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科學與民主的關係

緣起

1989年五月六日，科學月刊社主辦「科學與人文的省思」研討會，邀請李國偉先生發表紀念五四的專文──〈科學與民主的關係〉。該文於1990年五月號《科學月刊》中刊出，並說明是「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而作」。

李先生的大作中，主要闡明：科學與民主並沒有邏輯上必然的因果關係，只是巧合地共同發生，而被相提並論。李先生並就科學社群的民主問題、民主社會運用科學知識的問題等，說明科學與民主間不但缺乏因果關係，而且是互斥關係，例如：科學的權威性質、非主流意見受到壓制、專業知識訴諸權威、最先進的知識可能配上最保守的立場、科學家具有擬似巫師的特質、科學家不能避開社會中特定利益的團
體、專家的意見也常包含偏見等等，以印證其觀點（見附圖）。

個人認為，民國八年的「五四」，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口號，在近代中國掀起了鮮明的一頁歷史，迄今對知識分子而言，仍是一長串值得省思的問號。尤其七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面對的是政治上的分裂局面，而海峽兩岸仍以「民主」作追求的目標，的確牽引出知識分子相當複雜的情懷。李先生以邏輯推理來論證科學與民主不具因果關係，誠然是創新之見，足以釐清一般人對「科學萬能」之誤解，或點破某些政客假借「科學」之名，扛「民主」之招牌，卻行「專制」之實的本質。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科學與民主雖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是否仍存在其他的緊密關係呢？我們是否可嘗試從其他角度來探討此問題？

筆者認為：天下事往往有其多面性，此問題亦不例外。科學與民主兩者間應是互補關係，而非相斥關係。換言之，李先生忽略了另一重要因素──「自由」，以致未見及科學、民主、自由這三者鼎足而立、相依相生的循環關係。科學與民主在本質上絕對有相互依存之處，「科學要民主，民主要科學」絕對有其實質意義，只是不能以直線式的關係來理解，而必須以圓形循環式的關係來思考，才能窺其全貌。

引發筆者作如此思考的線索，是李先生在討論會上舉蘇俄科學成就為例證，認為「今日蘇俄世界一流的科學成就，便把民主是科學發展的必要條件的假設徹底推翻了。」筆者對此例證深感不以為然。個人的疑點是：一、蘇聯的科技成就與其派出數以萬計科技間諜，在自由世界竊取情報有關，豈能視為「世界一流的科學成就」？二、蘇聯特別創設「科學城」，提供與其政治制度下截然不同的「自由」環境，以爭取科技人才為其效力，是否可見「自由」乃科學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

以下謹就個人之觀點詳加說明：

一、蘇聯並無世界一流的科學成就

蘇聯的科學成就，多年來一直表現在科學技術的軍事應用層面，只注重技術，並不重視科學的真正內涵。所謂「只要技術、不要科學」是其一貫採納的二分法理念。例如派遣數以萬計的間諜，在西方高科技工業中心，竊取或價購西方科技發明的成果，試以蘇聯製TU-144型超音速客機為例，其設計藍圖幾乎完全抄襲英、法兩國合作研發的協和號客機。可見蘇聯在工業及技術等許
多方面的進步，在實質上，並無法認定為其自身之真正成就，故「世界一流的科學成就」實有待商榷。

二、思想自由與資訊公開是科學發展的原動力

蘇聯為了爭取科技人才，在其國內建立「科學城」。一切規畫完全仿效西方社會的模式，設有美國式的超級市場，提供在蘇境內難得見到的生活享受，書店中也販售當期的《時代》雜誌、《新聞週刊》等等，再利用某些科學家盲目的愛國心，促使其貢獻心智於純粹的科技發展。

科學城的構想，比之於現在大陸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蘇共當局深知：「自由」才是科學發展的最重要基礎，故特別將這個與其政治制度相互矛盾的「自由科學城」，統一在完全不自由的大環境之內。

但是任何良心未泯的科學家，只要他走出實驗室與科學城，實際見到一般民眾真實的生活狀況，加上理性的思考，必然在其心底升起重重的迷惑，幾乎立刻會懷疑：自己在象牙塔中奮力貢獻，到底有何價值？可能只是造就或維持一個壓迫人民的官僚機器，對於全體國民生活的改善、思想的開放、精神的提升等等，絲毫無作用。

無怪乎蘇聯著名的物理學家沙卡洛夫，在被迫離開科學研究工作之後，毅然決然，奮不顧身的投入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社會運動。

三、探討科學與民主的關係，不能避開「自由」這一要素
由蘇俄科學城之例，個人認為：科學與民主雖然沒有直接的
邏輯推理關係，但是發展科學需要先有完全自由的環境，方有發展的可能，這一點即使是專制政體的領導者，內心深處也不敢否認其為事實。而以目前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經驗來看，真正的「自由」唯有在民主法治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能得到明確的保障。

因此，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環境，是科學發展的沃土，而「科學」所培育出的求真精神與理性態度，又是提升民主政治素養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唯有如此，政壇人物才能以誠信態度講理，而非玩弄騙術或以暴力抗爭為要脅。

