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首次訪華追憶

                                 尼克森

    在動身去中國的幾天以前，我邀請法國大作家和哲學家安德列·馬爾羅到白宮
來做客。

    馬爾羅30年代就在中國認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從那時以來斷斷續續地和他
們保持著聯繫。他在他的《反回憶錄》中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描寫，是我在為訪華進
行準備時所讀的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讀物之一。

    馬爾羅那時已70歲。歲月並沒有減弱他思想的光輝或言詞的敏捷。他講的優美
法語即使經過國務院譯員的過濾，也是精闢而獨特的。

    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同他談話時，問到他幾年以前他會不會想到中國領導人會同
意會見一位美國總統。

    他回答說，“這個會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了越南戰爭？”我問。
    “啊，是的，即使這樣。有一個時期，中俄之間的友誼曾是晴空無雲，他們讓
俄國的武器經過他們的領土運往越南。但是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聰明的騙局！

    “對毛來說，中國是一個大陸——它自成一洲，像澳大利亞一樣。惟有中國是
最重要的。如果中國有必要接待桑吉巴的蘇丹，它是會這樣做的。或者對美國總
統也是這樣。中國人並不在乎。”

    我請馬爾羅講講他對毛的印象。他說，“5年前，毛擔心一件事：美國人或者俄
國人用10顆原子彈就可以破壞中國的工業中心，使中國倒退50年，而在此期間他自
己會死去。他對我說，‘當我有6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我的城市了。’”

馬爾羅說他不懂毛說這番話的意思。“毛接著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對我們扔原子
彈。’這話我也不懂，不過我給你復述一下，因為一個人不懂的話才往往是最重要
的話。我沒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麼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不向毛提很多問題的。”

    馬爾羅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和他的想法。

    那天晚上我在住宅裏為馬爾羅設宴，在進餐時他就我應該怎樣同毛談話提出了
一些意見。

    “總統先生，你將會晤的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
最後一幕。你可能以為他是在對你說話，但實際上他將是對死神說話……你去跑一
趟是值得的！”

    我又問他，毛身後會發生什麼情況。馬爾羅回答說，“正像毛自己所說的，他
沒有繼承人。這話他是指什麼說的呢？ 他的意思是，據他看來，偉大的領袖人物—
—邱吉爾、甘地、戴高樂——是世界上不會再出現的那種醫治創傷的歷史事件的產
物。從這個意義來說，他認為他沒有繼承人。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16世
紀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總統先生，你是在理性範圍內行事的，但毛卻不是。他腦子裏有個幻象，這幻象迷住了他。”

    我說，許多偉人都有這種神秘的氣氛。認識林肯的人說，他們經常覺得他注視
著地平線以外，仿佛在他目光集中的地方天地之間有一片場地似的。他在遇刺的那
天對內閣閣員談到前一天夜裏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一艘“難以形容的怪船”
上，以極大的速度駛向飄渺的彼岸。我說，“我們不知道那個海岸在哪里，也不知
道情況怎樣，但我們必須避開淺灘，設法到達那裏。”

    馬爾羅說：“你說起避開淺灘到達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即使你
和他都知道存在著淺灘，你們誰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麼東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
口是死神。”

    後來，在喝咖啡時，馬爾羅對我說，“你即將嘗試本世紀最重大的事業之一。
我想到16世紀的那些探險家，他們出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但往往發現了一個
截然不同的地方。總統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天夜晚會見結束時，我送馬爾羅上車。當我們站在北廊臺階上時，他轉過身
來對我說，“我不是戴高樂，但我知道要是戴高樂在這裏他會說些什麼。他會說：
‘所有理解你正在著手進行的事業的人都向你致敬！’”

 ***** ***** *****

    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

    我們在上海作短暫停留，讓中國外交部官員和一位中國領航員登上飛機。一個
半小時以後，我們準備在北京降落。

    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鐘後停在候機室前。門開了，派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
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
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
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我被介紹給所有中國官員，然後站在周的左邊，其時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在
共產黨中國心臟的颳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麼激動人心。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
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呵。”當我們到達北京中心的
天安門廣場時，他指給我看一些建築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員下榻的地方等候我們，那是兩座很大的政府賓館樓。我們在
起坐間喝了茶，然後周說，他相信大家在國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我正準備洗個淋浴，基辛格闖了進來報告說毛主席要會見
我。那天深夜，我寫下了會見時的氣氛。

    日記

    亨利氣喘吁吁地走進房間告訴我，周在樓下，說主席現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見我。
亨利下樓去了，我等了大約5分鐘，然後我們乘車去毛的住所。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
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
索了。”周後來告訴我，他患了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並不知道
這件事。

    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他表示他所應得的尊敬。房間裏站有兩三個文職
和軍職人員，在談話進行了大約10分鐘後，周揮手讓他們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
他們仍舊站在前廳裏看著。

