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马诗歌的意象世界

一

诗人常常是寓言家，但决不仅仅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道德故事的制作者。诗人往往凭灵光闪烁的感觉驱策充满感性的语言，最终水到渠成地显现生命的抽象意义。美籍华人作家非马在一首题为《今天的阳光很好》的诗作中，借画家特有的视角洞察生存现实的表象及实质，以画面的自然发展巧妙地完成了一则寓言的抽象。诗歌首先以从容不迫的笔调徐徐展开一幅令人心悦神怡的画卷，「蓝天」、「白云」、「小鸟」、「绿树」以及「蹦跳的松鼠」和「金色的阳光」， 一系列光明亮丽生机勃勃的意象喻示了人类淳朴动人的理想；然而画家对此却陷入了疑惑，现实生活的复杂丰富给予了他巫师般的敏锐与直感：「但我总觉得它缺少了点什么/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种深沉而不和谐的东西/来衬出它的天真无邪。」这种预感即刻得到了证实：「就在我忙著调配最苦难的灰色的时候/一个孤独的老人踽踽走进画面/轻易地为我完成了杰作。」诗的前后两部分 形成了对照，明亮快活的世界被沉重灰暗的世界所渗透，天真无邪的幻想在孤独老人所象征的人世苦难面前，既显现出人类希望的光亮也被衬托得单纯柔弱而显出理想的某种虚幻性。诗人并未因此而沮丧，相反，他以深谙生活辩证法的理性态度观照理想与现实的悲剧冲突，诗篇告诉人们：人类注定置身于苦难 与阳光之间，置身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唯有在这种既定的悲剧处境中直面现实人生才能完成人类生命的「杰作」。敏感的读者还可以感觉到诗人对自然淳朴的和谐和理想境界的深挚温存的爱心和执著明确的眷恋，故作沉着平淡的语气并不能掩盖住「孤独的老人」所带来的凝滞沉重的阴影，其间隐隐透露出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宿命般的认定和忧患，同时也因其正视命运的积极姿态表明诗人对人间黑暗面不妥协的挑战倾向。

从上文对非马的一首诗所作的具体解读中可以看出，非马是以有意味的意象营造诗义并传达主体精神。

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概念。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象」出自《周易》：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曰：「夫象者，出意者也。」王昌龄在《诗格》中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提出：「搜求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更强调诗人的心灵与客观物象相感应交融的神妙意蕴。西方美学家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概念，康德以为，「意象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来的感性形象。」(1) 本世纪初英美诗人庞德对意象下了个定义：「意象之为物，乃是瞬间内呈现理智与情感二者的复合体。」「意象派的意象是代数中的a、b、x，其含意是变化的。作家用意象，不是要用它来支持什么信条，或经济的、伦理的体系， 而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意象思考和感觉的。」(2) 意象在这里早已超出了一般的比喻意义。意象是诗人情感理智在霎那间的综合物，在诗义的诠释和理解方面具有多重可能性，比如庞德那首著名的短诗《地铁站上》：「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这里的「人面」与「花瓣」带给读者的就是多重角度的暗示寓意，而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比喻。而本世纪前半叶英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派更是视意象为诗歌框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艾略特倡导一种寻找「客观对应物」的理论，他主张文学作品应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强调一种理智与情感相合作的「统一的感受性」，他创作的诗歌往往是大意象中密布小意象群的象征性结构，比如长诗《荒原》、组诗《四个四重奏》等。因此，赵毅衡在《新批评》一书中将意象这一概念普泛化简洁地命之如 「表示抽象意义的象」（P133），后一个「象」并不标明是「具象」，显现出 现代诗论中「意象」内涵的微妙变化。

综上所述，意象堪称为诗歌的基本要素，它与一般所说的「形象」和差异就在于，意象是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它常常寄寓著主体的情感和意图，具有一定的抽象意义，在多数情况下，它总是体现为感性形象。如庄周的「鹏鸟」与 「蝶」，屈原诗中的香草美人，李白吟咏的月亮，苏东坡词中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的江水；又如叶芝诗里的「拜占庭」，艾略特诗中的「水」、「火」、「岩石」和「棕黄色的雾」……这些意象兜蕴藏了诗人深刻的思想认知和丰富的情感内涵，超出了原来的词义，变得容量浓厚富于象征或暗示意味。 非马的诗十分重视意象世界的经营，台湾诗评家陈千武和李魁贤明确地称非马 为意象派诗人，李魁贤在《论非马的诗》一文中指出非马的诗「具有非常典型 性的意象主义诗的特色和魅力。」并具体说明了非马的诗兼具意象派诗歌的四 大特征和六大信条，即「语言精练。意义透明，象征饱满，张力强韧」以及 「语言明确，创造新节奏，选择新题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练」等要义。以 上论断证明了非马诗歌中意象的突出位置，如果说台湾诗论家着重是从美感特 征和艺术技巧的角度来论述非马诗歌的意象主义风格，本文则要通过对非马诗 歌中的意象世界的综合考察，观照诗歌呈现的思想意向以及诗人的生存处境和 价值选择。

