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寫的語用學」看文言文的「存在的理由」

關於「文白之爭」，有沒有可能跳出藍綠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來看待文言文的存廢問題？有的，我建議採取一種「實用主義/語用學」(pragmatism)的觀點，從台灣當下的中文實際使用狀況來評估文言文的實用價值。

   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發生一「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從笛卡爾、康德之現代主體哲學之「意識典範」轉向「語言典範」。此「語言學轉向」至二十世紀下半葉，更進一步發展為「語用學轉向」(pragmatic turn)，發端於後期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language game )，強調「意義即使用」，語言的意義須置於語言使用的實際脈絡語境(context)來理解，不同的語言使用方式有如不同的遊戲規則，一種「語言遊戲」對應著一種「生活形式」。英國哲學家奧斯丁繼而提出「言說-行動」理論(speech-act)，將語言的使用脈絡與吾人日常實踐的行動脈絡直接連結起來，使西方哲學之「語用學轉向」進一步發揚光大。

   但無論維氏或奧氏所設想的語用情境幾乎都是口語說話。其實語用學的研究對象不應局限於「說」，也應涵蓋「寫」，所謂「語言」本就是「語/文」，應同時涵蓋口語說話(speaking)與文字書寫(writing)。 關於文言文存廢，吾人建議從一種「書寫的語用學」觀點( pragmatics of writing)來超越藍綠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將問題表述如下：

無論你認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只要仍使用中文(或曰「華文」、「漢文」)來書寫，就必須多讀文言文，才寫得出好文章。

   這裡當然涉及中文本身的特性。眾所周知，西方語言是拼音符號系統，以語音之差異來區別語義之差異。中文則是非拼音之書寫符號系統，以字形之差異來區別語義之差異。因為中文不是拼音系統，同音字很多，所以無法在電腦上直接拼音書寫，看中文電影亦需有字幕。因此中文之符號指意模式(significat-ion)自然會偏向以文字書寫之字形辨識為主導模式。華人學習西方語言時，習慣以中文書寫之字形辨識記憶模式來學習西方拼音符號，往往事倍功半，不得要領。就中文的實際使用狀況，口語與書寫的差距遠大於西方語言。

環顧當代的中文書寫狀況：胡適推行白話文運動以來，今日中文媒體上的各類書寫，請問有幾篇文章是用純粹口語寫成的白話文，恐怕只有給兒童看的童書符合胡適的白話文標準。絕大多數的文體都是「文白夾雜」，報紙社論是「文白夾雜」之中文作文典範。

  且容本文來一個「自我指涉」、「自我反身性」(self-referential, self-reflexive)的提問：

在今日這場「文白之爭」的學術研討會中，請問，有哪篇論文可以用純粹的口語白話寫成？有哪一篇不是「文白夾雜」？

強烈主張「去文言文」的學者，請為我們示範用純粹的口語白話寫一篇中文學術論文！

關於中文書寫很難完全口語化、白話化，我因為學習法文的經驗而有另一層體會。我發現法文的句法結構較英文嚴謹，英文又較中文嚴謹（據說德文與拉丁文最嚴謹）。正因為中文的句法結構較鬆散，所以在書寫表達上，須廣泛借用文言文與古典詩詞的句法與詞彙，文章才能寫得精煉漂亮！

     在當代中文的日常用語中，人們仍常講「有條不紊」，其實語出中國最古老典籍《尚書》！(〈盤庚上〉：「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或是「小心翼翼」(《詩經·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自暴自棄」(《孟子 離婁章句上》)，「飛揚跋扈」(《北史·齊高祖纪》，杜甫《贈李白》)、「炙手可熱」(杜甫《麗人行》)，仍是當代中文書寫的常用成語。至於孔夫子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篇》)，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太史公的「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不僅仍是中文書寫的常用句型，即使在日常口語中也是朗朗上口。

   包括台獨最愛講的「正名運動」，不也是直承自孔夫子「必也正名乎!」之思想旨趣？有什麼比「正名」二字更能精煉濃縮傳神地表達「改國號，立正朔」之台獨建國精！換言之，「正名」一詞是不折不扣的文言文! 這證明文言文仍是一種活的語言，活的中文，活在當代中文語境的日常使用中！獨派要徹底「去文言文」，恐怕得先給「正名運動」換個名字。叫「正名」，不嫌魯(儒)味太重，太封建了嗎？

   記得數年前的一波文言文存廢爭議中，五月天樂團的主唱阿信曾站出來肯定文言文的重要性。五月天的深綠光譜自不待言，所以阿信的立場頗能代表一個具有中文創作經驗者跨越統獨的中肯發言，也印證本文的「書寫語用學」立場：

無論你認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只要仍使用中文書寫，就必須多讀文言 文，才寫得出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