    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1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
話的記錄裏大概沒有寫進去。

    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亨利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
只會進行10分鐘或15分鐘，卻延續了將近1個小時。我發現周恩來已經看了兩三次表，便意識到大概應該結束了，免得他過分疲勞。

    值得指出的是，周後來在全體會議上不斷地提到我們同毛的會晤以及毛說過的
話。

    為了把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記錄下來，幾名中國攝影記者趕在我們前頭擁進會場。
我們都坐在長方形房間的一頭圍成半圓的軟沙發上。當攝影記者還在忙碌的時候，
我們彼此先寒暄了一會兒。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
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
有什麼可學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
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儘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
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他說，同時揮動了一下手，這個手勢可能指我們的會談，
也可能包括整個中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我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麼？”

    當我提的問題翻譯出來時，毛發笑了，但回答問題的是周恩來。“一般地說，
我們叫他們‘蔣幫’，”他說。“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
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毛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毛談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嚴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個特工人
員，”我說，“但只有他能夠在行動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12次，來北京一次，而
沒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兩三個漂亮的姑娘。”

    “她們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說，“我是利用她們作掩護的。”
    “在巴黎嗎？”毛裝作不相信的樣子問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護的，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我說。
    “這麼說，你們常常利用你們的姑娘囉？”毛問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護，麻煩可就大了。”
    “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周說，這時毛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談到我們的總統選舉時，毛說他必須老實告訴我，如果民主黨人獲勝，中國人
就會同他們打交道。

    “這個我們懂得，”我說。“我們希望我們不會使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著說。

    “當主席說他投了我的票的時候，”我回答，“他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的。”
    “我喜歡右派，”毛顯然開心地介面說，“人家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希思
首相也是右派。”    “還有戴高樂，”我補充了一句。

    毛馬上說：“戴高樂另當別論。”接著他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
民主黨是右派。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
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說。

    談話轉到我們這次會晤的歷史背景，毛說：“是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森總統
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接觸。他說，尼克森
總統跟詹森總統一樣壞。可是葉海亞總統說，‘這兩個人不能同日而語。’他說，
一個像強盜——他是指詹森。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個印象，不過我們不大喜歡
從杜魯門到詹森你們這幾位前任總統。中間有8年是共和黨任總統。不過在那段時
間，你們大概也沒有把問題想通。”

    “主席先生，”我說，“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
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在我們
這方面還認識到，事關緊要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其
他部分和對我們的政策。”

    “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裏是冒
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
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只爭朝夕。”

    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話，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著說，“我還想說明一點，就個人來講——總理先生，我這也是對你說的
——你們不瞭解我。既然不瞭解我，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會發現，我絕不說我做
不到的事。我做的總要比說的多。我要在這個基礎上同主席，當然也要同總理，進
行坦率的會談。”

    毛用手指著基辛格說道，“‘只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種人說話
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顯然我們免不了又要聽另一番貶低自己的話了。“比如
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
主義。”

    “像我這種人，”我說，“還有匪幫。”

    毛探身向前，微笑著說，“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被打倒之列。”接著，他
指向基辛格說，“他們說，他這個人也不屬於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
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說，“我們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
結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偉大國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沒有那麼出名。我也出生於一個很窮的家庭，登上了一個很偉大的
國家的最高地位。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來了。我們具有不同的哲學，然而都腳踏實
地來自人民，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全世界。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在我們告辭的時候，毛說：“你那本《六次危機》寫得不錯。”
    我微笑著搖搖頭，朝周恩來說，“他讀的書太多了。”
    毛陪我們走到門口。他拖著腳步慢慢地走。他說他身體一直不好。

    在人民大會堂同周舉行的第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談，由於臨時插入的同毛的
會見而被打斷了，我們只來得及就會談進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歡的方
式是，一方在一次會談中闡明他們對某個問題的觀點，另一方則在下一次進行回答。

    這次訪問最困難和需要小心對待的部分是發表聯合公報。我重申了我們對這件
事採取講求實效的態度。“像這樣一次舉世矚目的首腦會議，”我說，“通常的做
法是，像我們就要做的那樣開幾天會，經過討論，像我們也會做的那樣發現意見的
分歧，然後發表一篇含糊其詞的公報，把問題全部遮蓋起來。”

    “如果我們那樣做，就會不僅欺騙人民，而且欺騙自己。”周回答說。

    或許是因為我提到了對立的原則，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說：“正像你今天下
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當年不想這樣做。”

    我反駁說，“可你說你也不願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來是會握手的。”
    我說，“那好，讓我們握手吧！”於是我們隔著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這個話題似乎使周興奮起來了。他接著說，“杜勒斯的副手沃爾特·比德爾·
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違反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他只好用右
手拿了一杯咖啡。因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搖了一下我的手臂。”在
場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來。他又說，“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
為國際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
情況並不是這樣。”

