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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 黃天才:(傳記文學)1998年9月號,蔣介石精心策劃確保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權,外蒙古問題使中共晚10年參加聯合國 (上)
    2011/01/08 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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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4月間,台《聯合報》駐美特派員王景弘根據美國政府出版品部(GPO)3月間出版的“1961—63年的美國外交關係”文書內容,連續發表了兩篇有關當 年“外蒙入會案”與“葉公超去職案”的通訊,披露了有關兩案的一些極可貴的秘辛,澄清了這兩樁涉及台美關係舊案的若干重要疑點,是40年來有關此兩樁疑案 內情資料披露最多的一次。

    解密資料梳理出“外蒙案”的明晰輪廓

    雖然,誠如《聯合報》資深記者翁台生在讀過王景弘兩篇專稿後撰文所指出的,由於台灣方面迄未提供相關的文書背景,以致有關兩案的若干疑團,仍令人不解。儘管我至今尚無機會見到美國政府出版品部出版的全書,但是單從王景弘專文所引述的部分內容看來,已經相當完整地拼湊出這一場中美角力的演變軌跡,尤其提供了一些我們多年來毫無所知的關鍵事實.總之,在這一批原始文件的幫助下,我們對模糊了數十年的“外蒙案”,已能梳理出一個明晰輪廓。

    我是當年在台北採訪此新聞的數百位新聞記者之一,1961年下半年,幾乎日夜忙碌於外蒙新聞的採訪.當時正是所謂威權統治的巔峰時期,此案又是最敏感的政治案件,老實說,我們新聞記者能發揮的空間實在有限。試想,位高望重如葉公超(當時的外交部長)者,稍一不慎竟遭罷黜並禁足15年,如此敏感的案子,豈是新聞記者能碰的!最嘔人的,倒不是內幕新聞採訪不易,而是千辛萬苦採訪得來的“內幕”不能發表。關於“外蒙案”及“葉案”,我自信當年都曾採訪到一些重要內幕,但當時只能扣留在自己秘藏的記事簿裡,等到過了二、三十年,機密性消失,可以發表的時候,卻已事過境遷,人們已不感興趣了。美國政府此次解密文書的發表,以及王景弘、翁台生兩君對此事的報導及討論,顯然又引起人們對此兩案的興趣,我想,我也可以把當年辛苦採訪所得與歷年細心蒐集的一些秘辛,發表出來了。

    “葉案”是“外蒙案”衍生出的副案

    首先要說明的,外蒙案與葉案不是兩個個案。 葉案不過是外蒙案衍生出來的一個“副案罷了。先說“外蒙案”。

    在幾近40年後的今天,一般人是難以想像外蒙案當年(1961年)在國際間——尤其在台、美之間會鬧得如此天翻地覆的。當時,蘇聯透過美國對中華民國施以強大的壓力,阻止台灣對外蒙入會案使用否決權本來,在客觀情勢的局限下,台根本沒有抗拒的本錢,除了忍辱聽命之外,實在不可能有其他動作。

    當時,蘇聯及美國所用以挾制台灣的,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蘇聯先威脅美國:如果台北否決外蒙的入會申請,蘇聯就否決非洲國家茅里塔尼亞入會,以作報復。美國為了使茅國能夠順利入會,遂來要求台北對外蒙放棄使用否決權。美國對台的說詞是:茅塔尼亞如遭否決,聯合國內11個非洲法語系會員國必然會遷怒於中華民國;這10多個非洲國家如果倒向共產集團,對中華民國代表權必然非常不利,因此,美國希望台灣不要因小失大,以免得不償失云云。

    的確,美國說的是實話,在1950—60年代的那段時間裡,聯合國代表權是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死守的一個據點,任何可能危及中華民國代表權的行動,台北都會極力避免。美國因受蘇俄要挾,而來勸阻台對外蒙行使否決權,台灣礙於情勢,只好忍氣吞聲。