台湾诗人罗门在《时空的回声》中指出：「当现代诗人从古代诗人偏向一元性自然观的直悟境界，进入到现代偏向二元性的生存世界；从宁静和谐单纯的田园性生活形态，进入动乱紧张复杂焦虑的都市型状况，接受西方现代科「文明 的冲击，以及物质繁荣的生活景观的袭击。所引发人类官能情绪心态与精神意识的活动，都是以大幅度大容量与多向性在进行。」作为现代诗人，在个体与社会、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等方面必然面临比古代诗人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的选择。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抛弃了后期资本主义文明都市巴黎这座人间「地狱」的种种罪恶，留下了一束以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为揭示对象的惊世骇俗的「恶之花」，但诗人是孤独的，「在被这些最后的同盟者出卖之后，波德莱尔向大众开火了──带著那种人同风雨搏斗时的徒然的迁怒。这便是体验的本质；如此，波德莱尔付出了他全部的经验。」(3) 现代诗歌大师艾略特坚持认为：「诗歌的目的是在于用语言重新表现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他极为沉痛地批判「欧洲文明的混乱和庸俗」，在《荒原》、《空心人》等诗中，艾略特将现代西方人对现实的恐惧、震惊、幻灭以及企图寻求拯救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最终他本人选择了一条宗教救赎的道路，疲惫迷惘的心灵停泊于欧洲文化传统的深渊。非马童年时期在中国大陆度过，青少年时代成长于台湾，成年之后又赶上60年代的留学热潮，以后定居于美国芝加哥，复杂的文化背景必然给他带来复杂的文化感受和多元的文化认知；另一方面，非马不仅是诗人和艺术家，他还是高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名科学工作者，社会角色的复杂性也为他观照世界带来了别样的眼光。非马温和达观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歌不似波德莱尔那种极端的撒旦式的诅咒，但非马同样具备一个现代知识者强烈的批判锋芒，在对于现代文明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上与波德莱尔同样尖锐。非马的诗，虽然不具备艾略特诗中的厚重历史感和浓郁的宗教意味，但在对于现代机械文明社会 的讽刺态度和怀疑倾向上却表现出某种同质性。正如本文开篇所分析的那首非马诗作那样，非马的诗明显呈示出生存世界的二元性，诗人正是置身于理想的「阳光」与现实的「苦难」之间，企图在对现实的揭示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的超越。

二

非马的诗歌创作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三十余年的历程，形成了一种「比写实更写实，比现代更现代」的艺术风格。常有论者将非马的这两句自我评断分而视之，认为前句指的是思想内容，后一句指涉艺术形式。其实不然，读过非马 的数百首诗之后，我感到他的「写实」与「现代」是交融为一体的，他的贴近现实人生、关注四时民事的诗思始终是与现代诗人的自我意识和犀利目光相关联的。非马曾经在《中国现代诗的动向》(4) 一文中谈及他的诗观，他认为既要肯定「艺术至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诗人，必须积极参与生活，勇敢地正视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对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忠实的批判与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自屈原至杜甫白居易至曹雪芹乃至鲁迅这一脉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也显示出西方近代以降知识 分子以社会良知自居的精神传统对非马的某种濡染力。正像诗人在《乌鸦》一诗中所隐含的自我指涉：「只一心想做良心诗人/成天哇哇/招来石头与咒骂」。另一首同名诗中，作者又一次对乌鸦「自命良心诗人/哇哇/煞黄莺儿的风景」的不媚俗行为进行了貌似嘲弄的肯定，在这个变幻莫测缺少信念的社会，「风靡耳朵的/是邓丽君的录音带/一按即唱」，乌鸦因叫声的难听违背了社会流俗而显得孤独，却仍然坚持不懈。由于非马在「乌鸦」这一意象里寄寓了一个有良知 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诗中的「自嘲」和「嘲世」之间才构成了强韧的张力关系。从「乌鸦」这个有著自喻色彩的意象可以了解非马清醒冷峻的自我意识，以及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

