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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陶涵力作《蔣介石傳》
2021/12/16 11:50:17瀏覽1184|回應0|推薦21

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頂天立地巨人
   
介紹陶涵力作《蔣委員長:為現代中國而奮鬥》

作者:胡志偉
   
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現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決策者,故如何科學地、全面地、準確地評價蔣介石,乃是推進與提升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重要指標。可惜一個甲子以來,中外有關蔣介石的傳記作品,都對這位歷史偉人毀多於譽。在大陸,陳伯達撰寫《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文近十萬字,毛澤東閱後大為欣賞,立即批示全文付印,並把這個小秘書迅速擢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權傾一時,此後中外湧現的蔣傳多數擺脫不了此書的陰影。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此人被列為「十惡」之一、受審入獄,其作品遂淡出暢銷書榜;在臺灣,李敖所著《蔣介石研究》、《蔣介石評傳》及《蔣介石的真面目》等書薰陶了整整兩代的臺灣人,以致於今日國民黨高層許多要人都以衊稱「老蔣」取代了尊稱「先總統 蔣公」。隨著中共御用宣傳機構印行的四十巨冊一千八百萬字的《李敖大全集》深入大陸的窮鄉僻壤,以及中共軍方鳳凰電視臺特設的〈李敖有話說〉節目繪影繪色地描述宋美齡六十多年前跟美國總統候選人威爾基的「姦情」,講者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致使蔣介石在億萬中國人民中的形象儼然「十惡不赦的混世魔王」,連累其妻子也淪為「輕易與洋人上床的淫婦」。
   
蔣介石日記使中外學者走出歷史誤區
   
在國外,泛濫於書肆的有鳩納遜范比所著《中國的委員長與其失去的國家》、克勞齊與大公報左傾記者周榆瑞合寫的《失去中國的人》以及英國作家羅伯特費恩的《蔣介石傳》,他們繼承了上世紀二十年代美英日帝國主義處心積慮阻止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陰暗心理以及中共御用文人陳伯達的濫調,故其內容盡皆脫離不了「成王敗寇」]的窠臼。


   
以上蔣傳的偏頗是由於各該作者違反了隔代修史的原則。古代史官提倡隔代修史,是因為當代人寫當代史,容易受到當道者的干擾,往往會為尊者諱,還有成王敗寇、望風希旨等弊端。二○○七年春以來,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分批開放蔣介石日記,使中外學者漸漸走出了歷史的誤區。來自海內外的學者閱後都恍然大悟:原來蔣介石是一個極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領袖,他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例如,中共政權的智囊機構——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所長張海鵬專程赴美查閱蔣日記後坦承,他是抱著懷疑的觀點去閱看蔣日記的,結果卻不得不承認,蔣確實是民族主義者;另一位中共御用學者四度赴美抄寫蔣日記後斷言,這部跨度五十多年、數以千萬字計的日記確係真蹟,因為蔣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寫了許多個人隱私,原無公開的打算,故其內容真實性很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現代史。這位蛋頭學者在臺北中研院演講時,呼籲史學界同仁「要努力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要走出國共兩黨鬥爭的框架。」(以上四段話均見於《亞洲週刊》2007年10月7日,頁32-39)
   
在這樣的氛圍下,於是便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力作《蔣委員長:為現代中國而奮鬥》一書的面世。陶涵是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曾在台中的美國國務院華語學校念了兩年中文,上世紀六十年代赴台出任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負責政情報告與資料分析,他是在世的退休美國外交官中唯一曾經覲見過蔣公並與其合影者,故其不僅熟悉海峽兩岸紛爭,也具備閱讀中文文獻的能力。在他長達三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曾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在美中(共)建交後,擔任過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參事。廿二年前,蔣經國總統去世後,美國在台協會的創始人丁大衛一直想為蔣經國立傳,並大力推薦他的好友陶涵 承乏此事,後由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贊助,歷五個春秋,撰寫了一本對經國先生予正面評價的《蔣經國傳》。此書於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後,深受西方學術界的重視,哈佛乃斥資贊助陶涵續寫《蔣介石傳》。陶涵承認,撰寫蔣介石傳,比蔣經國傳的難度大得多,除了寫經國先生傳時蒐集的大量資料文獻以及數百次政要人物訪談外,他又殫精竭慮參閱了美國國務院外交解密檔案、美國國家檔案、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居理檔案、哥大口述歷史系列、俄羅斯國立檔案館史料、共產國際檔案、宋子文檔案、陳立夫回憶錄、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以及秦孝儀編纂的十二巨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陶涵說,他本來同大多數西方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一樣,對蔣介石充滿了負面的偏見,認為蔣是殘暴的獨裁者、縱容部下貪瀆、把中國大陸丟給了毛澤東,除了自身清廉之外,幾乎一無可取。但是基於自己是「溫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務實派」,他是以開放的心態撰寫蔣介石傳的。正由於在撰寫蔣經國傳記時,發現其父並非西方左傾作家伊羅生、畢克、杜希曼等人筆下描繪的那種猥瑣膚淺人物,近年海峽兩岸、俄、日、美都出現大量新的檔案資料,甚至在鐵幕中的大陸學者也寫出了數百篇有獨立見解且中肯理性的評蔣論文,尤其是蔣家後裔分期公佈蔣介石橫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記,這一切都使他對重大的歷史事件有了新的認識。讀者從英文版洋洋灑灑七百六十頁的皇皇巨著中,可以看出作者皓首窮經、目不交睫之深厚功力,其二三一○條注釋更是令人歎為觀止。
   
拉鐵摩爾讚蔣公比羅斯福邱吉爾更有遠見
   
作者在書中說:「大戰結束,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躋身世界五大強國之列,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蔣主政下,達成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終止中國百年之恥;除了外蒙、香港、澳門和沙皇在東北的權利,他收復了前人失去的領土,成為全民擁戴的人物。和他(蔣)來往的許多美國高級官員卻錯得離譜,大家都沒有給予他公允的評價」(頁七三一)。同世俗的落井下石者相反,作者援引了對國民政府持強烈抨擊態度的美國學者、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戰後在回憶錄中對蔣的評價:「真正的愛國者」「非常具有國家意識」(頁二○六)。具體例證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共產國際秘密成員、他的妻姐宋慶齡來訪「她顯然曾和莫斯科的權威人士交談過,才向蔣說如果他肯釋放被捕的共產國際特務牛蘭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蔣經國……宋美齡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蔣在日記中寫下:死於革命的卅多萬官兵『猶親生扶養之子』,他怎能把個人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釋放人民之敵以換回自己兒子,根本不能考慮。即使動用很小的特權也不願為兒子介入。」(頁一一二)「蔣從來沒從國庫偷錢,也沒有私人的金庫。」(頁五一五)。
   
