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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9/16 15:04:41瀏覽337|回應0|推薦5 | |
基督徒的爭戰(三) 亓官先生認為一位優秀的歷史家應該是個大偵探,能夠從蛛絲馬跡等微物證據找出真相,為冤獄平反。在此可以提出一項有力旁證,解讀張敏之校長的冤情。 2013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澱區四季青地區西山國家森林公園。 無名英雄廣場的花崗岩牆上則用陰文素鐫著846位在台灣被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姓名, 其中有部分為空白,代表未留下姓名的無名人士,以便今後隨時增補。 至今13年過去,張敏之校長冤死案中犧牲的七位師生,沒有一位被承認為中共烈士身分, 這也說明犧牲的七位師生,沒有中共派遣人員在內。 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因何事賈禍? 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匪諜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中一段記載: 「其最顯著的不法行為,為聯中學生自煙台、青島等地流亡上海,轉赴湖南, 於卅七年間途經杭州時,張匪敏之、鄒匪鑑、劉匪永祥等,藉端領導全體學生,搗毀杭州車站。」 山東籍國大代表裴鳴宇老先生,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 ,根據立法委員崔唯吾老先生(張敏之校長的初中老師)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 崔唯吾氏回去後,又派人送來立法院信紙,囑咐吳墉祥重新謄寫。 這一段記載的離奇之處在於「山東流亡學生」隊伍並沒有進入杭州, 如何在杭州火車站肇事 ? 此事卻在煙台二聯中流亡學生申志敏與申家祿姊弟二人的日記, 巧合地留下線索。 「火車開到湖南省安化縣橋頭河鎮,這裡是煙台聯中二校預定復學的地方, 但開課還沒半年,就發生一分校趙蘭亭校長跟二分校鄒鑑校長鬧不合的事件, 兩派人馬為了拱誰當總校長,如何安排為數不多的經費,弄得相當不愉快。 爭執中趙蘭亭校長一度拔出手槍,誤傷煙台聯中的學生馬鴻福,學生們群起奪槍, 用槍柄擊傷了趙蘭亭後腦,趙蘭亭則因為這個衝動的舉措,被迫離開聯校的隊伍。」 殊不知這匆匆落幕的校長之爭,已為這支流亡隊伍埋下凶險殺機。 澎湖713事件後風聲鶴唳,有人開始散播匪諜潛入這群「山東流亡學生」之中, 濟南聯中跟煙台聯中的校長們雖然都願意為學生擔保,絕對沒有任何危險思想, 但是謠言很快就吹到了張敏之跟鄒鑑兩位校長身上,一度傳出是他們授意或 暗示學生製造反動抗爭。截至七月底,總共逮捕了上百位學生。 讓713事件擴大為匪諜抓捕,最後造成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死刑,以及 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五位學生被判處死刑的關鍵人物, 居然就是那個獨自前往上海,轉進臺灣的趙蘭亭校長。因為爭奪總校長的舊故, 他舉報鄒鑑、張敏之校長及其他師生為匪諜,才讓澎湖713抓兵事件演變為匪諜疑雲, 成為「外省人的二二八」。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是沒有監督制衡的軍事單位。 2024/04/11亓官先生曾經撰文分析: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於1949年6月21日, 是由下野的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台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 將嵊泗列島、舟山群島、福州、廈門及台灣融合成一個攻守整體, 經行政院政務會議於7月18日通過,公署設於介壽館,名義上轄有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四省。 1949年12月7日行政院遷臺,也搬入介壽館後,公署與行政院在角色及功能上都重疊, 1950年3月15日,復行視事的蔣總統下令撤廢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人員與業務轉移至總統府及行政院。 僅僅運作8個月24天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卻留下多年難解的冤案,供人憑弔。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首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轄下的江蘇省保安司令丁治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 福建省保安司令劉建緒、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成為雄霸一方的四大金剛。 