从题材看，非马的诗笔触所及甚广，从变幻不定的国际风云，到平淡无奇的四时更替；从触目惊心的新闻事件，到朴素平易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纳入诗人的观照视野。因此，非马诗中的意象丰富而繁杂，如万花筒，但诗人并未迷失于意象的迷宫中。他诗中的意象虽丰富却并不凌乱，色彩纷呈却并不扑朔迷离，其原因在于他的诗歌意象经过了诗人的梳理和锤炼大多获得了较为沉着坚实的寓意，是诗人情感、理智与客观世界相撞击的产物。从整体考察，非马诗中的诗歌意象世界是由两组具有张力关系的意象而构成，即充满罪恶与苦难的现实世界和寄托幻想阳光明丽的理想世界二者相辅相成。诗人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憧憬构成了诗意形成的中介。

现实世界遍布罪恶与苦难，台湾诗人洛夫曾发出诗人的宣言：「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5) 非马的诗虽然不像这样极端，但其诗中的挑战残酷现 实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他在诗中展现了双重意义价值体系，一重是正义的、 人道主义的、自然的，另一重则是非正义的、反人道的、异化的。诗人通过一 系列意象有意味的比照与冲突来体现双重意义价值体系的对立关系，如战争意象与和平意象，城市意象与乡村意象，成人意象与孩童形象等等。

（一）「战争」VS「和平」：冷峻的追问

战争是一种人为的灾难，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两次大战在现代人心灵中造成的巨大阴影直接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五十年代起源于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和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黑色幽默」等现代文学流派。「大战中疯狂残酷的史实给西方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尤其是不少「黑色」作家曾经身历其境，劫后余生」。(6) 「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即以战争为背景揭示出生存现状的悖谬性；而荒诞派代表作家尤耐斯库面对二战的残酷浩劫与人类的虚弱迷惘，发出了以下的感慨：「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除了使人付之一笑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的反应 呢？」(7) 六十年代初即移居美国的非马不能不受到这样的思想观念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他生长于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的中国，对战争的灾难必然有著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因此，呼吁和平、控诉战争的警世主题成为非马诗中的一组重要旋律。

他的一些战争题材的诗篇往往并不铺排宏大悲壮的战争场面，而是选取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描绘一个小小画面，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如《越战纪念碑》并不曾声色俱厉地指控战争的罪恶，而是通过「万人冢中，一个踽踽独 行的老妪」来寻找爱子「致命的伤口」的无声画面来呈现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创痛；另一首题为《战争的数字》的短诗运用了反讽笔法，以一句冷冰冰的 「只有那些不再开口的/心里有数」，来回答所谓的「战争的数字」问题，让生者的心灵受到那些永远沉默的亡灵的撞击，以无声的死亡包容生命的呐喊。诗人在「纪念碑」、「老妪」、「战争的数字」等意象的选取上是别具匠心的， 他用无声的画面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表达了作者对那种反人道的战争的深深憎恨。

另一面，批判意识越是强烈，诗人内心的爱和人道精神也就越是鲜明。正因为诗人憧憬著人类的相爱与互助，向往著世界的和平，深挚地同情著那些不幸的战争受害者，他对战争的愤怒和痛恨才会如此的不可遏制。在战火硝烟不断毁坏著和平生活的现实面前，非马不禁产生了「黑色幽默」式的表达方式，他甚至以抒情的笔调如此描绘：「最后一批B-52撒完种走了/冰封的希望开始萌芽。」而「和平」则正被人们「沿街叫卖」，这嘲谑的表述中深藏著诗人的愤怒与绝望，此诗的题目与诗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春天的消息》。「春天」这一意象所传达的信息与传统意义上的语义信息和隐喻涵义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之间，诗句暗示读者去追踪其深层原因即社会原因和人为因素。而在另一些涉及战争的诗作中，诗人将暗示变成了公开的指控， 那些阴险罪恶的战争策划者和侵蚀和平的人在非马笔下化身为「他们」这个代词形式。「他们」在淋漓的鲜血中进行著钩心斗角的政治交易，并且美其名曰 「巴黎和谈」（《圆桌武士》）；为了射杀一个逃亡的同胞，「他们用铁丝网 /在地上/围建乐园」（《天上人间》）；「他们」在南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后 却要捣毁那些拍下「他们」罪行的照相机（《南非，不准照相》）......