這位素來親蘇親共的美國學者盛讚蔣介石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有時候比羅斯福或邱吉爾更有遠見。」縱觀蔣的一生事蹟,這些評語確實無懈可擊。例如,「六月十八日,蔣讀著某西方通訊社報導德國和土耳其簽署條約的譯文,他立刻正確地解讀,這是希特勒準備對土耳其的鄰國發動瘋狂大進擊之前,先安頓好側翼掩護的跡象。他在日記中寫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數日矣』。根據共產國際文件的說法,蔣緊急召見(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告訴他:『德國將在六月廿一日發動對蘇攻擊』。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六月廿二日,納粹兩百萬大軍瘋狂猛撲蘇聯』」(頁二○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海軍南方艦隊總司令的座機在中國墜毀,日本海軍的機密計畫留在殘骸中。這份計畫訂定即將進攻中國南海和東南亞的藍圖;蔣介石把擄獲的文件轉交給盟國。蔣寫下:日本顯然已放棄『先擒服中國、再南進』的構想。他挖苦地認為,日本海軍在中國派不上用場,『唯一能發揮的是南進』。這意謂日本現在已走向和英美開戰的路。」果然,同年十二月八日,日軍航空母艦機群突襲珍珠港,殲美軍4502人、毀美機186架,炸毀美軍太平洋艦隊的大半。(頁一九八)一九五○年「七月初,蔣介石公開指控蘇聯煽動韓戰,預言毛澤東終究會派中共部隊參戰」(頁五五八)。果然,同年十月八日,毛澤東下令共軍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番號開進北韓,同聯合國軍接戰。從上海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沈志華所撰《朝鮮戰爭揭秘》、《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以及中共高幹子弟徐澤榮所撰〈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載本刊第四六一期)可知,韓戰確係蘇聯煽動,毛澤東在斯大林的重壓下,才力排眾(周、劉、林)議,下令出兵北韓。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奠邊府法國守軍向越共投降,七月廿一日東西方兩大陣營簽署日內瓦協議,以北緯十七度線為界劃分南北越,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蔣介石電告美國人:不論是南北分治或舉行大選,或是承認寮國和柬埔寨中立,最後結果將是共產黨接管整個(中南半島)地區」(頁五九五)。經過二十載痛苦歲月後,他被證明是對的——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國從越柬全面撤退,寮共軍立即攻克永珍,廢除聯合政府,成立寮共政權。四月十七日,赤柬攻陷金邊,波爾布特集團殺死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二百萬。四月卅日北越共軍長驅直入,攻克南越首都西貢,南越被北越共黨侵吞。
   
蔣的另一項遠見卓識表現在他斷定美國將深陷越南泥淖。早在法越作戰時,「他曾預測,法國人不論有無美國支持,都不會在中南半島獲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給美國總統約翰森一封長信,說:『我從來不贊成美國作戰部隊參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反共戰爭』,他宣稱共產黨在越南的目的是『使美國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搞得軍民俱乏。』他提前預見了未來的尼克森(綏靖)主義,力勸約翰森只在後方提供訓練、協助作戰計畫、後勤支援,最多提供前線的顧問與監督。他警告約翰森,美國將陷入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這將使美國民窮財盡、社會失序,並導致亞洲各國對美國的仇恨。蔣無疑是擔心美國人民不具備堅持長期作戰的意志。可惜,即使當時最熟諳局勢的美國人也沒有這種認識」(頁六五六)。「他一再向美國人提出警告:紀律嚴明的越共,其北鄰就是不虞匱乏的廣大供應基地,更往北又有個超級大國蘇聯,加上對抗外敵在政治宣傳上本來就佔優勢,必定會撐得比其敵人更久」(頁六六五)。一九六九年他致函美國總統尼克遜,稱「美國不應直接介入越戰,必須運用間接策略」(頁六六九)。一九六九年仲夏,他提醒到訪的美國國務卿羅傑斯不要太快撤軍」(頁六七三)。倘若美國的總統、國務卿們肯虛心聽取他若干忠告,日後斷不會出現數以百萬計的越柬難民投奔怒海之慘劇。

羅斯福讚蔣為「剛毅不屈的領袖」
   一九六七年初,大陸陷入中共高層激烈的奪權鬥爭之中,各省市都發生了血腥的武鬥,蔣公研判這場鬥爭會持續二、三十年,遠遠超過他和毛的在世之年,大陸經濟可能蒙受災難性的後果(頁六六一)。據中國國防大學政工教研究編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披露:僅文革十年,大陸國民經濟遭到的損失就高達五千億元人民幣,而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整個大陸基本建設投資才六千億元。而按中共中央書記處前書記李銳的統計,毛澤東統治大陸廿七年由於瞎折騰,總共造成國民經濟損失1.42萬億人民幣。這又一次證明蔣公目光如炬、明鑒萬里。

