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Biden面臨著嚴厲的國内問題和挑戰,他不但在個性上和瘋狂的Trump南轅北轍,從純理性的角度也有必要做出戰略收縮,因此不可能如同他的前任那樣不斷挑起新的國際爭端。然而這並不代表他會主動放棄對華貿易戰和法律戰的既得利益;正因爲美國政經精英的仇中來自保護自身特權,又有自金融危機之後多年的工夫來通過媒體財團對民衆洗腦,新冷戰早已成爲全美國社會無分上下左右的政治正確,Biden因而必須維持對華强硬的姿態,對中方的任何解禁都會附帶著可以用來對内宣傳的交換條件。
當然中方可以也應該在談判中混合强硬手段。這不像對澳洲是純粹的殺鷄儆猴,而只是施壓來爲合理的妥協做鋪墊,也就是預先纍積談判的籌碼,例如美國農產品對中國出口的海運集裝箱在最近忽然出現原因不明的堵塞現象(參見《Shipping carriers rejected U.S. agricultural exports, sent empty containers to China (cnbc.com)》),就可能是中國政府汲取過去幾年教訓之後的新靈活手段。
然而這些貿易戰的折衝並不是中美新冷戰的主軸。民主黨建制派向來偏好用外交宣傳來打擊國際競爭對手,美其名曰“軟實力”。在對華鬥爭的策略上,早在Obama任期,這批民主黨智庫已經亮出底牌,試圖聯合所有其他主要工業國家,重新制定全球經貿和外交規則,把中國體制定義為非法,如此一來,美方不費一指之力就能扼殺中國,而且可在其後的混亂中獲取大利。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反制的關鍵自然是歐盟,因爲只要歐盟不站隊,美、日、澳、印的總體量並不足以支持他們的戰略意圖。
因此2016年Trump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通過脫歐公投,都是對中國極為有利的天賜機遇。歐盟原本已經主動聯絡美日來籌劃對華貿易的最後通牒,美日澳之間的TPP也接近完成 ,Trump把兩者都逆轉了。英國脫歐則解除了“歐陸平衡手”(Continental Balance of Power)對歐洲幾百年的桎梏,使得歐盟終於能夠建立獨立自主、適度集權的合理體制,針對全新的國際局勢做出靈活理性的判斷和反應,進而賦予中方過去兩年的外交主動出擊,足夠的運作空間。
我在過去一年中反復解釋,中國爭取歐盟中立已然成功,然而這並不代表局勢沒有反復的可能。Biden試圖撕裂中歐關係的著手點,必然還是民主、自由、人權那套白左教的空話,剛好白左思潮在歐洲根深蒂固,更勝美國。而2020年歐盟在中美之間的理性選擇,主要歸功於Merkel和Macron兩個領導人超脫白左的務實性戰略眼光,尤其是前者。
Merkel的政治哲學修養,培養自多年的執政歷程:她最早也曾天真地拿人權來對中國説事,後來才聽從德國工商界精英的勸告,改采務實的態度。2013年爆發美國NSA監聽她手機一案;2015年她最後一次被白左忽悠,對中東難民敞開國門,事後灰頭土臉,這些都是教育性極高的慘痛經驗;至於過去四年和Trump打交道,她的心路歷程更是有跡可循。
然而Merkel退休在即,下一任德國總理是否有同等級的智慧,要加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原本基民黨黨魁由Karrenbauer接任,她是個典型的天真白左,言必稱民主、人權。對中方很幸運的是,她一上任就出事,必須重選。今年1月16日的選舉,有三個主要候選人,其中只有Laschet在外交上持務實態度;早先在選前最後的民調中他屈居第三,但等到結果揭曉,他居然獲勝了。然而德國政壇黨派林立,局面破碎,再加上基民黨聯盟内部還有其他的大咖,目前完全不能確定9月選出的新總理會是誰,我們必須持續關注。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9月德國大選最大的危險在於綠黨參政:綠黨當然是白左教最忠實的信徒,對工商界的意見又有著為反對而反對的直覺反應,他們參與執政集團,對中德外交將會構成極爲嚴重的阻力。
Macron雖然沒有Merkel那麽務實友善,卻是獨立歐洲的信徒,對美國有很強的戒心,也不像Sarkozy那樣受華爾街金融勢力的擺佈,所以能夠接受中歐合作的戰略選擇。他的總統任期還有一年,目前民調非常不樂觀,由誰接手同樣在未定之天,中方也必須認真考慮届時發生重大變故的可能性。
不論德法的政局如何發展,Biden要爭取歐盟的外交策略必然集中在對中國人權事務的詆毀,尤其是新疆。這不只是外交管道的發聲,而將是來自無分左右的所有英語系媒體,再加上歐系白左的全面性宣傳攻勢。中方的因應之道,除了逐項反駁,也可以考慮預做公關準備,例如對新疆公民教育的對象做出明顯不同於“集中營”的待遇,包括津貼和高級制服。但我以往已經强調過,攻擊是最好的防禦:白左國家在新冠疫情中表現極差,瑞典、捷克、英國和美國都在單位人口死亡率排名表上名列前茅,尤其瑞典對養老院做出大規模安樂死政策,證據確鑿(參見前文《有關瑞典的一些觀察》 ),實在應該由白手套出面大做文章才對。至於正規的外交發言人,只須要不斷强調生命權是最重要的人權即可。
【後註一,2021/02/07】幾年前我曾在評論《Foreign Affairs》時提到,英美的大衆媒體被嚴格管控,實話越來越局限於高端學術界;雖然即使在那裏,實話也是少數。這裏(參見《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是一篇新的例子,解釋了爲什麽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是歐美編造出來的假話。