陳誠,丁治磐、湯恩伯、劉建緒、經歷過八年抗戰。軍功顯赫。都是上將, 唯獨彭孟緝資歷較淺只是中將。 「保安司令部」屬於戰時戡亂體制,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沒有監督制衡的相對單位。 江蘇、浙江、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當時都忙於撤退工作、沒有真正實權,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剛經歷過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危疑震撼風暴,台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卻是有實權的軍政長官。 1949年12月12日,〈中央日報〉與〈新生報〉均以黑體字報導「煙台聯中匪諜案」, 說明前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等七人, 由大陸遷至澎湖後,因匪諜嫌疑被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死刑, 於三十八年報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核准執行一案,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 (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 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 1949年12月6日,陳誠批示:照判執行,1949年12月11日,七人於臺北市馬場町刑場槍決, 這一年,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四十三歲。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一般簡稱為《臺灣省戒嚴令》,是一個於 1949年5月19日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的戒嚴令, 內容為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它附屬島嶼) 實施戒嚴。 陳誠當時有三重身分,分別為「東南軍政長官」、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彭孟緝則有雙重身分、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和臺灣省警備副總司令。 當其一意孤行的作為時,雖然有山東省議會議長裴鳴宇的辨冤書, 立法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當時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台灣省保安副司令的彭孟緝一概 置之不顧,時人有「戰亂時代人命不如螻蟻」的感嘆,在本案尤其明顯。 匪諜案爆發後,全案交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偵查, 學生遭受酷刑逼供認罪,包括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灌水等無所不用其極。 九月底,韓鳳儀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報告,已破獲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等數十名, 保安司令吳國禎與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即派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等三人親赴澎湖調查。 10月6日舒紹鴻報告,已查出匪諜八十餘名或近百名,依李振清建議, 將情節嚴重者解送台北,情節較輕者就地自新。 十月二十七日, 韓鳳儀將南下匪諜張敏之解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繼續審訊, 十月三十一日 該批嫌犯由馬公鎮搭海穗艦解往台灣基隆,交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繼續審理。 1949年11月1日,保安司令吳國禎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即派舒紹鴻為審判長,王傳鑫與陳煥生為審判官,審理匪諜案。 學生被迫當兵 只有軍事操練,不提就學讀書的承諾,引起學生不滿,胸中怨恨無處發洩, 與同學通信發牢騷,住漁翁島的學生王治中(即王光耀)寫給朋友信中有詆毀李振清內容, 又引用毛澤東言論,兩封信都被政工人員查獲。 