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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6 23:49:51瀏覽293|回應0|推薦1 | |
前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健壯先生(現任博理基金會執行長)與前新新聞資深主筆顧爾德先生(現任博理基金會主任研究員),日前在誠品信義店《秩序繽紛的年代》系列講座中與讀者分享他們在新聞界從業二十年來的觀察。《左岸歷史報》將依序刊出座談會部分內容,本期先與讀者們分享王健壯先生漫談他的媒體觀察。 三十二年前,我還在跑省政新聞的時候,那時候的報紙還是三大張。那時雖然我跑的是台灣省新聞,但我發的稿子,內容不管是省政的小型鄉村建設計畫,或是某北部地區的發展計畫,這些公共政策新聞大概都可以上到報紙的一版頭條或二版頭條。還有一年,我全省巡迴寫報導,談的是社區小型建設,我寫了六篇系列採訪報導,內容是關於苗栗的河流、高雄的污染問題等等。那時這些都可以上到報紙的重要版面。但是現在地方新聞難以上全國版面,除非有激烈的後續效應。 過去的報紙,雖然只有三大張,但是對公共新聞很重視。我在當記者的時候,不管是總編輯召開的編輯會議,或者報老闆開社務會議,對新聞的檢討非常多,但報老闆或總編輯從來不曾用銷售來指責編輯部門,責怪他們用某個新聞做頭版標題導致銷售下滑,也不會指責這種新聞沒有人願意看。那時候的編輯會議、社務會議從來不曾用數字來檢討新聞。現在的情況不一樣,我回《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的三年間,每次開會都講同樣的一句話:「這個新聞有人看嗎?」「這個新聞有賣點嗎?」「這個新聞放在超商會增加零售嗎?」連我自己也變得那樣世俗了。 以上兩個小故事,我是想提醒各位,三十年來,台灣的新聞變了,最重要的轉變在於新聞「定義」的改變。以前我們定義什麼是新聞,它可以上哪個版面,這些標準現在已經截然不同了。當然定義改變因素很多,簡單地說,政治改變媒體的定義、市場改變媒體的定義、科技改變媒體的定義,這三樣東西在這三十年來徹底改變媒體的定義,當然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現在跟過去最大的不同是,過去我們編報紙的人,跟讀者的關係是「你應該知道什麼新聞」。現在辦報紙的人想的是讀者喜歡、想要什麼新聞,只要讀者喜歡就提供給他們。如果讀者想要淫醫獸父,我就給你淫醫獸父的新聞,如果他們喜歡刺激、戲劇性的新聞,報紙就會給他們這些新聞,目前的電視新聞是明顯的例子,報紙也是如此。 在政治影響媒體這一點,政治上的對立造成台灣報紙變成歐洲媒體常見的「政黨傾向的媒體」(Partisan Press),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改變。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具備多少的「公共性」(Publicness)。毫無疑問,「公共」這個概念是從哈伯瑪斯那邊引申出來的。我這裡提出幾個名詞各位先放在心上:公共性、公共領域、公共文化、公民、公民意識。為什麼我要把這幾個名詞讓各位放在心中?「媒體的公共性」與「公共性媒體」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媒體的公共性是一種態度,是一種價值,以《經濟學人》這個雜誌來說,它是有意見、有立場的一個媒體,它並不會假裝中立。 關於價值,今日我們看台灣所有的報紙,我們的政治新聞是權力中心的新聞,是兩黨權勢人物的新聞,我們看不到權力以外、權力背後的東西。我們的社會新聞,都是淫醫獸父狼教授之類的新聞,看不到跟弱勢者相關的題材。我們看財經新聞,比方說今天報紙上說我們二○一○年的經濟成長率可達到八點二四,但是我們貧富差距也達到八點二二倍;我們的總預算一兆多,但明年的舉債達到四千兩百億,國家總債務到五兆;主計處預測明年的GNP是一萬八千五百多美金,比現在一萬六千多美金還多。 我之所以講這些數字,是因為這些數字都放在頭版,但是這些數字背後的意義我完全看不到,沒有一個記者告訴你八點二的經濟成長率跟八點二倍的貧富差距這中間的關連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一般大眾感受不到八點二的經濟成長率或一萬八千五百多美金的 GNP,記者本身沒有深層地往這個方向挖掘,他們沒有這個態度、沒有這個價值。 至於我們的談話節目,並不是說不能有政黨的觀點,但是沒有態度和價值的話,就沒有基本的是非。所以我在報館的編輯部常常講,我們面對鍵盤的時候、拿起筆來寫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政治新聞,永遠要記得,你是公民,不是選民。我們的選民身分,在離開投開票所的時候就已經暫時放下了,直到下次選舉才恢復選民身分。但是看看我們的談話節目和報紙的政治版面,沒有彰顯公共性的態度和價值。每一個記者在執筆寫新聞、拿麥克風表示意見的時候,他還是選民的身分,而不是公民,這個差異很大。 我昨日在美國《編輯與出版人》月刊中讀到一個最新的統計數字,美國到現在還將近有一億人是在看紙本的報紙,還有將近四千萬人訂報紙。這是美國的情況。據台灣報業朋友表示,雖然台灣四大報的平均發行量最近又掉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但還是有很多讀者在看報紙。所以我們媒體工作者要思考:「新聞究竟對眾人是否還有影響力?」假如我們的讀者或觀眾,對於新聞本身公共性的需求沒有表現出來,對一個媒體的負責人而言,基本上為了滿足讀者的喜好,就會大量提供非公共性的新聞,他就不會花很多篇幅報導國光石化的海豚、不會報導大埔農地的徵地事件、不會報導六輕事件,更不會花太多時間報導中科開發案環保跟產業利益的衝突。它頂多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不會告訴你背後的東西,為什麼呢?這是讀者沒有讓它們瞭解到自己有這個需求。 所以,雖然媒體在扮演公共性角色是有責任的,但受眾,包括我們讀者,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們沒有清楚讓它瞭解我們要的是哪種新聞。以上幾個故事和例子,是我針對這個題目的一點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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