可見科學與民主之間，因為「自由」這一重要的因素，而益發顯現其相依相生、密不可分的關係（見附圖）換言之，若避開「自由」這一要素不談，我們則無法真正清楚看出科學與民主間的互補關係。

四、科學理性的態度可以提升民主的素質

科學精神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培養理性思考問題的心態，這對民主政治有何等影響？

我們知道從一種學術理想轉變為生活的實踐時，在轉型期間欠缺可依循的經驗與規範，一般人難免有些不正確的反應，民主政治亦不例外。實踐之初，一般人易誤以為人多勢眾就代表真理，可以隨意處置居於少數的一方。如法國大革命時，我們從巴黎公社所見的歷史事實，多數人任意公審處決少數反對者，以致殺人盈野。這種「民主」不但未帶來任何安定和平，反而增添了濫權的恐怖氣氛。所以我們今天談
民主，多半不贊成這種無法無天、暴民政治的新霸權作風。

透過科學精神展現的理性態度，其可貴處在於能站在對方的立場，較全面的設想問題。如此可發現少數的一方，其實常有正確的見解，甚至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是，少數不同於流俗的超卓之士，往往能有超乎時代的創見。

四百多年前哥白尼的時代，主張「地動說」的先知者，要冒著被宗教法庭燒死的危險，被視為「異端邪說」，若執意不改，就要付出喪失生命的代價。而今天，若堅持不相信地球會自轉，或不願接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人士，仍然可以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下逍遙自在的生活，不必擔心因為思想觀念與眾不同而橫遭迫害。從這樣截然不同的鮮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理性的民主政治，是現代人類發展出來多麼可貴的制度，而科學又在其間扮演了多麼關鍵的角色！

五、今日已有調和科學威權性質與民主決策間之可行管道
民主制度發展至今日，對於如何運用科學知識，防止科學淪
為專制的工具，事實上已有良好的模式。以美國為例，可謂當前實行民主政治國家的典範，尤其可與蘇聯制度做截然不同的對比，值得我們作借鏡。

調和科學與民主之間的管道就是要建立良好進步的制度，試以「公聽會制度」為例。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是分工細密的專家社會，不同的專業領域間差異甚大，常使人興起「隔行如隔山」之嘆。對各行各業樣樣精通的「全能之士」可謂極不可能，但是民主社會中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涉及各項專業知識的運用，如何融合不同專家的意見？「公聽會」就是融合專業權威性與民主普遍性於一爐的絕佳設計。

手握決策大權的行政或立法大員們，即使是科學界的門外漢，亦可透過公聽會制度，邀請專家學者來公開辯論，質疑問難，甚至故意邀請立場見解完全相反的兩派專家來做公開的說明。在這種形同考試的公聽會上，擁有專門學識的專家，為了闡明己見，千方百計想盡辦法，以普通人聽得懂的話語，來介紹自己的專業知識，而講理不鬥力的辯論過程，正是互相溝通達成共識的最佳途徑。即使勢均力敵、相持不
下，必須付諸表決時，決策者對問題的來龍去脈也有通盤的了解，不至於違背公眾的權益。

另一個例子，就是「專家委員會」。這是當社會上發生重大爭議，或有危害公眾安全的重大災難時，決策者常立刻組成「專家委員會」，做深入調查，期能改善現行有缺陷的操作程序，避免重蹈覆轍。這種制度，可使行政決策者避免獨斷專行之弊，或是「外行領導內行」的譏評，且可博得民主化領導的好名聲。

挑戰者號太空梭發射失敗後，立刻由前太空人阿姆斯壯組成調查委員會，作詳細的調查評估，並對國會提出報告，就是一個例子。

調查委員會的主持人，並不一定要有專業技術的背景，而要求其權威性與客觀性並重。以美國調查愛滋病防治政策缺失案為例，前美國總統雷根在決定修訂愛滋病防治策略前，任命退休海軍上將魏金斯（J. Watkins），組成十三人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醫學專業及非專業的人才。主持人並非醫學專家，但是行政經驗豐富。該委員會費時數月，到全國各地去調查訪問，然後做出令人信服的總結報告，提出180項改
革建議。行政管理專家與醫療專家對委員會的貢獻，同樣受到肯定，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例子。

我們從上述兩例，可見到專家的科學權威受到尊重，民主的普遍、公平與多數決的原則，也得到合理的保護。可見在民主政治下，因為可以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再藉由合理的制度規範，使科學的功能真正得以彰顯，而受過科學訓練的專家們，不但沒有落入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的窠臼，反而能夠互相尊重、互相協調，建立共識，進而共同維護國家與社會的健全發展。

爭取民主、科學、自由迄今仍是天安門廣場前最響亮的呼聲。我們嘗試從另一角度出發，更可以明確的看出三者之間存在著鼎立而相生的循環關係，彼此環環相扣，相互依存、影響。個人認為：這樣的思考與詮釋，不僅有助於我們的認知程度；更有助於我們對未來前途建立信心。相信唯有真正始終不懈的朝向民主與科學的大道邁進，中國社會的未來才真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