【後註二,2024/03/23】今天綫上出席國内智庫辦的研討會,題目是中歐關係的展望,事後頗有感慨。三年前我曾强力建議,趁Merkel還沒有退休,趕緊簽訂中歐自貿協定,即便開放歐盟銀行進入中國作爲交換條件都是值得的,結果這個談判被體制内官僚以錙銖必較的藉口搞黃了。現在中國汽車業、光伏業和風電業强勢興起,von der leyen作爲美國代理人,從意識形態出發,全面破壞中歐關係,尤其著重於設立貿易壁壘,曾經被中國棄如敝屣的條約款項成爲遙不可及的美夢,而金融主管卻主動對歐美金融業做出無條件開放,不但什麽交換代價都沒有拿到,還必然會成為美國金融收割的新支點。小時候讀近代中國史,曾以爲1885年中法戰爭獲勝卻反過來割地賠款的離譜窩囊事不可能再出現,唉,當時還是太年輕、太天真了。
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越南,还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会谈,见证签署《中国国防部和越南国防部关于在国际军事合作领域建立“兄弟单位”关系的谅解备忘录》。阮春福说,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也将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中越关系的图谋,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请问王先生,越南现在的回应可靠吗?还是只是官面话?
稍作解释, 以回应 17 楼: 立场不同只是表面, 更深层原因仍然是科学认识的问题. 所谓理不易明, 所谓"简单的道理"一点也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首先, 人类建立价值判断体系, 本来就是为了协调不同的立场, 公平分配利益, 以便更好的协作. 立场不同, 利益不同本来就是"说理"存在的原因之一. 关键问题是怎样的价值体系会得到人类普遍接受, 以及这种公平体系是否真的存在, 如何建立. 不能仅仅因为立场不同, 利益不同就放弃"说理", "说理无用论"等于还是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
例如, 宗教就曾企图建立一种人类普遍接受的"朴素的道德判断". 但问题是, 即使全人类真的普遍接受一种"朴素的道德判断", 它也不可能直接用于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事务, 必然要先做具体化的演绎, 然后才能用于实际判断. 而如何完成这一技术步骤, 恰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过程, 且极易受干扰和利益腐蚀. 认识"简单的道理"根本就是很难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 人类社会何必需要处理专门事务的法庭, 例如海事法庭, 知识产权法庭?
回到宗教的例子, 即使是同样一本圣经, 不同的教派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每个教派都让其信徒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义的, 最后酿成的宗教战争更不计其数. 近代以来, 宗教迷信逐步消退, 但遗留下的政治伦理道德, 仍然是以近似宗教的方式运作, 依然不能经受利益的腐蚀, 造成的无谓斗争仍然存在.
然而, 科学理性精神却与宗教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 科学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要求独立重复可验证, 这意味同样的物理定理在不同的文化, 种族, 宗教信仰的人类中, 得到的验证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非常可贵, 宗教经典或者道德伦理根本做不到的能力, 即提供全人类复杂事物认知的一致性. 在新冠疫情下, 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都一致认为, 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里制造出来, 无论是中国, 美国, 欧洲的顶尖科学家, 都持一样的观点, 对政治偏见, 阴谋论根本不屑一顾, 其团结全人类克服偏见的威力可见一斑.
然而, 英美的文化和欧洲大陆的传统不一样, 他们有很深的"反智主义". 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价值观是建立在"不可知论"上的, 抵制政治的科学性, 鼓吹退回到野蛮的自由状态, 实际上等于是让英美的资本豪强获得统治特权. 既然英美称霸全球数百年, 英美的统治阶级当然更没有动机去改变现状了, 而是千方百计的抵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 例如"自由大于平等"就是经常被鼓吹的例子.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 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复兴, 可是全球仍然有 4/5 的人类并不是华人, 如果中美霸权交替仅仅只是又一次的立场斗争, 利益斗争, 那这种崛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经常针对英国自诩为"仁慈的霸权", 虽然美国并不完美, 但好歹比英国的殖民主义稍稍进步些. 对于世界其他人而言, 如果中国只是又一个美国, 换成中国霸权, 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如果中国能够建立某种较为科学的政治学,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那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