    中常會通過“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決議

    可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台北在毫無抗拒本錢的不利情況下,竟然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做出了強力反彈。起初,美國似乎並不在意,以為台北是為了面子問題,故作姿態而已。不料,台北在美國不斷的施壓之下,反彈愈來愈強烈,甚至有意將此項抗拒行動擴大為一場一致對外的全民政治運動似 的,首先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通過“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決議;繼由行政院成立聯合國事務專案小組,負責貫徹執行黨政高層 的決策;同時,最高民意機構的立法院,也通過支持行政院不顧一切,否決到底的行動方針;至於島內外輿論,只要黨政力量影響所能及的各式媒體, 對此項決策都公開表示支持,全台總動員做得相當徹底。

    如果在今天,對這樣一項不顧形勢,不計後果的外交策略,必有許多人表示置疑甚或公開反對。但在當年,蔣介石既已宣示玉石俱焚的決心,就不能再有異議。人們縱使心有異議,亦不敢公開表露出來。華盛頓方面也知道蔣是唯一關鍵人物,所以自始至終,美國的交涉對象,就鎖定蔣介石一人。

    那一年,從6月以後,台、美雙方就陷在尖銳的直接衝突之中。及至10月上旬,安理會復會日期已定,情勢緊迫,僵局並無鬆解跡象。

    當時,台北在沉重低氣壓中煎熬。一般預料,美國在蘇聯及非洲法語系國家的雙重壓力下,絕對會使用一切力量阻止中華民國對外蒙行使否決權。台方讓步吧,幾個月來信誓旦旦寧為玉碎的豪語都成了廢話,國家尊嚴,政府威信,士氣民心,豈不都賠進去了? ……可是,如果信守誓言,否決外蒙,真弄成玉石俱焚的結局,連帶代表權也失去了,值得嗎?安知這不是蘇聯和中共設計的圈套,故意用外蒙為餌,誘使中華民國否決外蒙入會,讓台灣得罪了美國,激怒了非洲法語系國家結果,中華民國自陷絕境,終被逼出了聯合國,中共、“外蒙”反而登堂入室了。總之,算來算去,台灣都無法脫困,是注定了的輸家。

    葉公超返台和肯尼迪的聲明

    1961年10月,在對峙的極度緊張中,駐美大使葉公超突然於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時,距安理會復會日期(10月23日)不到10天,一般相信葉公超返台,是攜來美國的最後通牒,要不就是中華民國召回駐美大使以示決裂了。

    10月20日,葉公超返台後第6天,忽聞美國總甘迺迪在華盛頓發表聲明,宣稱美國強烈反對中共參加聯合國或聯合國所屬的任何機構,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合 法地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 ,美國一直認為中華民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全力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的地位與所有權利。

    甘迺迪的聲明,經報紙一致顯著刊登,雖然一般並未看出此項聲明與外蒙案有何重大直接關係,但從外交部鄭重其事地發表書面談話,對肯甘迺迪聲明表示歡迎等等動作看來,外蒙案的僵局似乎有了鬆動跡象。

    台灣決定對外蒙不使用否決權

    21日,《聯合報》在第1版上突然獨家刊出“政府已訓令我代表團”的新聞。雖未說明消息來自何方,只有據悉二字,但在當時緊張氣氛下,《聯合報》如無可靠來源,自不敢輕易發表此項消息。至此,放棄使用否決權一事,已是相當明朗化了《聯合報》新聞中對台灣方面為何在一夜之間改變立場亦未作說明,但情勢不言而喻甘迺迪聲明是唯一原因。

    21日星期六,恰是國民黨中常會每週例會的日子。 中常會是大政決策核心,照例由蔣介石親自主持。 “外蒙案”決策既有變動,中常會必有周詳檢討及討論。

    中常會是絕對機密的會議,向例不許旁聽,會後從不發布新聞。當年,中常會人數不像現在這麼多,只有10來位,列席者更少,與會者對會議內容都守口如瓶. 新聞記者採訪,只能在散會之後,半秘密地專訪幾位平日比較有交情的資深常委,每人透露一鱗半爪,通常要專訪3、4位常委,才能拼湊出一樁要案的大致輪廓。