   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上公開讚揚蔣為「剛毅不屈的領袖」;美共黨員、史迪威的摯友白修德一九四二年以時代週刊社駐中國記者身份發出的電訊也坦承「蔣只有一種感情:中國」(頁二三六)。這一偉大品格一直堅持到他人生的最後一刻。在華沙會談中,中共向美方施壓,欲逼迫國軍退出金門馬祖,美國國防部長馬克雷甚至想在臺北發動政變攆蔣下臺(頁六二二)。一九五五年四月,艾森豪總統派海軍上將雷德福和外交官羅伯森飛往臺北,表明美國決心不協防金、馬,卻許諾:如果國軍退出金馬,美國將與國府合作在大陸沿海建立一條四百英里長的禁區,南起廣東汕頭、北迄浙江溫州,貫穿南海、台灣海峽和東海,這道聯合禁區將使兩國海軍可以搜索該地區的所有船隻,不論屬於外國或中共,連漁船也不例外,可以沒收所有的戰略物資和違禁品,這支攔檢部隊可以取代金、馬,擋住從廈門或福州出發的任何入侵部隊。雷德福說,中美海軍聯合行動實質就是封鎖大陸海岸。然而,蔣公斷然拒絕了這一倡議,他表示,國軍無論有無美國援助,都會保衛金、馬,放棄外島將會失去大陸人民的尊敬。他在日記中稱此「完全為欺詐之談」「盲幼無知」,認為這是英國人搞的陰謀,想騙他撤離外島。他不相信放棄外島後美國會長久持續這一封鎖政策:倘若此一聯合封鎖行動引起中共對美軍開戰,美國政府會面臨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它很快就會退縮,導致拋棄台灣。兩個客人走後,蔣沒通知美方就加派一個師進駐金門。在這件事上,蔣介石再一次維護了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頁六○四、六○五)。一九五八年十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他「強調自由中國的命運不應跟處於非常脆弱地點的僅有幾平方英里的島群聯繫在一起。蔣很堅定冷靜地堅持:金門一失,他的政府撐不了五個月,臺灣就會淪陷。杜勒斯為了緩和這一顧慮,便提議派遣可攜核彈頭的鬥牛士飛彈及美軍人員進駐臺灣。蔣馬上就接受了,在金門議題上依然沒有任何的讓步」(頁六二六)。「一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甘迺迪駁斥對手尼克遜的主張,認為不應因為金門馬祖是『自由的象徵』美國就得為防衛它們而捲入戰爭。蔣下令中華民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即使選情熾熱,任何負責任的美國領袖竟能如此不負責任地隨意丟棄另一個國家的領土,都教人不可置信。同日,蔣接受媒體訪問,宣稱國民政府將為金馬誓死搏鬥」(頁六三八)。「一九六一年六月,蔣氏夫婦向美國駐臺北大使莊萊德表示,如果美國繼續用『主僕關係』來處理它和中華民國的交往,後果將非常嚴重。他抗議美國國務院要求國府別在安理會否決外蒙加入聯合國,並表示中華民國寧可退出聯合國也不接受此一安排。最令人震驚的是,他說美國若允許(在東京的臺灣獨立國大統領)廖文毅入境美國,美國在臺灣的影響力將消褪或摧毀殆盡。中情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也報告華府,蔣正受美國政策的困擾,正在準備危險的冒險行動,包括自殺性地反攻大陸。甘廼迪覺得茲事體大,立刻回覆蔣,聲稱美國政府將無限期推遲發放簽證給廖文毅以及承認外蒙古」(頁六○四)。當大陸因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搞得遍地餓殍赤地千里時,蔣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對來防的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哈里曼以及中情局駐台的克萊恩說,如果美國阻礙國軍反攻大陸,臺北可能爆發反美示威。甘廼迪為了安撫蔣及其支持者,便提議:若國府不再公開渲染反攻大陸,美國可以提供兩架C-130運輸機並訓練二百名傘兵,但在雙方政府認可時機成熟之前,飛機與傘兵必須留在美國」(頁六四二)。同年「九月初,甘廼迪總統決定送給臺灣兩架C-123
運輸機,還批准中情局所支持的方案:空投每批二十人的國軍諜報人員進入中國大陸」(頁六四五)。同年十二月廿九日,中共公安部宣稱,自十月至十二月,殲滅了從海上登陸和空投的九股「美蔣武裝特務」,這證明蔣介石的堅持已經奏效,甘廼迪也沒有食言。一九六九年全球盛傳尼克遜總統拜託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科調停華府與中共的關係,美國欲以中共結束越戰來換取中(共)美建交。同年仲夏,蔣對訪台的美國國務卿羅傑斯說:『尼克遜總統是要決定鼓勵國府回大陸解救中國人民,還是要國府被凍結在臺灣』(頁六七三)。他明知美國已打算放棄臺灣,但在接見美國高官時完全不動聲色,態度冷靜。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早在開羅會議後就體認「對蔣鎮靜、內斂和有效率的個性印象深刻」(頁二七五)。貫穿蔣的一生,經歷了無數的屈辱、打擊,他確實是處變不驚的。例如,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尼克遜派國安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直至六天後基辛格一行離開北京九十分鐘後,尼克遜才上電視宣佈此一驚人突破,蔣介石聞訊「非常鎮定,沒有咆哮,也未展現怒意,只是批准以行政院院長嚴家淦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溫和的公開聲明。他在八月四日日記中寫下,要『以靜制動,以正克邪。』」(頁七○三)。九月份,尼克遜宣佈美國將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此後國民黨內三大親日派人物張群、谷正綱、黃杰連袂訪問日本,佐藤榮作首相與岸信介前首相委託此三人向蔣傳達重要建議:中華民國前途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權。但是,蔣峻拒了此一方案,他擔心此舉會使臺灣淪為日本的屬國(頁七○五)。基辛格訪問北京後,臺北外交部次長楊西昆曾建議改國號為「中華臺灣民國」,與大陸一刀兩斷;後來楊又遊說蔣把政權移轉給本省人,但蔣徹底、明確、平靜地拒絕了。(頁七一○)。九月底,國府宣告退出聯合國,蔣「儘管覺得被出賣、受歧視,他仍盡可能地和美國維持親近的關係,還是繼續支持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戰爭,並配合華府搜集中共情報,他也為保持全球每個外交據點奮戰,設法將國軍現代化,忍受必要的羞辱與損失,長期堅守,保持尊嚴,苦撐待變(頁七一一)。由於他的堅忍不拔,一九七三年冬,尼克遜終於同意售台十五艘驅艦、兩艘潛水艇、六十輛M-48坦克,還批准諾斯洛普飛機生產線在臺灣裝配一百架先進的F-5E戰機,這是國府遷台後所獲美國武器數量最多、質量最佳的一次。
   陶涵披露:尼克森一度同意中共武力攻台

   今年七月四日,臺北自由時報星期專欄刊出曹長青文章,稱「今天臺灣被排斥在聯合國之外,國民黨要負很大責任。因為聯合國當年開會表決中國代表權時,還未做出決議,蔣介石就下令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出聯合國,而完全拒絕了加拿大等國要提出的一中一台議案,從而失去了臺灣留在聯合國的可能性」。倘若曹長青少安毋躁,能夠讀完陶涵的蔣傳以及全書引用的外交檔案,那麼他絕不會拾人牙慧說出上述無知的話。一九七一年九月間「尼克遜曉得北京將排斥允許臺灣以任何身份留在聯合國的安排,基於這個理由,即使美國提案(按:即曹氏所說的加拿大提案)獲得通過,大會很可能也會在一年內把臺北驅逐出會。蔣氏父子完全瞭解他們別無選擇,就算馴服地退出安理會只求保住大會席次,臺灣喪失會籍依舊是遲早的事,只不過徒增一倍的羞辱罷了」(頁七○八)。十月基辛格再次抵達北京後,他重述美國不會鼓勵兩個中國的架構或是一中一台的策略。最令人矚目的是,他還明白表示「美國不會堅持要人民共和國用和平手段將大陸和臺灣統一」,這段話彰顯尼克遜政府的意圖:一旦它與臺北斷交,便會容忍中共以武力接管臺灣(頁七一○)。尼克森授權基辛格同周恩來搞的「密室政治」,業已完全出賣臺灣,所以在第廿六屆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時,所謂加拿大提案之類的東西,實則是美國政客愚弄中華民國的虛晃一招而已,既然美國已下決心〔尼克遜對基辛格說:「如果我們出賣臺灣,我可不認為我有秘密交易」(見頁七一○),這赤裸裸的言語,曹先生還看不懂嗎?〕要出賣臺灣,聯大會場上的三份之二票數完全在美方掌控之中,蔣介石下令表決前退場,正是避免了決議「驅逐出聯合國」那一場面的恥辱,這就是「莊自強」。

   羅斯福受到史迪威誣告信的誤導,一度以為國軍不抗日,「保留實力以便在戰後對付中共。」然而,陶涵卻引援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將軍的話,指出國軍「在抗日上展現令人驚服的韌性和耐力」「工業先進、全民團結的法國只打了六個星期就投降,中國人打了七年多的仗,傷亡近三百萬,仍然奮戰抗日。」(頁三九八)當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受史迪威誤導,以為蔣介石到一九四四年才「首次積極表示有意改善及使用他的部隊」時,陶涵指出「打從一開始,蔣就曾試圖拯救香港,主動派出精銳國軍入緬作戰,支持史迪威在印度集訓X部隊、在雲南整訓Y
部隊,在長沙和宜昌與日軍鏖戰,又投入十八個師的兵力參與第二次緬甸戰役」(頁二七三)。
   推動大陸經濟崛起的是蔣介石的主義