这样的诗歌不是用来歌唱的，而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是警世的钟声。在一首名 为《珍珠港》的诗作中，诗人举重若轻的笔触下其实是沉重的担忧：「听说腰缠万贯的日本人/已陆续买下/这岛上最豪华的观光旅馆//说不定有一天/这批鞠躬 如也的生意人/会笑嘻嘻买下/这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整修粉饰」半个多世纪前的残酷战争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有关历史的书写和解读却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当今日本右翼分子极力无耻地篡改历史，这些都是应当引起世人关注的严峻事实。

可以说，非马战争题材的诗歌足以唤起尚存良知的人们的深深共鸣。诗人在表现战争与和平这类题材的诗作中，在理智层面发出了追问和深思；诗中那些冷峻精练的语言与意象，像一把把投枪与匕首，具有震撼性力量。

（二）「城市」VS「乡土」：何处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随著现代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人们日复一日远离了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理想生活，随著人群如织建筑林立的城市的日益发展，天真古朴的乡村渐渐成为遥远的梦幻。城市与乡村代表著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景观和价值取向，因此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成为许多现代文人所关注的问题。非马的诗也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乡村世界与城市世界的对立，《芝加哥》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一个东方少年带著好奇与幻梦奔赴城市之高塔，然而「在见钱眼开的望远镜里 /他只看到/毕加索的女人/在不广的广场上/铁青著半边脸/她的肋骨/在两条街外 /一座未灌水泥的楼基上/根根暴露。」在城市意象群中，包括人工的塔、「见钱眼开的望远镜」、「铁青著半边脸」的城市雕塑、「未灌水泥的楼基」等，从中我们所见到的城市景观是冷漠无情毫无情调的，代表著乡村世界的东方少年 同样感到了一种被欺骗被拒绝的颓丧：「这钢的事实/他悲哀地想/无论如何/塞不进/他小小的行囊」。这里通过乡村人格被城市所排挤的寓言清晰表明乡村和城市两个世界的疏离与敌视关系。

诗人还在作品里喻示了现代社会中东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非马长期居住在芝加哥，对于西方都市文明有著深刻的体验，而「东方少年」以及他的「小小的行囊」则来自另外一种文明圈：一个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田园气息较少受到侵 蚀的乡村化社会，那里也是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国度。对于非马而言，双重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体验意味著视野的拓展和胸襟的开阔，但同时也可以敏感到不同 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诗中的「东方少年」式的遭遇就颇为传神地表达了这种感觉。东方少年的悲哀令人想起哈代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吞噬瓦解宗法农村的天然关系时的那种痛楚，也让人想起沈从文对湘西山水风俗民情的执著迷恋背后的隐秘的伤感；但是非马也不同于哈代和沈从文，哈代固执而无奈地滞留在农村宗法风俗的田园中孤独地吟唱动人的挽歌，沈从文始终以一个「乡下 人」自居，他的精神与侵入乡村世界的现代商业文明格格不入。而非马早已失落了哈代的原野和沈从文的那片山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早已深深介入现代文明社会，他只能在都市文明的笼罩下找寻生命的冲动和生存的价值。非马选择了一条诗歌和艺术的道路，以张扬生命的灵性，同时也以此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反省职能，因此，有时候，他看起来就成了波德莱尔那样的都市旁观者和批判者。

敏感的诗人同样拥有波德莱尔那种令人晕眩的「被人群推搡」的经验。波德莱尔在题为《失去光环》的散文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经验：「迷失在这个卑鄙的 世界里，被人群推搡著，我像个筋疲力尽的人。我的眼睛朝后看，在耳朵的深处，只看见幻灭和苦难，而前面只有一场骚动。没有任何新东西，既无启示，也无痛苦」。(8)非马对这种经验的描述往往建立在「恐惧」与「恶心」的感觉基础上，他十分厌倦于城市生活的标志：摩天楼、喧嚣的人流、拥挤的街道、变幻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车群。这一切意象在非马笔下都鲜明地烙上了诗人的否定性情感印迹，诗人甚至毫不忌讳地使用了令人恶心的比喻，将阻塞的道路比作一段小肠：「在一阵排泄之后/无限舒畅起来」，（《路》）让人们避之不及地联想到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类似经验。