1949年8月18日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李振清向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舉報, 查獲澎湖島內匪諜分子,此時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四處求援, 去信前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促請諸位山東大家長調查,信全被政工人員查獲。 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構陷張敏之校長的經過 根據曾經被扣案的「張敏之校長求救字條」記載: 『仲躋翰〔字墨園〕先生係空軍老軍官,赴馬公參觀,適逢馬公案情發生, 據云韓部欲加敏之以妨碍建軍罪,學生受酷刑逼學生承認匪諜,學生高聲說「是」 即停刑, 逼學生說出作匪諜的介紹人,學生受不過,順口說「校中陳先生」, 問口供的說不是,再加刑,學生說苑主任,問口供的說不是,再刑! 學生說:「張校長」,問口供的說:「對啦! 對啦!你早這樣說不就好了嗎 ?」 孫盟組織我絕未參加, 在馬公韓部強迫學生承認匪諜, 並強迫學生牽掣我入案, 我被捕遭酷刑,韓部捏造口供, 強迫我繕寫簽字,來到台北等候法官二次傳訊, 我一定要把以前被捏造口供的事實說明, 因為第一次法官問我的話很簡單,不讓我多講話。』 紙條中內容分析起來,可以察覺冤屈之所在。 仲躋翰字墨園 ,1885年出生,山東省黃縣海岱鄉河口成家村人。 1916 年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5期步科學習,因學習進度延遲,與第7期同學畢業。 1919 年9月,派任中東路護路軍司令部基層軍官。1923 年轉投晉軍,歷任山西學兵團連長、 第9旅營長等職。1926 年9月任第46團團長,是年10月入晉綏軍軍官教導團受訓, 旋調山西航空預備學校受訓。1927 年2月預校改稱山西陸軍航空學校,仍繼續受訓。 1928 年8月任第3集團軍航空處處長。1929 年9月航空處改編為航空學校,改任校長。 1930 年1月航空學校改為山西航空大隊,改任副大隊長,是年4月任大隊長, 6月任反蔣聯軍第3方面軍高參,10月調任軍官教導團軍官第2隊隊長。 1931 年10月任山西民航局檢查處處長。1932 年3月民航局改編為晉綏航空隊,改任隊長。 1936 年8月任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5期副主任,1937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高參。 1939 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駐伊犁軍事研究所主任。 1943年12月任第3戰區軍法執行部分監部分監。 1946 年5月晉任陸軍少將,並退伍為預備役。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移居臺灣。 1974 年在臺灣屏東病逝。 仲躋翰來澎湖後,赴馬公參觀,適逢馬公案情發生, 因同鄉情誼告訴張敏之校長,39師韓鳳儀師長,欲以妨碍建軍罪誣陷張校長, 並告知學生受酷刑逼學生承認匪諜罪,不料, 除了眾學生受酷刑取供, 張敏之校長也遭酷刑,韓鳳儀部捏造口供,強迫張敏之校長繕寫簽字。 紙條中所提及的「苑主任」是苑覺非先生,乃前任台大哲學系主任教授苑舉正的父親。 紙條中所提及的「孫盟」是「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的簡稱, 在國民黨反蔣派別中, 孫盟是個較小的組織, 它於1945 年春在重慶開始醞釀, 1947 年春在南京碑亭坊 東方旅社幾度秘密集會後, 正式宣告成立, 其目的是要從蔣政權內部分化瓦解蔣政權。 1948年春, 在南京賀耀祖的秘書龔雲村住宅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 通過孫盟的政治綱領, 提出以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蔣聯共為宗旨, 並在江蘇、浙江、南京、上海等地 建立秘密組織, 運用各種機會與各種名義, 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 秘密開展反蔣活動。 回顧山東流亡學生的路程,很難想像在青島帶領學生流亡途中的張敏之校長, 如何能分身去參加一個1948年春才在南京秘密運作的「孫盟」,又是未被公開的反蔣活動。 無奈當時國民黨剛從大陸敗退來台,處於風雨飄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危疑震撼階段, 對任何人都不敢信任,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任審判長,王傳鑫與陳煥生任審判官, 審理匪諜案時。