   羅斯福在戰時致馬歇爾函件中,稱頌蔣「艱辛地在幾年之間,完成我們需要二百年始克達成的成就」;一九七五年,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赴台弔唁蔣時說:「美國人民將永遠銘記蔣故總統的果斷、大勇和愛國情操,以及二次大戰中他對盟國的貢獻。他的功業與盛德,足以使他在人類歷史中永垂不朽!」陶涵在臺北曾和蔣公握過三次手,他以親身的經歷指出:「在臺灣的二十五年期間,蔣主持一個穩定、和平的微型中國,有機會建設國家,以經濟和社會指標而言,他相當成功,替臺灣的經濟奇蹟奠定基礎——這份成績單在他撒手人寰時,可謂功大於過。蔣去世之後三十年,若他於地下有知,則必定大為折服今天臺灣有最先進的、低費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教育體系以及高科技經濟的優異成績。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貧窮的這個小島於二○○七年外匯存底居全球第四位;以購買力均價為準,人均國民所得為3.8萬美元——一九六○年僅為一千二百美元」(頁七三二)。「最重要的是,蔣一定欣見北京政權已經非正式、但清楚地證實他和孫中山的信念: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或者根本就是不合人性。他也會特別高興,為了解決後毛時期缺乏有力的倫理哲學、宗教式意識型態,現階段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以民族主義和古老的儒家思想來取代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二者皆以回頭汲取中國豐富的文化和偉大的歷史,來界定國家的道德與倫理核心。所以,蔣肯定會將中共新領導人視為現代儒家,他們和他一樣致力於使中國成為良善、和諧、穩定和繁榮的社會,在世界舞臺上扮演強大、和平的角色」「蔣如果看到現代中國在嚴密控制下緩慢擴張,城市高樓林立,加上其他的現代化成就,他可能認為他長期規劃、看起來夢幻似的反攻大業已經成功了,他的繼承人已經光復大陸了。鬥爭已經落幕——至少在這一世紀是如此。推動現代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前進的,是蔣介石的主張,不是毛澤東的觀點」(頁七三四、七三五)。誠然,近幾年到過中國大陸的遊客都感到,共產主義早就消亡了,隨著朱鎔基時代厲行「國企改革」,國有資產淨值已從3.2
萬億急降至9882億人民幣;到二○○九年,國營企業產值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6%,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財經》年會上預估,到二○四○年時,國企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將降至10%以下。

    魏德邁在五十年代撰寫回憶錄時就說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韓戰時表現的勇敢善戰,乃肇源於他自己當年之訓練國軍,換言之,蔣介石苦心孤詣創立的上層建築,透過內戰而被毛澤東接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若無蔣介石的披荊斬棘,就不可能締造毛澤東的成就。
   史迪威兩次圖謀暗殺蔣公

   六十多年來,西方世界對蔣介石的負面評價起源於約瑟夫史迪威與喬治馬歇爾。對蔣抱有偏見的蛋頭學者總是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地訴說蔣介石「貪得無饜、冥頑不靈」,「他對美國的建議充耳不聞,卻急著伸手向美國求援,又讓內戚中飽私囊,以致於失去了中國大陸」。陶涵的蔣傳與上述浮文巧語、信口雌黃的蔣傳截然不同,後者只是為美國政府護短,從不深究大陸淪共的深層原因﹔前者則以34%的篇幅——250
頁,詳細闡述史迪威與馬歇爾內外勾結、危害中華民國的事實。史迪威是西點軍校步兵科畢業,曾任天津美軍隊長與駐華使館武官,懂中文,但對中華文化、傳統政治、時代精神茫然無知,他性情粗魯,同任何長官都相處不睦,唯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有深交。陶涵說:「這個六十一歲的洋基佬,四年前還只是個任閒職多年、無實戰經驗的上校,現在卻幻想成為四億人口大國實質上最有權力的人,竊取領導這個廣土眾民、歷史悠久的國家及其軍隊近廿年的首腦人物之大位」(頁二六三)「儘管他的政治觀點保守,史迪威和許多美國觀察家一樣,深受斯諾、伊羅生等親共作家的影響,他相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條件取得土地所有權,也深信中國人沒有成為共產黨的性格特質,因此中共實際上不是個馬列主義政黨。反過來,他卻認為蔣介石是個殘暴、無思想無宗旨的獨裁者,一事無成。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之前,在全球經濟大蕭條中,中國又深陷內戰,蔣花了極大精力和資源,以德國器材、訓練和武器締造現代化部隊和國防工業,可是,當時擔任美國駐華陸軍武官的史迪威卻向華府報告:『蔣介石毫無意願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做準備迎戰一個第一流的大國』。在史迪威心目中,蔣根本沒有價值、沒有治國方略、沒有將才,除了為個人集權,對中國的現代化和人民福祉毫無興趣,沒有愛國、勇氣、忠誠、責任心、榮譽等等值得稱道的人性特質」(頁二一四)。一九四二年三月,史迪威輕敵妄動,反攻仰光之役,敗於優勢日軍,害得國軍暫五十五師全軍覆沒,四份之三緬甸國土淪陷,滇緬公路被切斷(頁二二六)。史迪威違反軍紀,拋棄大部隊,率信扈從八十人逃往印度,卻被美國傳媒當作英雄事蹟吹捧(頁二三○)。此役國軍折損兩萬五千官兵,有些師團減員三份之一,史卻把戰敗責任推給中國將領及統帥蔣介石(頁二三二)。六月廿四日,史要求撤換抗拒亂命的杜聿明軍長,不獲我統帥部同意,乃不經預告,於二日後將奉派到中國戰區的美空軍第十大隊的B-17重型轟炸機全部調到印度去參加運河爭奪戰,且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航公司的兩架運輸機轉交給中國空軍,又把蔣要求維持中國戰區的三項最低要求——遵守一九四一年七月的承諾,派五百架飛機到中國、每月飛越駝峰空運五萬噸物資、派遣三個美軍師團到印度——歪曲為「最後通牒」,即中國將與日本單獨媾和、背叛盟國(頁二三六)。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日軍為打通下南洋的平漢鐵路,集重兵攻擊中原重鎮洛陽,蔣向他的參謀長史迪威請求從B-29倉庫撥五百噸汽油供陳納德部隊支援洛陽守軍,史迪威悍然拒絕,結果是每三名士兵只有兩支舊槍的洛陽守軍,得不到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的空中掩護,激戰十五天後犧牲2.1萬官兵(頁三○○)。由於史迪威的刁難與報復,由美國顧問重整編訓的三十個師國軍Z部隊,只得到租借法案配給中國物資總數的一成,而根據美國顧問的估計,這些軍火分配到三十個師,每師所得的幾乎是零(頁三○四)。一九四四年六至八月,日軍以十比一的兵力優勢對衡陽國軍展開三波攻擊,守軍血戰四十七日,到彈盡糧絕時,史迪威堅拒撥付物資支援守軍,以致守軍1.9萬人埋骨沙場(頁三一五)。最令人髮指的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史迪威矯總統命,下令親信副手竇恩將軍擬訂計畫,在蔣介石搭美機赴印度藍伽視察受訓國軍時,在空中謀殺蔣公,還指示情報官伊福樂用肉毒桿菌毒死蔣公(頁二八九)。直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史迪威仍堅持要以美械裝備龜縮在陝北的共軍五個師,蔣介石忍無可忍,才不得不要求羅斯福召回此人,他臨行還呈文華府將真正支援中國抗戰的陳納德將軍調職。
   大陸陷共是狂妄自大的史迪威植下的禍根