但非马并不仅仅传达上述「恶心」的情绪，他还致力于揭示城市丑陋表象背后的问题。如《宵夜》就是其中一例。诗分为两段，前一节以拟人手法来描摹酒醉饭饱令人恶心的城市之夜：「霓虹的手/在黑夜的天空/珠光宝气地抚著/越胀越便便/的大腹」；诗的后一段则明确使用了一个城市贫民的叙述视角：「走在 /打著饱嗝的/台北街头/我却经常/饥肠/辘辘」。珠光宝气的台北街头霓虹灯闪烁， 但荣华富贵是上流社会成员的特权，没有一介平民的份，「我」只是被城市欺 侮、鄙视、抛弃的边缘人中的一个：渺小而卑微。诗歌以简洁的意象对照显示出批判的张力，以美的解构的手法，有力地质询了现代性都市社会的不公不义， 同时自然地把真切关怀的目光投向弱势群体。从中可窥出非马诗歌特有的力量。「汽车」原本是都市文明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非马眼里，它们有时是「目射凶光的/兽群」，「摩天楼」这现代社会的典型符号，在非马看来其实是积蓄酝酿都市动物「贪婪无底的欲望」的仓库。（《都市即景》）在繁华城市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四面八方/群兽咆哮而至/惊动一双悠游的脚/加入逃窜的行列//尘沙过处/一只斑马/痛苦地挣扎/终于无声倒下」（《十字街头》）。这无疑是一个有关城市的寓言。十字街头静态的斑马线，被巧妙地想象成遭到成千上万车轮和脚碾压的斑马，这样的联想赋予了斑马线自然的意涵和生命的质地，因此凸现了城市反自然非人性的一面，流露出强烈的质询意味和悲悯之心。德国批评家本雅明曾经如此描绘都市给人的感觉：「在这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在危险的穿行中，神经紧张的刺激疾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波德莱尔说一个人扎进大众中就像扎进电池里一样。」(9) 本雅明和波德莱尔对于个体淹没在都市人群和机器中的异化感可谓感触甚深。这一点非马的感受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上述诗歌意象的营造可以看到，非马对城市文明乃至现代社会负面性的批判 是敏锐的，也贯穿了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人文情怀。批判和讽刺的背面其实是一种忧虑和关怀。非马的诗中因此常常可以见到对城市人生存景观和精神困境的描摹。《日光岛的故事》冷静呈现了城市人的精神空虚，他们「白天/挤在 摩天楼的阴影里/乘凉/夜晚/却争著在霓虹灯下/曝晒苍白的灵魂」。这样的城市众生相原也是当今社会司空见惯的景象，诗人却在白天与黑夜的对比和对话里， 有意味地传达了自己冷峻的思考。非马是城市中人，然而他在表现城市时有意识地采取了与城市以及人群疏离的旁观者观察视角，获得客观的审视。《在公寓窗口》一诗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种叙述视角。叙述主体站在窗口，视察窗外的世界，从这个视角看出去，街上行人好比从网眼看一尾尾湿漉漉蹦跳的鱼儿，他们正在白雾弥漫的街道上鱼儿一样「自由自在/游著」，诗人好比在描绘一幅水墨的游鱼图画，平淡从容，但我们可以从诗人旁观之冷眼里透视出淡淡的反讽意涵。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鱼网中的「自由」的性质。