三人見到張敏之校長與「孫盟」有所牽扯,雖然張敏之校長的老師 崔唯吾邀集山東來台的「省府委員」「議會議長」 「立法委員」 「國大代表」等要員名流二十多人, 聯名致函,向當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陳誠、 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和臺灣省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陳情鳴冤,也是無力為其平反,而鑄成遷台後最大冤案! 構陷張敏之校長的內容從妨碍建軍罪開始,推導出匪諜,再構陷張敏之校長參加「孫盟」組織, 把張敏之校長貼上一個「反蔣」的標籤, 難怪張公度參軍(中將參軍張公度即張家銓, 是清代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孫子,時任總統府中將參軍)初步調查後,認為書面資料沒有違失。 張敏之校長的老師崔唯吾老先生保證張敏之校長是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 堅定追隨政府才會來台,不可能「反蔣」,更不會參加共產黨, 無奈逃難中的國軍看到黑影就開槍,主事者皆無暇追查真相。 現在來分析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的角色, 韓鳳儀師長經歷過國共內戰,手下只剩500多士兵, 李振清司令的40軍已被中共全部接收, 他本人當時因為養病,不在前線,因此是孤身一人抵達澎湖,二人見到八千位家鄉子弟 來到澎湖,頓時對於東山再起充滿了希望,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揣摩上意之餘, 當然對張敏之校長的不合作態度非常反感,把張敏之校長向敵我矛盾的方向推去,顯然最省力,澎湖案的發生,先天條件俱足。 但是亓官先生在此必須提出一種可能: 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才最可能是中共派遣人員, 製造冤案讓人對國民黨反感,才是他的最大目的。 動用刑求手段取供, 把張敏之校長加入「反蔣」的孫盟組織, 構陷的內容匪夷所思, 尤其孫盟組織是共黨新創的秘密活動, 所知者甚少,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卻能引用自如, 可見其身分才是更加可疑,不幸在兵荒馬亂的當下,無法深究了! 王中逵老先生在澎湖見到真相 作者: 許劍虹、 江飛宇 既是抗戰老兵,也目睹山東流亡學生被迫參軍的王中逵先生。(許劍虹攝) 在1949年7月13日,發生於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案」,由於的確造成許多冤案, 許多學生也被迫服役,因此被許多人定位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在近年逐漸成了台灣政界、史學界與媒體界關注的焦點。 比方說,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 大選期間,就有人為了影響國民黨選情,捏造了無黨籍候選人趙衍慶先生的 「山東流亡學生」受害者身份。 而今年7月13日,又有個團隊打算出版一套以此事件做為背景的互動文字遊戲。 話題是愈炒愈熱,但真相卻愈發模糊,許多人只知道這是白色恐怖第一案, 其他就任由想像力發揮了。 不過,真相仍然非常重要,因此《中時新聞網》記者去訪問了 真實親歷「山東流亡學生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家住台北市松山區的抗戰老兵王中逵先生, 他認為這起歷史悲劇所代表的,並不是社會大眾所以為的白色恐怖事件那般簡單。 主要是涉及到國軍內部的派系鬥爭,老人家認為整起「山東流亡學生案」的背後, 還有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值得討論。 受害者不是只有老師與學生 首先有大眾常常被事件名稱所誤解,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八千多名 集中在「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的師長與學生而已。 王中逵表示,幾乎當時所有被集中在澎湖的山東人,都可以稱得上這個事件的廣義受害者。 他們當中除了老師與學生,還有軍人、警察、國大代表甚至立法委員,所以他認為, 此案應該叫「山東流亡者案」更符合事實。 比如說,王中逵雖為受害者,但他自己並不是流亡學生。王中逵在當時已經是陸軍的無線電通信員, 並追隨山東省保安第3師師長張景月打了三年的抗日游擊戰,所以當案件發生時, 他其實已經是名老兵了。那麼,為什麼身為無線電通信員的王中逵,會出現在澎湖呢? 原來,王中逵剛剛撤退到台灣後不久,就得到張景月的邀請,希望一同回到大陸從事反共游擊戰。 當時張景月希望與時任大韓民國總統的李承晚合作,以一艘國軍砲艦為基地, 對山東沿海地區實施騷擾。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因此張景月到山東青年聚集最多的澎湖去招兵買馬。 由於王中逵具有操作無線電設備的技能,也就加入了這支反共游擊隊, 與其他五十多名隊員前往澎湖。