    10月下旬,各媒體刊出國民黨中常會對外蒙案決定採彈性政策,放棄使用否決權。

    不過,21日那天的中常會新聞採訪倒不這麼費勁。因為早上的《聯合報》已經透露了訊息,中常委們不再像以往那麼口緊,第二天各重要報紙上,都刊出國民黨中常會對外蒙案決定採彈性政策,放棄使用否決權的新聞。

    由於台方僅甘迺迪的一紙聲明就放棄了半年來信誓旦旦的否決外蒙策略,在民眾之間引起了十分複雜的反應。雖然,絕大多數人都感到心頭如釋重負,玉石俱焚的慘痛結局是避免了,但想想幾個月來上上下下誓死反對,竟然未能博得友邦美國的尊重與同情,結果硬逼得我們忍辱負重地讓步,這口冤氣,實在也很難嚥下去。

    至於蔣介石個人的感受,想來必然又氣又嘔. 因為,舉世周知,否決外蒙的策略是蔣決定的,而且由蔣親自督促上下徹底奉行。結果終因抗拒不住美國壓力而讓步,只好藉用美國所安排甘迺迪聲明”為下台階梯而黯然收兵。一般相信,在此一戰役中,所受創痛及折辱最深的,當為蔣介石本人。

    猶憶當日採訪中常會新聞時,曾有部分與會人士隱約透露蔣在會議席上講了許多話,且曾一度發脾氣罵人。我為了準備次週的《星期專欄》資料,決意對當日中常會會議詳情,尤其對蔣談話內容作深入採訪。於是,在隨後的兩三天內,我分別專訪了6、7位中常委及列席人士。不料,採訪所得,竟大大出我意料。半年來我和千百位新聞同業所致力採訪的外蒙案之真實背景,竟和我們一向所了解的,或所想像的,完全不同。這一場國際外交角力中的秘辛,說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蔣介石亮出自己的底牌

    據說,1961年10月21日那天的中常會,氣氛比往常要更嚴肅凝重一些。會議開始後,蔣介石首先說明:“'外蒙入會案'在美國總統發表堅定支持我在聯合國'代表權'的聲明之後,已告一段落;'外蒙'入會,我們是一直反對的,但策略可以略具彈性,不一定要使用否決權”蔣說明之後,有一兩位中常委發言,大意都是說蔣此項痛苦的決定,相信可以獲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因為,不能因小失大,如果因否決外蒙而危及代表權,實在不值得云雲. 蔣對這樣的發言,未作任何回應。隨後,另兩位重量級中常委——谷正綱及張道藩相繼發言,立場卻和先前幾位發言者完全不同. 據說,谷、張兩位均激憤指出:我們在最後關頭,只甘迺迪的一紙聲明,就放棄了自己的立場,這樣做法,能得到民眾的諒解嗎?領袖的威信,政府的威信,都賠進去了,我們“毋為瓦全”的決心到哪裡去了? ……據說,蔣介石聽到谷、張兩位的發言,面色愈來愈凝重,最後,蔣公以極其嚴厲的口吻,講了很長一段話。

    蔣介石開宗明義指出:這次外蒙案表面上看,我們是反對外蒙入會,其實,我們的真正目的,是確保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代表權是我們當前在國際外交戰場上必須堅守的一個據點,一個非守住不可的堡壘。可是現在,我們代表權遭遇到極大危機。一方面是國際情勢有了很大變化,韓戰結束已經7、8年,國際間對蘇俄和中共的“本質”已經忘記,姑息氣氛濃厚。同時,聯合國內部情勢變動也很大,新興國家紛紛加入,會員國已將近100個,意見分歧,不像以往那麼單純. 這些情況,都對我們代表權不利. 往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所使用的緩議策略,已不能再用了. 從去年起我們代表權的案子,已被列入大會議程。這是蘇俄、中共直接攻向我們的代表權來了。