   當時,在美國已紮下深根的左傾共黨份子乘機發動大規模的宣傳,罵得蔣與國府體無完膚,挑起美國人民對蔣、國府、國民黨的無名怒火。史迪威回國後兩天,紐約時報刊載艾金生長文,只提史迪威一面之詞,卻不採訪赫爾利、艾索浦等可以提供平衡意見的人士。艾金生斷言蔣在商談指揮權問題時產生敵意,向美方發出「個人的最後通牒」,堅持史迪威必須解職,可是艾金生沒提到是史先把羅斯福的最後通牒(按:羅斯福草率批覆的一份史迪威簽呈,威脅要讓美軍退出中國,另在蘇聯領土設立基地。此函赫爾利曾阻止史交付,但史拒絕)交給蔣。艾金生宣稱,史「比委員長更熟知國軍的需求和能力」,還誇耀史「被公認為自戈登以降最能幹的前敵指揮官」,暗示過去八十年來最擅長指揮中國軍隊的兩名將領,都是盎格羅撒克遜人。艾文的結論說,史的去職「代表一個行將就木的腐敗政權的政治勝利,它對維持其政治地位的關心更甚於把日本人趕出中國」(頁三三一)。事實上此文的後遺症歷數十年不衰,史迪威贏得了美國的輿論同情,而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出賣中國,致使大陸陷共,追本溯源,是史迪威事件植下的禍根。實際上,史迪威、馬歇爾以及若干美國政要,根本不懂政治,更不知蘇聯赤化世界之野心,致使長期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只是跟著中共的樂聲起舞,充當了俄共、美共、中共的工具而已!從戰時美國軍方決策部門的草率、任性,也可以看出美國人以「主奴關係」看待中國,例如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杜立德的轟炸機群自太平洋上航母大黃蜂號起飛空襲日本東京後,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強行降落於浙東機場,於是,日軍為了報復,殺死了當地所有的男女老幼,結果是陳納德在華東地區的機場全部被摧毀,杜立德的十六架飛機未對東京造成重大傷害,卻傷亡浙贛地區國軍官兵三萬員(頁二三四)。蔣介石對外籍將領的懣頇無能極為憤慨,他曾當面訓斥邱吉爾派到印度戰場的瞎子元帥魏菲爾:「你們根本不曉得如何同日本人打仗。對日作戰不是殖民地戰爭,不是去平息殖民地的叛亂份子。日本是要認真對待的強國……我們中國人同日本人交手多年,曉得怎樣對付他們,這種事你們英國人無能!你們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如何跟日本人打仗!」(頁二一二)。陶涵 以鐵的事實駁斥史迪威之流對蔣的誣衊:「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國軍傷亡高達130萬人。一九四○年一月,周恩來給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提到,中國軍隊有百多萬士兵傷亡,其中八路軍僅三萬人,新四軍一千人。換言之,中共自承共軍在整個傷亡人數中只占3%
」(頁一八九)。「日本的一號作戰,使毛澤東在政治、軍事上皆有收穫,其部隊纖毫未損。據共產國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份報告,抗戰進行七年半了,中共八路軍僅有10.3186萬人陣亡,新四軍只折損數千人。從周恩來一九四○年一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此一報告之間,——這段時間是史迪威等人堅稱抗戰主要由中共承擔而國軍並無作為的時間——中共只有約七萬名士兵犧牲」(頁三九九)。「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浴血抗戰八年,有一半時間是孤立無援。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東北以來,抗日戰爭即已間歇性地開打。經過十四年的奮戰,中國士兵至少傷亡三百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死於疾病與營養不良。九成以上的陣亡士兵是蔣的部隊,並非中共的部隊。死於戰亂——炸死、燒死、餓死、淹死、槍殺——的中國人還有九百萬」(頁二三)。「蔣介石的軍隊把侵華日軍卅六個師團、四十四個混成旅團,總共約130萬的兵力困在中國,相當於日本陸軍67%的兵力。珍珠港事件後,滯留在中國的日軍仍高達一百萬人。由於蘇聯在東北攻擊日軍的機率為零,除了中國軍隊,再也沒有別的兵力可把日軍牽制在東北……中國軍隊的裝備火力雖然不如日軍,但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一直英勇抗日。」(頁二一○)。
   馬歇爾來華調停偏幫中共態度蠻橫

   關於共軍的經費來源,陶涵寫道: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北上流竄時「攜帶大量墨西哥銀元用於購買糧食物資,甚至行賄軍閥讓他們通行無阻。早在突圍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產國際報告,已把五萬墨西哥銀元送到江西蘇區;十月中旬它又表示還需要四十萬銀元。去年十一月收到的三百萬墨西哥銀元,顯然已送到江西蘇區,現在這些款項都是另外追加的」(頁一二八)。「一九三六年秋,毛澤東只有三萬名步槍部隊,但蘇聯定期給予援助。他總共收到共產國際二十萬美元,且斯大林於九月間批准他1.5萬至2
萬枝槍、八門加農炮、十門臼炮和足夠數量的彈藥。次年,共產國際答應再給毛160萬美元。十月,宋慶齡在上海應毛的請求,自掏腰包給他五萬美元,換算成二○○五年幣值,相當於70.4萬美元」(頁一四○)。西安事變後「蔣信守諾言停止剿匪,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共軍。共產國際也繼續提供資金,一九三七年初給了中共80萬美元,另外還有等額的錢以備額外採購之需」(頁一六一)。「周恩來一九四○年一月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長篇報告中指出,八路軍兵力是擴張至26.1萬人,新四軍3萬人,中共黨員也激增至49.8萬人。諷刺的是,重慶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國的財經援助,卻每月繼續補助共軍十一萬美元。這筆錢約佔共區財政預算的18%,中共約耗每月2萬美元津貼大後方的五家日報(用以宣傳國軍不抗日,以蒙蔽國際輿論)」(頁一九一)。
   導致大陸沉淪的另一亂源乃是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紛爭。他挾二戰英雄之威來華,抱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初衷,然中共利用國人久戰厭戰的心理,以和談拖延時間,根本不具誠意,所以馬歇爾只能單方面向蔣介石施壓,他八上廬山,態度蠻橫,以殖民地總督的語氣苛責蔣及其文武百官,中共挑起內戰從來不受約束,但每逢敗績便向馬歇爾乞求停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卅一日,馬歇爾向軍調部指示:共軍應退出東北一切地方,交國軍重建主權。然而蘇軍撤出瀋陽、哈爾濱等城市時,卻把行政權移交給尾隨進入的共軍林彪部(頁四五二)。「當共軍違反停火令,發動287次攻擊,佔領十三個縣,廿九個城鎮造成政府軍幾千人陣亡時,馬歇爾非但不指責中共反而怪罪國民黨,他明知蘇聯暗助共軍,卻故意說是地方上的蘇軍指揮官違反斯大林的命令提供糧食與彈藥給共軍。」(頁四五七)。還向蔣施加壓力逼迫國府接受共軍佔領哈爾濱以北、往西直抵中、俄、外蒙交界的滿洲里的事實(頁四五八),甚至力主裝備共軍,以此逼迫蔣介石退讓(頁四四九)。「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九日三百名共軍在天津西北的香河縣安平鎮伏擊美軍一支補給車隊,殺死七名海軍陸戰隊員。馬歇爾明知此事確為共軍所為,卻表現得若無其事,未逼周恩來道歉」(頁四六四)。到了一九四六年九月,中共控制了東北邊境,還在北韓設立辦事處,安排軍事物資輸往共軍,光為此目的,僱用的火車車廂就不下兩千個。一九四七年四月,國軍青島海軍司令報告,已偵知幾艘蘇聯貨船每週載運武裝共軍與軍火在煙臺登陸。蘇軍鐵道兵團派三百名官兵協助運送軍火物資,僅一九四七年中共就運送110
萬噸穀物到蘇聯作為補償。可是,美國中情局一直充耳不聞,認為查無實據(頁四六五、四八三)。魏德邁來華實地考察一個月後,曾呈文杜魯門總統,建議立即給予國府軍事、經濟援助,並建議聯合國五強共管東北。馬歇爾壓下了這份機密報告(頁四八八),以致於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美國斷絕了一切對華援助,非但禁止中國購買美國剩餘軍火,還通知英、法、荷、比等國一體執行。就這樣,中國付現洋也買不到軍火,國軍擁有美製卡賓槍卻無美製子彈,擁有美製戰機卻買不到航空汽油,相反,共軍擁有無數的俄製、日製武器,這場不對稱的內戰終於以國軍退出大陸為終結了。