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异化性相比，渐行渐远的故土和乡村世界其实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尺度和文明景观。对于非马而言，当然还有著一份割舍不去的怀乡念旧之情。《中秋夜》中，诗人表达了远在异乡的华人特有的心绪，品尝著从唐人街买回的月饼，却感到有些「不对劲」；这让我想起严歌苓小说中异乡中秋夜的那枚阿司匹林般的苦涩月亮。《父亲》里，「嚼幸运饼的父亲终于嚼到了孤寂 /在唐人街晒了一天太阳的长凳上」。如果说前文所提的「东方少年」的故事透显出一股身处异国都市的茫然无措和悲凉无助，那么诗人在异域度中秋吃月饼的那种别扭，以及「父亲」在唐人街深味的寂寞，则表露出了某种疏离的失落与惆怅。很多时候，乡愁不是装饰，不是文人的理念，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真实情感。《返乡》一诗就非常准确地通过意象的力量传达了乡愁的内涵。诗人欲扬先抑，描写返乡者过海关时留下了载不动的乡愁，在回家的计程车上， 他甚至还为终于「摆脱」了乡愁而感到「轻松」，但是结尾笔锋一转：「却看 到乡愁同它的新伙伴/等在家门口/如一对石狮」。门口石狮子的意象，是那么故土化，又那么深刻鲜明，也许是超现实的视觉冲击，也是真实的情感冲击。它沉默无语，却无声胜有声。它是游子心中凝缩了的故土情怀的象征，意味著生命中的乡愁剪不断理还乱，深深烙印在游子漂泊的生命中。同为海外华文作家 的张系国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指出：「那种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故乡之爱，毕竟是刺激海外华人作家继续写下去的原动力。」(10) 非马诗歌创作中自然也有这样的原动力的影响。他能深味游子思乡之痛切真实，同时也避免把乡愁主题滥 情化；从那些漂流者身上，他看到了现代人无根的可悲。游子们感慨：「什么时候/我们竟然成了/无根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呢？在诗人看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本身非理性的「见异思迁」，于是，「在自己肥沃的土地上/凝望着远方的海市蜃楼/思乡」（《游牧民族》）。在这里，一向关注社会问题的诗人对60年代以来的台湾出国热和80年代以来大陆的出国大潮有感而发，提出了理性的反思。

非马在处理城市与乡土、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命题时，也将对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反省带入了诗性书写之中。虽然他显示了对乡土世界的某种同情和关心，但是他冷峻地看到乡村文明价值的沦落和城市世俗价值的普遍化状况，并表达了诗人敏感的人文关注。我们可以看到，非马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其依据并非沈从文式的美好动人的乡村文明，更多地源于作者持 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非马以他凝练、简约而富有张力的意象群， 构筑了一个充满恶心和恐惧感觉的城市世界，以及一个正在渐行渐远的乡土世界。实际上，这样的诗歌命意里隐含著一种疑惑：现代人是否已经失落了心灵的原乡？何处才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三）「异化」VS「自然」：质疑现代性的一种方式

人们常常会注意到非马诗歌的讽刺特色，他的讽喻不仅是针对腐败的政治现象和严重的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性遭到扭曲的可悲事实表示焦虑和关注。 人道意识始终贯穿在非马的诗歌精神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道思想并非那 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将由衷的爱与关切渗透在自然万物之中，从中体 验生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镶嵌。诗人这样表露自己深沉细腻的生命柔情：「每 个我记得或淡忘了的城镇/每个同我擦肩而过或结伴而行的人/路边一朵小花的眼 泪/或天上一只小鸟的欢笑/都深深刻入/我生命的指纹」。）《生命的指纹》） 也许正因为这一种敏感与爱意，诗人的内心也就特别不能容忍现实世界中那些非自然和反自然的现象。在他看来，大自然在人为的力量面前正在失去原有的生存空间与和谐关系。在人类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自然界中那些生机勃勃的树木，自由自在展翅翱翔的飞鸟，却日渐失去其生存空间。非马对于自然的异化深感疑虑，因此他能体会被挤出焦距的树的困窘：「愣愣地站在那里/看又一批/龇牙咧嘴的游客/在它面前/霸占风景」(《被挤出风景的树》)；当他看见歌声嘹亮的鸟儿被关进鸟笼，心中的愤激难以掩饰地涌入笔端：「为了使森林沉默/他们把声音最响亮的鸟/关进鸟笼/从小到老到病到死/也不管什么鸟 权」，非马忍不住对那些一味追逐财富而破坏自然的人们发出警告：「直到有一天/鸟笼成了森林/但决不沉默/只歌声/变成啼声」。（《鸟笼与森林》）树木和鸟的状况代表著自然界的面貌和声音，自然生态遭到损害，人类能得到什么呢？城市失去了鸟儿的踪迹，孩子们只能从电视机里听到「布谷布谷」的鸟鸣 （《布谷》）；楼窗被钉上了防盗的铁条，「怪不得天空/一天比一天/消瘦」 （《风景》）。其间巧妙的修辞，给予人充分感性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力。 自然界在人类的规训之下呈现出迷失本性的异化形态，对此非马深有所感。非 马的诗中，盆景中的植物和笼中的巨兽，往往隐喻著非自然状态事物的异化。显然，作者对现代文明中的异化现象充满质疑和嘲弄。非马诗中的「狮子」 「虎」等兽中之王的形象，让人联想起里尔克的名作《豹》，里尔克以栅栏内不甘驯服的豹那「力的舞蹈」塑形一种「伟大的意志」；而非马笔下的狮子老虎早已失去了野性的雄风，「眯着眼/猫一般温驯/蹲伏在栅栏里」的老虎让诗人 疑惑「武松那厮/当年打的/就是这玩意儿？！」（《虎》）狮子「再也呼不出 /横扫原野的千军万马/除了喉间/咯咯的几声/闷雷」，只能在「一排排森严的铁栏」中做著「遥远的绿梦」（《狮》）。

