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各種文章都常出現，無論歌功頌德，插科打諢，批評謾罵，不一而足

今天難得在網上看到似乎正經八百的「我看劉真傳」，細看作家大名，是著名鼎鼎的校長作家歐先生，哇，不好意思，曾經指名很批過他的「浪淘沙」研究，指出其大有胡亂捧場的問題‧‧‧

且看看他的這篇大作，一看前面竟然是那與號稱「藍綠通吃」「一代宗師」的鍾老作家相關的文字，真應該讀讀看‧‧‧不過，時間不多‧‧‧且待他日有緣吧

以下，是讀了那篇「我看「劉真傳」」，泥人也來介紹一下這本「劉真傳」

泥人研究台灣史，雖然傻傻的對於台灣教育曾有一番獻身的努力，但毫無成就可言；

自然不可能如貴為校長的歐先生之見識「偉大」；

不過，雖是無啥成就，傻人大膽，此就校長先生之外，也來介紹：

劉真，字白如，安徽人；不僅，世代儒家家風，更且中國名臣管仲、包拯、李鴻章、劉銘傳等等，都是其鄉人所樂道的地方典範人物；

要理解這一位在教育界地位重要的傳主，本文分為，他所受的初等教育，他所受的高等教育，與動盪時代中的教育等三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劉先生所受的教育──

他1912年出生；其父恕三先生，是清代維新運動的優級師範學堂畢業，自行在家鄉開辦毓秀小學，他在那裏接受了「不可體罰」的初等教育；因而，當年他可說就獲得了相當兒童本位的教育──

當時的教學法，在官方的章程中皆有規定，例如，對於小學教學法有如下要點：

「凡教授兒童須近期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以傷其身體，尤須曉以知恥之義，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輕施，尤以不用為最善。學童至十三歲以上，夏楚萬不可用，有過只可罰以植立，禁假，禁出遊，罰去體面諸事，亦足示儆。」

「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為最要，講解明則領悟易。‧‧‧常有記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長大後或漸能領悟，亦自有益。若強則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可見於「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編〉

這是當年我們台灣先民在日據下所想像不到的、也是無福享受的進步。例如，我台名教授林衡道在其訪談錄中，對於來台接受日本小學校教育，自以為進步；其實以中國已受維新與革命影響，採用新教材之各地言，日本在台「不避體罰」的初等教育之「進步性」，很值得商榷。

該校的教學方法，以國文為例，除了使用韻文的課本，易於朗朗上口外，每周兩篇習作，批改之後，還要再謄錄一遍，送請老師過目；如此學生感到自身進步的成就，易產生真正的興趣。

劉真受啟蒙的時代，是這樣的。由於他的父兄都是當時相信「以教育救國」、「以師範為念」的中國先驅知識分子，他在中國那最有活力的年代成長──除了上述大清末期奠基的「新教育」，在1919年前後，中國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還引進了當年美國最新的兒童本位教育的理想，道爾頓制；該年入學的他，由於父兄都熱中新教育，家境不佳的他卻透過父兄，都應該成為新教育思潮的受益人──這也是當年祖國對於我們台人的吸引力之所在，一如今天多少我們台灣父母是為了孩子的教育環境而出國啊。

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劉真奠立了他往後的學術與人格的基礎。

其次，我們來看他所受的高等教育──

頗有意思的，是他所念的專業，竟然是今天在我們島上可能也沒有的人文科系──哲學教育系；

當年，時距今八十多年前，居然在中國的安徽省的大學裡，就能有這樣的專業分化，儘管當時或許可能主要由於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倫理與人生，因而，才有此專業，但是泥人仍覺得很是讓人佩服；

據傳主稱，當年他服膺於法國哲學家間教育家傅立葉的名言：「在教育的門牆外面，必須寫著『不明哲學者，免進』」；個人覺得獻身教育者能夠有這樣的認知，確實是很重要的起點。而劉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就能與那樣的社會思潮相鼓舞，真是難怪往後他在時代的洪流中能夠相當自如地掌握自身的方向。

我們幾乎可以想像，獻身教育者，不能有偏見，孩子固然可能沒有主見；但是家長，可是每個人都有自身不同的家庭背景、人生經驗、社會地位、甚至強烈的政治取向；青年人更可能居於叛逆期，對於所有師長都採取排斥的態度；一個理想的教育工作者要能夠儘量極為客觀地面對種種不同的人性傾向，各種的人生觀。在那樣的基礎上與他的對象溝通。

當年家境無力支持其升學的他進入了這樣的教育科系，而該校又擁有當年一流的新中國文史的教授群，如呂思勉、周予同、羅根澤、劉大杰、劉侃如等；他先透過筆耕維持自身的大學生活費，然後受到教授的欣賞，獲得教授的提攜；傳主的此一專業教育，泥人是羨慕的；甚至於我可以想像他如何能夠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裡，怎樣代替國府高層面對種種不易面對的黨外多元情境；只是真的，也很遺憾，我們今天號稱為自由多元的社會，事實上，處於動盪與撕裂的現實環境之中，但是我們為何沒有這樣需要高度人文素養，可能有助於社會和諧發展的專業科系呢？

其三、動盪時代中的教育

前面提到白色恐怖時代裡，我們來看看劉先生這樣一位真正教育者，在當時的作為：

大家都知道，白色恐怖最可怕的就是長期內戰所造成之極度懷疑下的株連，簡直可以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基本關係；因為，官方當時已經是落入了「草木皆兵」的心態中；當時的標語是「匪諜就在你身邊」，是「知匪不報，與匪同罪」；在這樣的時代中，人人小心謹慎，親如父子、夫妻、兄弟等各種關係，可能都不敢太信任‧‧‧

在該傳記中，我們見到這位傳主負責1949年「四六事件」後的台北師院；某日，他接到治安單位開出的一串師生名單，其中赫然包括近代史專家郭廷以等；治安單位主張應該先予解聘或懲辦；他當然知道這種案件的意義；參與機要的承辦人，主張依治安單位的主張，將該案移交治安單位辦理。以免將來若有事故，誰能承擔責任。

傳主當然知道問題可能有的嚴重性結果，但是最後他不但思考了──

「我怎能只求減少個人的責任，而斷送這般人的身家，乃至性命呢！」

更還想到了

「只要我動機純正，縱然有所牽連，也是清白的。古代大臣如蕭何，名賢如歐陽修。‧‧‧無不以舉賢為重要志業。目前，我至少應該做到養賢，救助青年學子。豈可怕負責任而使這些無確切罪證的著名學者、無辜青年等含冤莫白，乃至生死難卜？這和我少年時代所仰慕的那些偉人、賢者風範，太相違背了。」

「我不能沒有勇氣，沒有擔當，為了教育，也為了良心。」

據其自稱：

「在這一仁恕的觀念下，他沒有解聘一位教職員，也沒有開除一個學生。轟動一時的四六學潮，經過一個月的疏導平靜落幕了。倘若略有遲疑略有畏懼不知將造成多少不幸，多少災難。」

泥人還沒有詳細考察關於其最後的自述；但是能夠讀到他所描述的風骨，頗可以與讀其前文的印象相印證，因而覺得已經值得作為本文介紹的部分了。

結語

最後，關於這本傳記的讀後，研究台灣史的泥人覺得確實值得一讀，其中可以啟發讀者之處甚多，實在樂於見到任何人的介紹；故此，也樂於附歐校長先生之驥尾；更何況，想到我們北市附近的高職校長，願意如此讀書，雖是人各所關懷之處，顯然頗有落差，確實也頗高興啊。

 

泥土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