美方檔案證明孫立人謀反證據確鑿
   陶涵在撰寫史迪威、馬歇爾章節時,援引了史迪威記事本、史迪威助手竇恩將軍回憶錄、陳納德回憶錄,陳納德助理艾索浦致羅斯福總統特別助理霍浦金斯函件、蔣介石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回憶錄、邱吉爾二次大戰回憶錄、艾連娜羅斯福自傳、英國參謀總長阿蘭柏洛克日記、東南亞戰區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元帥日記、駐中印緬戰區戰略情報局主管伊福樂上校著作、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白魯恂著作、美國駐華使官三等秘書謝偉思回憶錄、中國外交官陸以正回憶錄以及湘雅醫院美國醫生葛林的日記等等,經正反兩方面資料的對比核實,撥去霧,揭穿謊言,而絕非偏聽偏信、取自孤證,所以這本蔣傳,在論述史迪威、馬歇爾事件導致大陸沉淪方面,堪稱權威之作,具有高度的說服力與可信性。

   陶涵這本蔣傳還為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提供了以下內幕秘聞:

   一、一九三六年,蔣介石的首席德籍軍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表示要協助中國在兩內訓練八十個現代化陸軍師,提供先進的梅塞施密特戰機與史都卡式轟炸機(頁一三八),足以抗衡侵華日軍。可惜同年十二月爆發西安事變,抗戰提前爆發,希特勒撤回全部德國顧問,上述一切皆化為泡影,中國在八年抗戰中因而蒙受巨大損失。

   二、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數次向周恩來提起,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併為一個新的政黨,條件是毛、周出國。他甚至嚴肅地指出國共合併後,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國民黨可以加入共產國際;只要共產國際不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他可以接受反帝的共產國際(頁一七六)。

   三、英國外交部美國科科長麥克連與英國秘密情報局駐華府代表菲比被蘇聯特務機關KGB策反,他倆告訴蘇方:美國在韓戰中只求維持現狀,也不會動用核子武器,所以斯大林放手支持中共出兵朝鮮,放縱中共軍長驅直入,欲將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頁五六七、五六八)。

   四、近幾年有不少孫立人生前的部屬、親屬以及情婦,撰文為孫立人喊冤叫屈。陶涵在書中提及,一九四九年孫立人以陸軍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身份在臺灣練兵時,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曾建議華府正式要求李宗仁免掉陳誠的省主席職位,改派孫立人。孫也寫信給華府一位高官,談及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召他去東京商談成立臺灣自由省的可能性。此後,華府一位中情局高官召見中國大使館的情報官員,提醒他:臺北當局應小心孫立人(頁五一九)。「一九五○年三月,中情局臺北站密報華府,孫立人將軍正在謀劃政變。次月,美駐台武官報告,孫立人告訴他,在蔣主政下局勢無望,必須採取激烈措施來解救局勢。據一九五○年五月三日一份國務院密件,孫立人五月初向美國人坦承,他準備讓臺灣一舉重生,接掌所有的軍隊,已得到國軍海、空部隊的支持」(頁五五三)。「一九五○年六月,在緬甸戰役同孫立人結為好友的魯斯克,收到孫的一封密函,孫提議發動反蔣政變,希望得到美方的支持或默許」(頁五五四)。「韓戰爆發後,蔣召見孫立人,警告他別玩詭計,說若孫不思悔改,將會被解除一切職務」(頁五五六)。「聽說葉公超提議派三個師的國軍到韓國作戰,孫立人躍躍欲試,自動請纓出征。但蔣在日記中寫下:惜其精神、品格與思想皆令人憂慮。」(頁五五七)。這一切表明,孫立人確有異心,後來蔣對孫立人從輕發落,是恐怕開罪美國。

   蔣公阻止美國在金門危機時使用核武器

   五、臺灣的出版物,提到陳誠晚年欲接任總統卻鬱鬱不得志,語多閃爍其辭。陶涵的蔣傳提供了內情:「在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革命實踐研究院召開的會議上,陳誠出人意外公開批評領袖。蔣在日記中說陳『滿腔怨厭之心理爆發無』,且說蔣『之所為與言行皆為迂談』。據蔣所記載,陳指蔣『干涉其事,使諸事拖延』,認為『台亂皆由此而起』。蔣認為陳誠『心理全係病態』」(頁五四三)。「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陳誠、吳國楨會見蔣時,力主讓更多臺灣人出任公職,甚至讓臺灣人擔任省主席也無妨,蔣在日記中認為陳誠傲慢」(頁五四五)。「海南島撤退後,蔣又命令湯恩伯的十二萬大軍由舟山群島撤退到臺灣。可是,高級將領陳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都竭力反對,蔣在日記中指剛出任行政院長的陳誠『其心理病態,不可救藥而已』。幾天後,陳欲辭院長職,對張群說蔣『越權』,使他很憤恨」(頁五四九)。「在調查孫立人謀反案時,蔣也對陳誠身邊的軍官展開調查。一九五○年八月中旬,蔣罷黜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在日記中寫下:此人是辭修之力護者也。有如對付孫立人那樣,蔣氏父子對陳誠發出警告,陳心中有數,於八月廿八日辭去軍職」(頁五六一)。「一九五三年九月,蔣在一次會議中非常激動,堅稱他會指示蔣廷黻在安理會否決中共所提派代表團到臺灣調查美國在台部署軍機、軍艦的指控。他估算美國若決心讓中共進入安理會,則不管政府怎麽做,美國人都會一意孤行。此時陳誠起立,請蔣冷靜、慎重。當晚蔣在日記上斥陳『自以為多智』,但『所說則不著邊際』。九月十二日,陳在會議上指蔣『專制、獨裁』,且公開說要辭院長職。蔣在日記中寫下:聽者以為其心理病態,余以一笑置之」(頁五六六)。一九五九年,陳誠以為蔣不會放寬憲法對總統任期的限制,乃與一群親信將領私下密繼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三任總統。蔣聞訊立即採取應變措施,讓陳誠的親信將領退役或改調非主管職位,連參謀總長王叔銘都職位不保(頁六三一)。所以,終陳誠一生,蔣對他一直尊而不重,未讓他接任總統大位。

   六、蔣對以核彈對付中共一事,一直是猶豫不決、態度反復。「一九五三年,新上任的艾森豪總統委託尼赫魯與蔣介石向中共吹風:倘若中共阻撓韓戰停火,美國將被迫使用核武器,且戰事不再局限於朝鮮半島。毛澤東聞訊即要求斯大林提供核武器」(頁五八二)。「一九五八年中共發動對金門的炮戰。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空軍上將丁甯向美國國安會報告,需要七千至一萬噸的空中引爆炸彈才能摧毀中共設在廈門的六十七個炮兵陣地與四百五十九門榴彈炮。於是美國急送可攜核彈的八英寸口徑榴炮到金門,但仍須由美軍控制」(頁六一九)。此舉迫使毛澤東收斂霸氣,改為「單打雙停」。「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一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他堅稱唯有核子武器才能剷除中共鎖定金門西海岸的數百門大炮,問蔣是否要美國動用核武打中共,蔣答:使用戰術核武器也不妨。杜勒斯說:欲摧毀共軍大炮需要動用與廣島或長崎同等威力的核子彈,其落塵會殺死二十萬大陸人與金門島上所有的人。再者,蘇聯若遵照它所宣稱參加戰局,臺灣會遭到核子攻擊,到時候什麼也不剩了!蔣說:倘若會引起世界大戰,就不要動用核子武器,也不想把美國捲入大規模戰事」。(頁六二六)

