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與寶玉：心猿意馬的兩顆頑石

   晚明清初的反理學風潮就不只是高標人欲情欲，更興起一股「才士傲誕之風」! 趙翼總評此風：

  

此等恃才傲物，驅馳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唯恐失之。可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盪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13]

 

悟空與寶玉的出現亦需置於此「才士傲誕之風」，其頑石活寶形象誠屬「恃才傲物，驅馳不羈，宜足以取禍」，亦蔚為一時盛事也。如果說晚明的情欲化風潮中，李卓吾凸顯了楊朱為我之個人私利，公安性靈派凸顯自我性情，《金瓶梅》凸顯色欲財欲權力欲，那麼，悟空與寶玉則凸顯了比「情欲化」更深刻之「才性化」。而其實《金瓶梅》主角西門慶的形象也絕不只是簡單的慾海淫魔之化身，除了性能力之外，更展現出強烈旺盛的權力野心與能耐本事，論者指出：西門慶「是一個脫軌的游離分子，跨上了權勢、財富、風月的野馬，奔馳於家庭倫理道德體系之外」，在官場、商場、歡場之間縱橫遊走，左右逢源。[14]換言之，西門慶已然展現出一種充滿生命力強度的才性美學。所以雖與《紅樓夢》裏的賈璉、薛璠屬同一流的劣紳淫棍，西門慶的形象魅力卻不可同日而語，遠超乎賈、薛之輩，足以媲美《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老卡拉馬佐夫。

西門慶是土豪劣紳版的「才士傲誕之風」，悟空與寶玉則以各自的「武士」與「文士」形象直接展現「才士傲誕之風」，將中國的才性美學帶到前所未有的強度與高度。

悟空的「潑猴」形象包含了浪漫主義常見的野蠻人，兒童，瘋子之綜合體，一個質野無文，「驅馳不羈」的狂躁過動兒。「過動兒」形象結合「武士」、「戰士」，將悟空打造成一個新型的「少年英雄」。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亦不乏少年英雄類型，《三國演義》的白袍小將趙子龍，《隋唐演義》的神力少年李元霸，《封神演義》的哪吒三太子，當然還有《水滸傳》的黑旋風李逵。悟空的形象混雜吸納了這些前輩少年英雄的影子，而鎔鑄成一個極盡飛揚跳脫，詼諧瑰幻，突梯變化之能事的「滑稽之雄」! 悟空形象之魅力與精采可以媲美希臘神話史詩之第一少年勇士神行太保阿基里斯，允為中國的阿基里斯。

寶玉的才性美學則是直承魏晉名士風流。劉劭的《人物志》從人之情性才性、形質氣質來品鑑人物。《紅樓》作者很明顯的是遙承劉劭的《人物志》書寫，將其轉化為「閨閣昭傳」，整部《紅樓》就是一部女兒國之《人物志》，大觀園十二金釵之「品花寶鑑」。乃有寶玉的「女兒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之兩性哲學：女清男濁，女靈男渣，女尊男卑。這套兩性哲學看似離經叛道，驚世駭俗，其實仍訴諸傳統的氣化宇宙論之陰陽五行圖式，只是刻意將陰陽位階顛倒過來，故仍沿襲氣化宇宙論清濁浮沉之形容語。正如牟宗三之形容名士境界：

然則「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清則不濁，逸則不俗。俗者，風之來而凝結於事以成為慣例通套之謂。順成規而處事，則為俗。精神溢出通套，使人忘其在通套中，則逸。逸者離也。離成規通套而不為其所淹沒則逸。逸則特顯「風神」，故俊。逸則特顯「神韻」，故清。

 

寶玉追求的不正是此「清、逸、神、俊」之名士境界？套入其「女清男濁」之兩性論架構，乃造就其混跡花叢脂粉圈之「花美男」形象。借用德勒茲與瓜達利的用語，孫悟空的「潑猴」形象是「變為-兒童」(becoming-child)、「變為-動物」(becoming-animal)，寶玉的「花美男」形象則是「變為-女性」(becoming-woman)，「變為-女孩」(becoming-girl)，「變為-花草」(becoming-flower)。

這兩種形象作為中國古典才性美學的兩個高峰，又反映了什麼樣的「思想

意象」？如果說孫悟空是「心猿」，桀驁不馴，飛揚跳脫，那麼，真正寫活的「意馬」當然不是《西遊》裡的龍馬，而是寶玉。玉者，欲也，意欲也，意淫也。號稱古今第一淫人與情癡情種的寶玉當然是「驅馳不羈」的第一意馬。

悟空與寶玉這兩顆石頭正象徵著「天地之逸氣，人間之棄才」。寶玉以「花美男」形象重塑「文士」風流！悟空則以「潑猴」形象重振「士」最原始涵意之「戰士」、「武士」形象，塑造出中國式阿基里斯之少年戰士神行太保。《西遊》與《紅樓》作為兩顆石頭之寓言，象徵著「逸氣」、「棄才」之名士「才性美學」與儒家「德性倫理」之扞格衝突！二者皆反映了晚明清初第二帝國後期之士大夫困境之「社會政治狀況」，以及陽明心學發展之「思想文化狀況」。悟空與寶玉作為兩個頑石活寶，可視為「陽明心學的才性化」！正如余國藩指出：

歷史上的玄奘特好《心經》。作者處理《心經》與唐僧之間的特殊關係，便是藉悟空的性格。小說中的敘述者，向稱悟空為「心猿」，他不但肩挑護師西行的重擔，而且還是唐僧心性的指導者。[15]

   三藏與悟空師徒關係之滑稽不倫可視為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帝國儒學內部衝突。三藏之迂腐代表程朱理學之制式僵化，悟空之飛揚跳脫不羈則象徵陽明心學末流的才性化與童心化。緊箍咒意味著心學對理學的批判仍屬「內在批判」，並無意跳脫帝國儒學體系本身之思想意象之框架，而是要補充之、完善之。

   如果悟空是心學末流，觀世音當是陸王心學乃至孔孟儒學之正宗，玉皇大帝影射明朝皇帝之昏庸，如來佛則指向晚明民間流行的「三教合一」理想！

《西遊記》與《紅樓夢》作為兩顆石頭的寓言，其真正寓意就是：「心猿的馴化」與「意馬的逃逸遁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