    在1961年10月21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蔣介石亮出他確保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之底牌後,對自己的話做了詳細的解釋。

    美國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動

    蔣介石說:美國一直是防衛我們代表權的主力,它是自由世界的領袖,而且在安理會中握有否決權,只要美國立場堅定,不對蘇俄、中共妥協讓步,中共是絕對進不了聯合國的。只是美國國內政局今年也發生了很大變動,美國總統由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換成民主黨的肯尼迪,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由我們的老戰友洛奇換成自由主義分子(拙按:liberals not liberalism)史蒂文生。甘迺尼迪對我代表權的保衛,是否還會像艾森豪威爾總統一樣堅定不移? 史蒂文生這位前線總指揮,是否會像洛奇一樣堅守立場?老實說,我們毫無把握. 美國民主黨初入白宮主政,意氣風發,我們去請求他們幫忙保衛我們的代表權,美國會慨然答應嗎?今年開年以來,我們透過正常外交管道,一再向美國提出要求,都未得到美國的確實承諾。

    國際外交場合,是講求實際利害的。在處理雙方關係時,必須互有所求,對雙方都有利,才能有真正的合作. 我們今天的處境,想要美國全力支持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那隻有美國也因某一樁事件或某一樁案子需要我們的支持或合作時,相互交換,彼此幫忙,美國才會同意。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強求不得的。

    企盼中發生“外蒙入會案”

    不想,在我們的迫切企盼中,這樣的一個機會,竟然來臨而且,這個機會是蘇俄為我們造成的,這就是“外蒙入會案”。

    外蒙申請入會,本是一件老案子,蘇俄提過好幾次,都未成功。茅利塔尼亞是非洲新獨立的國家,第一次申請入會,這兩件案子,風馬牛不相及,不料,蘇俄卻把兩件入會案纏在一塊兒處理。蘇俄明知台是反對外蒙入會的,它卻要挾美國,如果台否決外蒙,它將否決毛利塔尼亞。美國對蘇俄的此一要挾不據理抗拒,卻來要求我們放棄對外蒙使用否決權。老實說,美、俄兩大強權如此不顧國際正義,施展強權外交,我們有絕對的理由,拒絕美國的要求。

    美國認定台灣絕不會不顧自己代表權的安危而堅持對外蒙使用否決權。於是,美國一面繼續施加壓力,一面發動聯合國內11個非洲法語系會員國提出恫嚇,揚言毛國如因中華民國否決外蒙而致未能入會,非洲法語系11國不再支持台代表權,將改而支持中共入會云云。

    我們以美國既對我有所要求,則我自亦可要求美國有所回報,遂透過外交管道,向甘迺迪總統明白表示“可以考慮不使用否決權”,但要求肯尼迪總統公開表明對我代表權堅定支持,必要時,並將使用否決權以拒阻中共進入聯合國。我們這個要求並不過分,這本來就是美國多年來所堅持的立場。美國今年換了新總統,但我們這個要求,也並沒有讓新總統為難。可是,甘迺迪總統就是不肯同意。

    甘迺迪總統如此堅拒我們的要求,我們研判,如果不是美國真的考慮改變它的台美政策,就是美國認為我們根本沒有抗拒美國壓力的條件或實力。這兩者都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至此,我們終於覺悟到:非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與敢於承當任何嚴重後果的勇氣,是絕無可能在這場國際角逐中扭轉逆勢了。

    於是,我們從多方面動員,展示一致決心,黨、政、民意機關、民間社團、新聞輿論、社會輿情,一致支持否決外蒙到底. 要不是我們展示了這種不計後果的決心,能贏得甘迺迪強烈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的這樣公開聲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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