    第二天晚上，周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陪我們去看京戲。他們安排了一場專場演
出，是大型節目《紅色娘子軍》。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
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
抱負的女演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
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沒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
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的。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
說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
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說好像是酒精中
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都
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
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
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說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
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沒有早一
點到中國來？”當時，芭蕾舞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答理她。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動以後，基辛格同副外長會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報的
每一個新草案。有時周同他們一起工作；有時基辛格走過兩棟賓館樓之間的小橋來
向我彙報他們取得的進展或者遇到的問題。由於晚上還要進行這些談判，我們沒有
幾個人能夠睡多少覺，基辛格則幾乎完全沒有睡覺。

    我們長時間的討論得出了我們預料的結果：雙方都認為存在著分歧，這些分歧
要在公報中反映出來。主要由於基辛格的談判手腕和周的通情達理，中國人終於同
意採用十分緩和的公報措詞。

    我們發現中國人看起來比較容易相處，原因之一是他們一點也不驕傲自負。他
們和蘇聯人不同，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
的。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甚至連江青也不
例外，當我對她說她的芭蕾舞給我多麼深刻的印象時，她也說，“我高興地知道你
覺得它還可以，但是請你講一講有哪些地方要改進。”周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瞭解
和克服自己的缺點，我就不禁想到赫魯雪夫怎樣吹牛皮說大話，和他相比中國人的
態度要健康得多。我當然知道，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態度，他們有意作出決定要這樣
來看待自己，事實上他們絕對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學極端優越，認為總有一天要勝
過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學。

    然而，我發現自己對這些嚴肅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發生了好感。派特和我遊覽
紫禁城時，陪同我們的是72歲高齡的國防部長葉劍英元帥。

 ***** ***** *****                     

    他是一個有巨大內在力量的極其可愛的人。他講了一句有趣的話，說美國音樂
和中國音樂似乎能夠互相配合，美國記者和中國記者也合得來。我覺得他這個看法
很對，特別是那些比較深沉和敏感的美國人，而不是那種好鬧磨擦的大嗓門的美國
人，這後一種人是使中國人感到反感的。我們的關係有一個好處，今天的美國人不
像19世紀末葉的美國人，同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人不大相同。我們不驕傲——
我們近乎天真地誠心誠意喜歡別人，想同他們融洽相處。我們往往不夠細密，不過
再有幾個世紀的文明，我們就會好一點。正是中國人的細密給了我最深刻的印象。
我聽人說過，也在書籍和引語中讀到過中國人的這種細密。當然，周恩來不僅有中
國人的細密，而且還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廣泛的經驗。

    在我們的交談中，年齡是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

    我們見過的中國領導人無不對美國整個代表團比較年輕特別感到驚訝。在我們
第一次會談時，周專門點到德懷特·查平，他只有31歲，看上去甚至還要年輕一些。

“我們的領導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他說。
“我發現你們有許多年輕人；查平先生很年輕，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負責東亞和
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是56歲。

    儘管我比毛澤東幾乎小四分之一世紀，我是把這次訪問當作我能為中美關係出
力的最後一次機會來看待的。我回國後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記時曾說，“其實我大概
比他們還要老，我只有10個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4年零10個月，我必須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對我來說，甚至比對我們來說更是關鍵的時刻，盡管在通常的意義上他們比我年紀大。”

    一天下午，我們談到解決問題要有耐心，這時周說，“我等不了10年。你可以
等10年。總統先生也許會第三次當選。”

    “這是違反憲法的，”基辛格插話說。

    周說，“等4年，你可以再競選嘛。你的年齡准許你這樣做。但是，對中國現在
的領導人來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們太老了。”

    “總理先生，”我回答說，“美國的前任總統像英國國王一樣，責任大，但沒
有權。我指的是卸了職的總統。”

    周說，“可是你的經歷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你兩次擔任副總統，接著在選舉中
失敗，後來卻又贏了一次。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

    訪問結束時，在上海發表了我們的聯合聲明，後來被稱作“上海公報”。

    回顧在中國度過的那一個星期，我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
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而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
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
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
人。

    這次訪問給我留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我和毛澤東會
晤的時間太短，又過於正式，使我對他只能有一個膚淺的印象。可是我和周舉行過
許多小時的正式會談和社交場合的交談，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華和朝氣。

    世界上的許多領導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貫注于某一事業或問題，周恩來卻不然，
他能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知識的淵博是驚人的。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不能再見面
了。我覺得，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並且不可避免地有點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們之間卻已經形成了相互尊敬的個人關係。

    （摘自《尼克森回憶錄》理查·尼克森著)