飞鸟的天空变成了鸟笼，兽物的家园成了栅栏，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那么， 自诩文明的现代人呢？不难看到，非马相当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处境，对于这发达的单向度的现代文明，他持有一种谨慎却坚定的质疑态度。有时这 种质疑是通过对细枝末节的犀利解读来表达的，比如西装领带，原是现代文明 社会社交场合的必备衣饰，但是非马却别出心裁地见微知著,并发出嘲谑的嬉笑：「在镜前/精心为自己/打一个/牢牢的圈套//乖乖/让文明多毛的手/牵著脖子 走」。诗人的构思聪慧轻盈，风趣诙谐，让读者一笑之间得以反省现代文明的累赘与矫饰。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马克思把这种资产阶级的伦理叫做人的真实本性的倒置，它把人贬作一个物品而且把人从他的根本人性中异化出去。」(11) 作为一个富有人道思想和批判意识的当代作家，非马的诗作致力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弊病和危机，剖析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抨击异化现象。而对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在非马的「鸟」、 「笼」等几个意象关系中得到了饶有意味的体现。

「鸟」是非马十分钟情的一个意象，在其诗中有著特别的意义。鸟在人们心中往往唤起是自由的联想，而非马诗中，鸟儿不再是自由的象征，相反，它常常成为生命不自由的隐喻。在《笼鸟》一诗中，鸟被「好心的他们」关进牢笼， 荒诞的是，禁锢它的人却企图听到它「唱出自由之歌/嘹亮/而/动听」。从某种程度上说，鸟遭受禁锢的境遇正是现代人异化扭曲状况的折射。席勒曾经这样描绘文明给近代人造成的处境：「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12) 这样的现代人类与关进鸟笼歌唱的鸟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鸟所具备的强烈的隐喻性，让非马对此意象产生了持久的关注。他曾写过两首同名为《鸟笼》的诗作。早先的一首是这样写的：「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 /把自由/还给/鸟/笼」。数年之后，诗人旧题重写，稍有小小改变：「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天空」。这当然不是空泛的文字游戏，我们可以从中辨析诗人对自由命题的思考轨迹。真正的艺术家和人文思想者总是会由衷地关注著自由这一命题，非马亦然。前一首诗，其实已经有其别致之处，那就是结尾的「鸟」与「笼」的分行处理。我们常规的思维模式里，鸟的飞翔代表著自由，那么「让鸟飞走」也就意味著把自由还给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诗人并未停滞于此，而是将「笼」这个囚禁鸟的负面意象也赋予了悲剧色彩，这就有些出人意料。这首诗对于鸟和笼的关系的思考就产生了新意。修改版的 《鸟笼》仅仅改了两个字，但感觉已有很大不同，意涵也有所提升。天空被视为鸟儿自由飞翔的空间，然而，天空本身的自由难道就是自明的么？非马的诗句显然否定了这种自明性。污染的大气充斥的天空，也并非鸟的天堂。鸟、鸟笼和天空，三者的关系荒诞而暧昧，三者都是非自由的和异化的。自由是什么？我想起北岛的一句诗：「自由，就是枪口和猎物之间的距离。」

非马的诗呈现了战争的苦痛，历史的残酷，以及异化的荒谬，以诗人的智慧和 知识人的良知抨击时弊，捍卫正义；「让鸟飞走」，则让人们感受到生命追寻超越的渴望，而且，唯有飞翔，才可能有超越，有苦难中的阳光。

注释：
(1).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2). 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页
(4). 台湾《文季》，二卷二期
(5).洛夫：《诗魔之歌》
(6). 杨国华：《现代派文学概说》，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7).《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8). 同注3，第167页。
(9). 同注3，第19页。
(10). 张系国《爱岛的人》，《四海》1986年第5期
(11). 宾客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页
(12).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发表于： 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1993.3;
华报，1994.6.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