   麥克阿瑟解甲歸田後,曾對美國霍華德報系的名記者傑姆路加透露過以下秘聞

   一九五○年冬,中國人民志願軍踏入朝鮮土地長驅直進,戰線深入後方基地遠達三百五十英里。麥帥制定了一項十日內取勝的作戰計畫:「我當時的計畫是首先消滅敵人的空軍力量,我只需要三十至五十枚原子彈,投扔在鴨綠江對岸的安東至瀋陽地區。在夜色掩護之下,三十至五十枚原子彈已足夠毀滅敵人的戰機,同時也毀滅一切空軍設施與地勤人員。然後立即出動四十萬中華民國軍隊和兩師美國海軍陸戰隊,組成兩支登陸部隊,分別在鴨綠江兩端的北韓邊界上登陸,沿鴨綠江推進。他們可以在兩天之內會師,這將在北韓與中共的邊界上構成一道人力與火力的鐵壁,把中共入韓部隊完全關閉在北韓境內。在登陸後十日之內,敵軍司令即使不被俘虜也必已餓死。我相信他(指彭德懷)在獲悉自己的空軍已被消滅及補給線已被切斷之後,立即會要求和談。」

  麥帥還特別解釋了他要投三十至五十枚原子彈的原因。倘若單是為了消滅中共空軍,則不消十顆原子彈已經足夠,投擲五十顆原子彈是為了在日本海至黃海的東北沿海地區內構成一道縱深五哩的輻射地帶,此後六十年內無法有生物生存,使共軍無法再越過這道輻射地帶進入朝鮮。

   麥帥深信斯大林決不會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挺身協助中共作戰。他說:「蘇聯不敢與我們開戰,也沒有必要為中共拼命。中共的實力膨脹已使斯大林感到不快與不安。但是華府的笨蛋們(指艾奇遜、杜魯門、馬歇爾、泰勒、杜勒斯等)卻放棄穩得的勝利,而主動要求和談,使中共獲得了喘息機會。」

   二○○二年五月,香港各報都轉載了中華民國國防部解密的兩份絕對機密檔案。其一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四日參謀總長彭孟緝(按:董建華妹妹董小平的公爺)下達指示,研究以金門十二門八吋巨炮轟擊對岸廈門的港灣設施、共軍船隊以及大陸沿海七百三十二門火炮;其二是一九五六年臺灣軍方擬訂了反攻大陸的K計畫,要出動三十個步兵師、三個陸戰旅、一個傘兵師、一個裝甲師,在北起福州長樂,經漳州廈門,南達潮州梅縣的漫長海岸線上登陸。上述兩個駭人聽聞的計畫,皆因美國方面臨陣退縮而胎死腹中。

   由此可見,陶涵上述有關美國欲使用核武器的敘述是言之有據的。

   七、宋美齡為史迪威、馬歇爾做情報

    戰時蔣介石同史迪威格格不入之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竟一度同史迪威結盟。「從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史迪威記載了同宋美齡、宋靄齡的十次會面,她們痛駡何應欽,抱怨委員長很難相處。還有人提議讓宋美齡出任軍政部長,換下何應欽。宋美齡很氣宋子文與委員長斥責她在華府干預國政,想要恢復她作為委員長對美事務要重要助手的地位」(頁二六五),「宋子文回到重慶,赫然發覺他的大姐、小妹聯手力促蔣讓史迪威留任,她們認為:逼史去職會對中國不利」(頁二六七)。還有,「馬歇爾相信她站在他這邊,很顯然,原則上她是和馬同一邊」(頁四六一)。宋美齡與馬歇爾站在一邊,也可見於蔣介石機要秘書周宏濤所著的《蔣公與我》一書——據蔣介石的英文老師董顯光透露:宋美齡把一九五○年七月卅一日麥克阿瑟瞞過美國國務院擅自訪台的詳情用二十頁信紙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報告,他等於替蔣的最大政敵做情報。杜魯門總統害怕麥克阿瑟會使用六萬國軍參戰,進一步招惹蘇聯出兵而引發世界大戰,於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悍然下令免去他聯軍總司令職務。也許宋美齡的本意是不希望她的丈夫涉足甚少勝算的反攻之役,她專程自美返臺規勸蔣公赴瑞士休養,也是出於同一種心態

 陶涵對國共兩黨的觀察細微,表現在以下段落:「國統區的小報固然專注於歌伎名伶的社交緋聞,偶爾也報導國民黨貪瀆失敗的新聞——有真有假。在大部份城市裡,讀者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蔣的材料;在共產黨地區則絕對見不到反共的作品。兩者天差地別」(頁一二○)。
   對於左傾的大公報指責國民黨「接收淪陷區時訂定一元法幣兌換200元儲備券,致使絕大多數人傾家蕩產」一事,陶涵認為是無稽之談,因為「兩種貨幣的兌換不會影響土地、房屋、珠寶、黃金、白銀的價值,而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這種傳統的方法保存其財富,以偽儲備券為計價基準欠債的人,實際上還因為偽幣幣值大跌而受惠呢!勝利前一年,淪陷區人民早已預料日本遲早要敗,通貨膨脹和偽幣黑市匯率早已騰升,黑市匯率早已達到一比二百的地步,受害者只是極少數不知在勝利前減少持有偽幣的人」(頁四三七)。

   斯大林向毛澤東洩露雅爾達密約,使毛玩弄美國人於股掌之上

   陶涵還揭露,雅爾達密約是在蔣介石不知道的情形下,由美蘇私下訂定的,協議規定蘇聯向日本開戰後,可以共管中東,南滿鐵路、租借旅順軍港,國際化大連商港並保障蘇聯在東北的特別利益,還要讓外蒙脫離中國版圖。會議一結束,斯大林就告訴毛澤東:蘇聯紅軍要來了!毛立刻發電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要他停止赫爾利所調停的國共會談立即返回延安,毛號召全體黨員準備向美、蔣發動浴血戰鬥」(頁四○三)。這一切使老毛有恃無恐,陽奉陰違,一再違反雙十協定與停戰協定,把美國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還透露,「強烈反共的蔣介石,在日記及內部講話中,常常提到服務群眾這一馬克思言論。他在黨內宣揚要擊敗毛澤東,就必須先向毛學習,甚至鼓勵國民黨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認為辯證法決非共黨所專有」(頁五六二)。同樣,人們從毛澤東的文膽王力所著反思錄中看到,毛澤東說:「我同蔣介石有兩個共同點:一個是中國要統一,一個是中國要獨立。我們從不放棄用武力解放臺灣,蔣也想用武力反攻大陸……蔣介石反對蘇聯佔領中東路和旅順口,也是有道理的」。儼然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

   陶涵是一個美國人,他對英文史料的搜集與研判確實勝過中國學者,但對中文史料的搜集研判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瞭解畢竟遜於中國學者,此書撰寫時缺乏一位華裔歷史學家在旁襄助核實,所以出現了若干謬誤,諸如:

