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題非常謙虛─作者名之為「札記」。除了敘述戰役戰史的大要之外，作者還能發前人之未想，以後世的─但也是謙虛的、嚴謹的觀點，提出更客觀的看法，大大地補我戰史知識的不足。

中間在關於三國時期，蜀漢與曹魏對抗的一節，作者像是身歷其境般，為我們剖析了諸葛亮「不伐賊，王業亦亡」的悲壯決策心理：

諸葛亮北伐時，蜀漢的最基本國情就是「三國最弱一國」。

諸葛亮在當時實際上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歷史悖論當中，在北伐與不北伐之間進退失據。如果北伐的話，蜀漢與魏國的即時軍事實力不在一個等量級上，本就兵力不足，且在複雜地理條件下的進攻戰更是往往需要數倍兵力，方有必勝的機會 (曹魏重臣孫資曾說過：「夫守戰之力，力役參三倍」；同時，蜀漢的經濟實力，特別是糧草供應也很難支撐長期戰爭。

究其北伐中屢屢因為糧草不足而退兵的原因，受到關注最多的地理條件複雜當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僅憑一州經濟實力而導致的「益州疲弊」，恐怕才是更根本的原因。在軍力與經濟實力雙重不足的影響 下，諸葛亮五次北伐的鎩羽而歸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更何況，與比自己強大的敵人開戰，蜀漢必然是窮兵黩武，國力將在一次次的戰爭中逐漸耗散。

但如果不北伐呢？ 蜀漢和潛力無限的魏國進行和平競賽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如果不在短期內通過北伐擴張領土和人口，長遠來說蜀漢必然是死路一條。從總體上而言，時間是站在曹魏那一邊的，只要得到足夠的時間來休養生息，恢復因戰爭連年而凋敝的中原經濟，有先天體量優勢的曹魏與蜀漢的實力差距將越來越大。

對此，諸葛亮顯然是陷入了痛苦的糾結當中。《後出師表》有云：「王業不偏安」、「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翻譯成現在的流行話語就是，打是找死，不打是等死，但打的話至少還有一線生機，因此還不如奮力一搏，「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於是) 無論是王船山說的「以攻為守」，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諸葛亮就這樣開啟了六次北伐 。所以顧祖禹才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說：「孔明有漢高之略，而無漢高之時。」「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在戰略上，諸葛亮面臨著「不北伐等死，北伐找死」的兩難；在戰術上，諸葛亮也同樣有著相似的困局：「不用奇謀等死，用奇謀找死」。這可能就是一個小國和弱國的終極悲哀吧。還是田余慶先生那句話讀了令人痛徹心扉：「歷史只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台。」(引文終)

我想到的是：1941年的日本。同樣是「大到不能忽視的」小國；與蜀漢類似，同樣有著光輝的傳統，以寡擊眾的歷史 (日清/日俄戰爭 vs 赤壁之戰)。但當時不我予，打是死，不打也是死的時候，日本當時的政軍領導階層，他們最後的亡國決策是怎麼達成的呢？

堀田江理的《日本1941：導向深淵的决策》是這樣說的：

不論感到多麼恥辱而難以接受，避免戰爭的選擇仍然在於日本，而非美國。儘管日本領導人認為 自己被逼上絕路，但限制東京作出這一選擇的戰略期限和官僚主義* (按：「不肯說出不」) 規則都不是美國訂定的。他們可以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是被誤解的一方，日本一直以來都在對美國妥協。

東條將戰爭原因自我解讀為美國的強硬，但日本政府的內在根本問題在：整個1941年，最高領導人儘管偶爾表示反對，但他們還是沒有足夠的意念、欲望或勇氣來阻擋戰爭洪流。尤其對軍方諸位總長和次長來說，他們呼籲備戰比阻止戰爭更容易。其他人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猶豫不決，搖擺不定，也不敢明確對戰爭說不，而作強硬表態則讓軍方領導人充滿力量和勇氣。歷次聯絡會議和御前會議都讓每個領導人覺得，他們不要擔負個人責任。

(即使在1944年中) 導致決定開戰的體制和文化缺陷仍然存在，而為了戰爭已經投入的巨大物資和人員犧牲更讓人無法輕易結束戰爭。即使上層領導人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必須結束 (他們希望德國或者蘇聯能夠介入調停)，但日本仍然要再等待13個月、更換兩任首相、日本主要城市完全被毀、吃了兩顆原子彈後，天皇才最終插手，結束了這場沒有任何「退出計劃」的戰爭。

日本領導人向來喜歡自保、愛面子的問題，最終在1941年讓日本作出史上最魯莽的決定─對國民收入7倍，鋼產量5倍，煤炭產量7倍，汽車產量80倍的美國開戰。(引文終)

那麼，甚麼是西元228年的蜀漢與1941年的日本，可以做但沒做到的呢？

放棄「王業」或放棄「大東亞共榮」的意識形態或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