即失業」無顏回家面對江東父老，還得放口試教授鴿子來惡性延畢。

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焦慮，在最高學府最流行。我那年國際關係是全國前十五名的科系，半數學生來自各地第一志願高中，但許多人在職場可不如考場吃得開。

一位大學同學幾年內當過書店店員、大樓夜間管理員、保險業務員，不是無底薪就是得靠賣勞力。一位碩士班同學畢業後首份工作是當國會助理，薪水不到三萬元，不久該立委爆發財務危機，還賴賬了她數月薪水。

很多同學斷了音訊，每年定期舉辦的同學會愈來愈少人參加，最後嘎然而止，有人私下坦言「每回去都得介紹近況，壓力很大」。屢次直、間接聽到些從前被認為是本班「明日之星」的人如今鬱鬱不得志，總忍不住長吁「怎麼會？」

對未來不安的現象恐也不只台大獨有，我是進聯合報工作兩年後才論文口試，口試過關後與一個外校教授閒聊理想，當時正是我想在媒體施展抱負的起飛階段，她聽我眉飛色舞地說了半餉，給了我一個很真誠的微笑：「哇！我已忘了多久沒聽過這些話，你真是我近年見到最promising的年輕人了。」

這樣的恭維，聽來卻覺沉重。

統計數字顯示，近十年來畢業生薪資沒漲過，而停滯的又豈只是帳面數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