   一、說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皖南事變,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本人也被俘」(頁一九七)。其實,被俘的是軍長葉挺,而項英是在逃亡兩個半月後,被他的親信副官劉厚總槍殺於安徽涇縣赤坑山蜜蜂洞,其目的只是想劫走項英身上的金銀財寶而已。

   二、說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解放軍報把原來詆毀為戰爭販子的羅斯福歌頌為開明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頁二○四)。查解放軍報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創刊的,一九四一年中共猶龜縮於延安,在那裡僅有一份《解放日報》。

   三、說「一九四○年秋,毛批准出動一○四團兵力,攻打山西、河北境內的交通線與基礎建設,日軍估計損失三、四千人」(頁一九三)。然而《彭德懷自述》一書指出,參戰的僅廿二個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集披露:「直接參戰的兵力,計聶榮臻部十個團、一二九師八個團,一二○師四至六個團,總部炮團大部,工兵一部」,這個最權威的戰場文件顯示,參戰團的數目與彭德懷自述接近;中共印行的《彭德懷年譜》則記載有三十個團,八月二十日,彭德懷、左權將這次破襲行動定名為「百團大戰」,純屬誇張宣傳。彭德懷在自傳中承認,發動這一破襲戰,是為了打退日軍的「囚籠政策」、突破日軍對根據地的割裂,是為了維護中共的自身利益,而非為了保衛國家。

   四、說「二二八事件有1.8-2.8萬人喪生」(頁四八一)。這顯然是受到失實文宣的誤導。臺灣著名學者武之璋在《二二八真相解密》一書中指出:「二二八當時在中央認定是叛亂,當時參與其事的官員自認為是平亂,平亂以後自認為是有功。在自認有功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是沒必要說謊的。如傷亡人數,民間說法從數千人到數萬人都有。我們判斷,在廿一師登陸前,臺灣因兵力不足,政府機關或軍方大多是被攻擊或採守勢的;廿一師登陸後形勢逆轉,大量死亡應該是在廿一師登陸到清鄉結束這段時間,但據〈二二八事變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死亡僅43人,被俘585人,對照民進黨政府的二
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資料,向政府申請補助的僅有673人。古今中外軍人沒有不謊報戰功的,故這一統計數字絕無縮水的可能,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檔案資料。
   西方學術界對陶涵蔣傳好評如潮

   雖然存在以上瑕疵,但此書還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英文版於去年四月下旬面世後,《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等美國主流報刊都登載了書評,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網站還刊出了對陶涵的專訪。哈佛大學史學教授柯偉林對蔣傳的評價是:「蔣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巨大、複雜,和近代中國的歷史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直沒能有一本好的傳記問世。現在陶涵終於寫出一本這位二十世紀主要領袖人物極為生動、可讀的傳記。捕捉了蔣的一生和他所處的時代,比從前任何一本英文著作都好。」喬治城大學教授沙特稱蔣是全球政治中頂天立地的人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藍普頓、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等人也都對這本蔣傳給予高度評價,他們都對蔣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深深肯定。黎安友說陶涵的蔣傳在很長時間內都會是「權威之作」;藍普頓指蔣「為那個受困的島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石」。華盛頓郵報的書評說,中共長期以來都稱蔣為「匪」、「美帝走狗」,如今終於有人還他「愛國」、「推動現代化」等本來面貌。而且大陸的主流學者也說,如果一九四九年獲勝的是蔣而非毛,今天的中國可能更好。

   陶涵的蔣傳於今年三月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推出上下兩冊781頁的中文版。從內容來看,此書比起中共御用學者楊樹標寫的《蔣介石傳》、榮孟源所撰 《蔣家王朝》、何虎生的《蔣介石大傳》、嚴如平的《蔣介石傳略》等等,在特定意識形態內打轉的奉命之作更為體大思精、鞭闢入裡,成為同類作品中的傳世之作。不過,也許是趕稿忽忙,譯文欠達欠雅,讀起來詰屈聱牙、晦澀難懂,諸如承襲英文語法的直譯句子「進行會擾及社會經濟秩序的徹底改革之最佳時機,就是與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鋸結果還不確定時」(頁一二四)、「集中在進口代替的工業化策略和高關稅」(頁六一○)、「因為他藉著附加許多讓派軍至多成為長期發展方向的要求,避免了國軍的參戰」(頁五七九),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他也有在想這件事」(頁二六五),將地方語與英語語法炒成一鍋、何不譯成「他正在想這件事」呢?各大報刊與美國之音中文部都譯McElroy
(1957-1959美國國防部長)為馬克雷,本書卻譯成麥艾樂,把Sevastopol 譯成席瓦斯特堡,可是兩岸的地圖都譯為塞瓦斯托波爾。
   最令人噴飯的是把「中正身當我中華民國獨立自由重新發軔之初,撫今思昔,策往勵來」譯成「我,蔣介石,自始即認同復興中華民國,走上自由與獨立之路」,把禮義廉恥的「廉」譯成「謙遜」(以上二項皆在頁二九二),原文出自《中國之命運》之序章,這本當年人手一冊的暢銷書,如今中山南路國家圖書館可以借閱,僅一舉手之勞便可核對,何樂而不為?至於把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外電廣播)譯為「非秘密的開放來源情報服務」(頁五七六)便令人哭笑不得了。

   「印刷機雖然倖存,不過還是出現了通貨膨脹,然而並未以天文數字般地速度竄升」(頁一八一),句法、連接詞,副詞都欠妥。「恐怕沒有一位美國領比史迪威在壕溝中待的更久了」(頁三○三)則是編校的疏忽。

   詞法更是不忍卒賭,把「摩擦」譯成「緊張」(頁四十二),把「國民性格」譯成「國家性格」(頁四十九),把「決策人士」譯成「內圈人士」(頁六十五),把「聯絡人」譯成「接觸人」(頁八十四),把「政治領域」譯成「政治場域」(頁一五四),把「締造」譯成「認養」(頁一六八),把「頑強」譯成「頑固」(頁一八一),把「陳舊」譯成「堪用」(頁二一一),把「趾高氣揚」寫成「趾高氣昂」(頁二二二),把「斷定」譯為「決定」(頁二二八),把「食油」譯為「炒菜油」(頁四七七),把「下文」譯為「下聞」(頁五○九),都不無商榷餘地。擅改成語的例子還有,把「蕩然無存」寫成「夷然不存」(頁一八九)。在中文的領域,成語是不可以隨便改動的,除非是招徠顧客的店招與報刊專欄的怪論。最使人猜不透的是「落後的積極份子」(頁一八六)這樣的「新名詞」。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陶涵蔣傳的中文本註釋幾乎全部用英文印出,譯者聲稱「檔案分類方式是屬國外機構所有,所以一律保留原文,不做翻譯」(頁三八六)。難道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購買了原作的中文版權,2310條注釋卻不包括在版權之內?鄙人前年在香港推出《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譯本,原文卅七萬字之外,注釋十八萬字,一個字都不敢漏譯,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蹟圖書館也從未因為譯了全部注釋而控告本人侵犯「檔案分類方式」。鄙人亟盼中譯本蔣傳再版時,能完整地把注釋譯出來,無論從學術標準,抑或從職業道德上考慮,都應該把原作的全貌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

(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頂天立地巨人--介紹陶涵力作《蔣委員長:為現代中國而奮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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