沒想到原本答應配合張景月計畫的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卻突然變卦, 王中逵一行人抵達馬公後,就遭到李振清的軟禁。王中逵回憶,他們一行人 被集中馬公的媽祖廟內管理,平時可以自由活動,但是不可以離開澎湖。 顯然李振清不僅想要強迫青年學子當兵,同時也想併吞張景月手下的游擊戰士。 張景月這才知道李振清這個司令是沒兵的,才要如此抓員充額,當然也就不可能允許 其他人也在此召兵。這才是當年的事實。 當年李振清為了召兵,出現許多令王中逵感到荒謬的情景,其中最感到怵目驚心的 就是李振清連撤退到澎湖的數百名青島員警都不放過。這群員警為了抗拒強制徵兵, 警察們一度還拒穿軍裝,而是穿著黑色的棉衣、架起了重機槍,如同作戰演習一般準備 與李振清的部隊決一死戰。不過到最後,由於李振清的行動得到了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的支持, 警察們最後仍只得被迫屈服。 到底有多少學生死亡? 由於自己沒有被限制行動,王中逵在1949年7月13日當天,僅隔著一道圍牆, 全程目睹到「山東流亡學生案」的經過。那天一開始是李振清將軍給學生們訓話, 由於距離很遠,訓話的內容他並沒有聽到。不久學生們就開始起鬨鼓譟, 顯然是對李振清的演說感到不滿。接著,被激怒的李振清一氣之下將手中的棍子給打斷, 然後要求學生選出一位代表與他對話。結果沒想到,那名學生代表才剛到台前, 就被衛兵以刺刀刺中臀部而倒地。很快的就有幾名士兵將該名受傷的學生抬了出去。 在當下王中逵還真的以為那位學生是被抬去槍斃。 但出乎意料的是,沒多久那名學生 又被抬回到了操場,而且屁股上很明顯的有包紮的痕跡。王中逵才鬆了一口氣, 瞭解李振清將軍還不至於惡劣到對學生下毒手。不過,為了防止學生逃離, 李振清的一些手段也確實令人不敢苟同。比如他會派士兵拿棍子到碼頭邊埋伏, 只要有人想要搭船離開就會被打。 王中逵表示,當時許多女學生為了逃離澎湖, 刻意與在馬公整補的海軍官兵交好。而這些海軍弟兄有不少人是畢業自青島海軍學校的山東人。 女學生希望透過這些來自海軍的男朋友,可以偷偷搭乘軍艦逃離澎湖。 結果,事跡敗露,李振清下令士兵對所有靠近碼頭者都不分男女給予棍子伺候, 導致許多想要結交海軍男朋友的女學生也跟著一起挨打。 誰該為「山東流亡學生案」負責? 在那段時間有傳聞指出不少學生在睡覺時被裝入麻布袋丟到海中淹死。 王中逵表示他也聽過這類說法,但由於自己並沒有親眼目睹過, 所以也無法證實傳聞的真假。不過他以當年的親身經驗,證明祖籍山東清平縣的 李振清將軍並沒有許多人講的那麼冷酷無情。 在媽祖廟與數百名追隨張景月到澎湖的 游擊隊員、鄉長、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一起被軟禁了一段時間後,王中逵認為這樣不是辦法, 於是決定親自去與李振清談。許多與他一起被軟禁的山東人都勸他不要自討苦吃, 李振清若被激怒,是會命令手下衛兵把人押到沙灘上曬太陽曬到脫皮為止。 不過,年輕氣盛的王中逵沒有聽勸,真就一個人與李振清談了好幾次的話。 據王中逵回憶,李振清其實算是很簡樸,平常在司令部時連參謀與衛兵都沒有, 可以直接走到他前面對話。去了幾次後,李振清可能是被這個毛頭小子纏到不耐煩了, 居然還開了一張通行證,讓王中逵等五名電台人員得以安全離開澎湖。 事後回想起那段歷史,王中逵認為李振清可能並不是壞人。 因為李振清將軍不但是名參加過台兒莊大捷的抗日名將,而且在國共內戰期間, 李將軍指揮的陸軍第40軍在河南省新鄉與安陽一帶多次擋住解放軍大規模攻勢 達三年之久,可見李將軍能征善戰,並不是庸才。只是連年征戰損兵折將, 且李將軍的軍閥習性很難調整,所以在擔心自己部隊可能被併吞的心理壓力下, 產生了強迫在澎湖的山東人都從軍的想法。畢竟,對於當時的軍事將領而言, 要是失去了軍隊,指揮官可能性命難保。更不幸的是,李振清的40軍大多數是河南人, 所以才會以如此粗暴的手段,對待不願意屈服的山東知識份子。 但是「山東流亡學生案」鬧到那麼大,整起悲劇總該是有個元凶在。對此, 王中逵表示,當時下野,而且人在中國大陸的蔣中正應該稱不上是這起歷史事件的主導者。 老人家認為,當時握有台澎地區軍政大權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將軍,才是真正該為此事負責。 原來在日本剛剛投降的時候,陳誠從黃埔系將領的本位主義出發,裁撤了 大批抗戰有功的山東游擊隊。結果內戰爆發後,在山東境內戡亂的中央軍嫡系部隊 在得不到地方民團的配合下而慘敗,讓使得許多山東籍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 氣得喊出了「殺陳誠以謝國人」的口號。這就造成了陳誠的戒心。 考證錯誤 歷史動漫虛實不分 所以,王中逵懷疑陳誠是否想要利用這起事件來整肅曾經威脅要殺他的山東人士。 尤其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張敏之校長,在12月11日被槍斃,剛好是蔣中正先生在 12月10日抵台的第二天。王中逵確信,陳誠是想趕快趁總裁瞭解事件原委前先殺人滅口, 以造成既定事實。因此王中逵認為真正該為這段歷史悲劇負責的人是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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